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节制与主动――世界战略格局演变中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选择

对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微妙时刻。在陈水扁再次当选台湾“总统”、岛内独立倾向进一步明朗化后，大陆对台湾岛未来的政治走向，已经无须再有其它研判。中国所面对的，是一是更加棘手的台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精力的牵制和对国家意志的挑战，将明显不同于以往。更为复杂的是，一直存在的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中看起来已变本加厉，美国正日益扮演起一个与过去有所分别、但为中国所不乐见的角色，其对台政策已由模糊转向清晰。有媒体报道，在不久前的台湾“汉光”演习中，美方也派出了军事人员，进行现场观摩和指导。人们从美国及美台互动的一些情况，不难发现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美国下一步军事战略重心及全球军事部署，正调整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二是美台的实质性军事同盟关系，也正在成形。在伊拉克战争结束、美国初步将主权称交给伊拉克后，美国对华政策，在口头上温和的同时，在实际动作层面，正日益显示出其强硬面。美国还会坚持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致力于在海峡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还是如2001年时美国总统布什所说过的，会以“武力保台”？从近段时间美国更深地介入台海事务、美国国会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等事态来看，美国对台政策，已步出原先的两岸平衡战略，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

在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倾向愈演愈烈、陈水扁信誓旦旦要在其第二任期内进行“公投制宪”和“更改国号”的非常事态下，美国的战略走向及美台军事合作的加强，反过来不能不加大中国政府的担忧，促使中国下定决心，要加速处理统一问题，以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为防止中国对台政策底线在短期内被突破，或者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被突破之后、防止台海争端严重冲击中国关键性的国家利益，中国今后的选择已极其有限，似乎只剩下了武力一途。如果中国选择在近期内“以武反独”和“武力统一”，届时，由于美国因素的显著存在，中美台之间的三方博弈，将会给三方和东亚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已经为它捏了一把汗。在美国或明或暗显示将以武力介入台湾事务的情况下，中国无疑处境惊险。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在近一段时期的变化？中国又该如何在危机中权衡抉择？

一、中国反恐“红利”有所流失

为什么在伊拉克战争稍事停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压力有所缓解之后，美国对台海的介入程度立刻大幅度提升，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迅速提高？可以这样说，自“9•11”事件以来，中国在美国反恐战争中所获得的“红利”，在历时3年后，如今已有流失。

有心的人们应该记得，在三年前布什总统刚刚上台时，美国一度修改了克林顿时期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而代之以“战略竞争对手”关系，2001年4月发生中美军机相接事件后，两国关系还曾一下子跌至谷底。就在美国计划在东亚西太平洋组建亚洲版“小北约”、中国担心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陷入对抗的时候，还好，“9•11”事件后的美国转移了自己的视线，开始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其新的战略重点。美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本•拉登和萨达姆，接二连三开战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也就无暇他顾，反而要寻求中国对其反恐事务的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在过去几年间因此大为减轻。

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美国的战争行动，平息了国内的报复情绪，其反恐战略也因之告一段落后，中国对美国的利用价值，也开始大打折扣。对中国来说，在过去的几年间，相应于美国的反恐需求，中国对美国反恐事务的不加反对甚至赞同、和在此期间支持美国的反大规模武器扩散政策帮助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它们都构成了中美相安无事的战略筹码，也成了中国借助美国压力、防止台湾局势向不良方向演化的法门。丛林世界的大国关系，本质来说仍是利益互换，中国在处理最关心的台湾问题时，如要获得美国的理解和尊重，就必须寻找到能够牵制美国的力量，使美国感觉到在处理一些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战略合作。

事实上，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从长远趋势来看，中国可以用来牵制美国的力量，也正在逐步成形，然而，就短时段来看，这些力量又还不足以有效对美国形成制约。而基于目前的台海形势，中国当下最渴求的还是在短时间里能够发挥作用的东西。

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战略牵制因素，美国在中东横刀勒马，东亚世界就稍显得平和安宁，中国在台海事务上就有了行动自由空间。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处在中国之侧的朝鲜核危机，本来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筹码。然而，在朝美经过几轮会谈、这场危机现在看来得到一定控制、事态相对平息，和美国对短期内解决朝鲜核问题、已基本不抱希望后，中国的此一战略筹码，眼下也已面临丧失的危险。

中国应该看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并非毫无缘由。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有其基本面，这一可称这为战略传统的东西，并不会轻易发生剧变。“9•11”事件后的中美关系，人们不能仅仅看到战略合作，在握手言好的事物增多的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没有消失，甚至应该说还有所增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在亚洲所进行的军事部署，对中国所形成的政治军事压力，近年来有加大的趋势。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理解中更多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一个正在复兴中的中国，因此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需要防范的对象。

二、看待中美关系的“另一只眼”

单纯从中美间的互动来看，在伊拉克战争已成历史后，中国近况当然不妙。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压力减小，就可以放心大胆腾出手来，着手准备因台湾问题而可能引发的中美军事冲突。但是，中美关系又并不全是中美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关系，需要记住，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在世界政治主要还是大国政治的现实场景中，中美关系实质上又是世界格局中的国家间关系，必须把它放到作为总体的全球大国关系的复杂网络和框架里，来进行思考定位。

从中美关系作为中美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和作为世界战略格局特别是大国网络中的国家关系这两个层面来论，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张旗鼓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反恐行动，给中国带来了喘息之机。其中的原因在于：其一，从中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因为反恐而精力分散，无暇同时与中国叫板，反要与中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合作；其二，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角度看，伊拉克战争使美国老盟友翻脸，中国与其它大国间有了提升关系的更大空间，这对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制约。

