龙应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1.「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型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3.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 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