人们一般看重前一点，而容易忽略后一点。看重前一点的结果是：在美国不再如去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样承受着强大的军事压力时，人们对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加强军力部署、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中的困难，开始背负浓烈的悲观情绪。而时间再放长一些，从两极体制终结后近十余年来中美互动的情况看，在中美关系层面上，又确有理由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在“局部恶化”。无论是克林顿时期的遏制性接触政策，还是后来小布什政府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美国在多数时间里，对中国的压力都是在增强而不是在减弱。

仅仅从中美关系着眼，中国当然没有什么好乐观的。但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分歧，却正在使传统的大国关系，出现了重新洗牌的大转折，原先的“西方盟友”内部分裂，而代之以新战国时代的新一轮纵横摆阖，紧随超级大国之后的那些大国们，从霸权意志的独行其是中，忽然领悟出了彼此加强联合的重要。当下的世界政治，因此呈现出两种意志间的紧张：法德俄中印等国抵抗霸权的清楚意识，与美国坚持全球领导的霸权追求。在这两种意志的较量中，以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所谓“阵营”分野已没有意义，中国成了其它大国拉拢联合的对象，两极格局瓦解后一段时期内其它大国联手制裁中国所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压力，业已烟消云散。换句话说，在全球大国关系的复杂互动中，中国不再是两极格局瓦解之初时的单纯受害者，而慢慢转变为了受益者。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其实又在“整体改观”。

因此，当我们谈论美国反恐带给中国的“红利”的时候，应该看到所谓的“红利”，实际上如上所说存在着两个方面。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从直接的中美关系层面而言的“红利”，无疑业已消失，中美关系又开始进入新一轮不稳定期。但我们又并不能说，伊拉克战争所带来中国的所有“红利”，都已经了无踪影，大国关系重新洗牌、中国在大国网络中相对以往的有利位势，这一伊拉克战争的成果，并未随美国的战略调整而丧失，相反，作为一种早就活跃在过往历史中、现在被激发出来的政治意志，它还在加强而非减弱。

当下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职是之故有忧有喜。未来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变好还是变坏，将取决于是“局部恶化”压倒“整体改观”，还是“整体改观”压倒“局部恶化”。

三、美国也在微妙中

站在中国来看，美国当前是在对中国进行围堵，换个位置来思考：在世界总体表现出两种意志的较量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乍腾出手来，就马上就开始对中国重新围堵？美国究竟是如何考虑中国和世界的呢？

从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格局的演变角度看，事实上，有危机感的不仅是中国，美国同样处在焦虑中。伊拉克战争激发了世界两种意志间的对抗，对于小国们来说，这是一个更加难以惴测的世界，谁是值得依靠的盟友，谁是不能得罪的对象，它们在艰难作着选择；对于大国们来说，伊拉克战争则扫荡了原先大国关系中的许多暖味不清，它们的国家意志究竟系于何处、下一轮该如何展开合纵连横，已经没有了太多悬念。在这新一轮大国关系洗牌中，美国无疑感受到了对其霸权的严重挑战，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在国家实力这个层面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各别国家能够与之比肩，但在其实力运用所背靠的价值支撑这个层面上，今天的美国已经不能与冷战期间、甚至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相提并论。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充斥着的是对美国的厌弃之声。美国的窘境不在于它的硬件实力是否衰落，而在于它是否还有追随者。一个威望受到损害、没有了追随者的帝国，不过是森林中孤芳自赏的显贵，没有谁敢去招惹它，但也没有谁愿意与它靠近，它也因此不再有那种林中一呼、应者云集的王者之气。

在美国所奉行的价值观再难以重现往日呼风唤雨神效的情况下，美国的焦虑不安在于：如果有其它大国在未来崛起，或一些大国实现了稳定的政治联合，那么，美国的霸权就会衰落。也因于此，今天美国似乎比两极世界瓦解后的任何时候，都害怕世界重新出现其它大国针对美国的联合。如果欧亚两大陆的法德俄中印等大国，其中的几个国家结成盟友，美国的影响力就将被排挤出这个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块，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北美岛国，其情形就有如英国对欧洲大陆。因此，美国必须防止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体，同时，还要防止任何大国在崛起之后令美国难以应付，它必须严密监视，力求控制住任一个可能的未来对手。

在决定能否保持住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时刻，美国因此丝毫不敢怠慢。但是，时势看来是在朝着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从全球和东亚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目前都处在相对有利的态势上：从全球层面看，中国与其它主要力量日益接近，在反对美国霸权上有共同需求；从东亚层面看，东北亚的中韩两国日益接近、朝鲜半岛与中国亲近程度增加，中韩历史同盟关系隐约重现，而东南亚国家不再把中国当作军事上的威胁，对中国的认同感提高。这两个趋势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利，也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政治主导权不利。美国必须阻断这一进程，它所担心的是，在这一进程已日趋加快其步伐的景观下，一旦稍有延缓，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家能力不断增强，它在未来要阻断这一进程，就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无论是中美双边关系，还是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中的中美关系来观察，中国应该了之于胸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选择加大台湾问题在约束中国文明复兴进程上的权重，其中的原因也就在于，以往美国所可以借重的遏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源，在近些年来已经因世界政治长远趋势在当下时间的激烈表现，而变得日益稀少，在没有其它更多的制约手段更能有效遏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才得以上升。

四、节制：在谋划长远中解套短期忧患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