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及其前景

一

作为集中反映集团意识、标志和利益(group sense,identity,and interest)的理念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到各国的国内与对外政策。民族主义唤醒、动员、推动人民去争取建立在集团意识和归属上的民族独立与主权，而不再依赖王朝血统、地域联结、或宗教认同来立国。民族主义系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精神产物。反过来，民族主义又是推动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因素。民族通常定义为“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其人民自认因共享诸多而相同”。这些共享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以及“一些特点如共同的人种，文化，历史，或一套习俗和传统”。[2]民族国家通常定义为“一个政权之下所有的公民分享一种共同标志(民族性)。其中的各个次一级集团……从属于一个中央的政府的控制”，这个中央政府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威。[3]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大小和人口组成通常由种种外界因素及其内部组织结构来决定。有些民族，通常大民族，常常实际上包括若干个次民族集团，以及那些不想独立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独立的“民族”。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可以导致一些现存大的“多民族”民族国家甚至“单一民族”国家的分裂，因为那些次民族集团会认为取得他们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自治将得大于失。[4]另一方面，现存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安全防卫上的深入一体化也会导致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自然增长。这一新民族主义意识将会使这些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或者类似民族的新实体，正如欧洲联盟和“新欧洲主义”所展现的那样。

对于改变政治地图、重组一个主权政治或者创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优异的政治工具。民族主义还是一个有效的政治武器，它常被用来寻求集团利益甚至对外寻求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目标，因而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许多次民族集团的政治和宗教领袖都曾经创立、利用乃至伪造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如果有合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被该次民族集团的大多数人所接受，成功地被合法化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引导这些人民努力去构造一个新的民族。尽管这一新创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时会显得很有些人为斧凿之痕。

所以，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进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实践中，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引发难以避免的冲突乃至战争。因为被新创的民族主义所影响的原来的次民族集团的人民必然要与现存的母国发生冲突。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以来，民族主义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主义集团与母国之间的斗争常常会变成国际事件从而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正在进展中的前南斯拉夫的种种内部冲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那里原来的次民族集团纷纷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引发源源不断、深入持久而又代价高昂的暴力冲突。

一个政治领导集团也可以有效地夸大一个自然的或创立的民族主义从而影响一个现存的民族。这样一种扭曲的或制造的民族主义可以有力地俘获一个或者数个现存的民族国家起来产生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和平和安全。这种在人造的民族主义或夸大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滥用，是过去的一百年多年中战争和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展现了一个“亚利安”纳粹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恶果和一个“八弘一宇”大和民族主义在亚洲的暴行。

总之，民族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这两个不同的来源难以明确划分，甚至常常会互相促进。一个民族的形成和成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本国人民和外国接受这一自然民族主义观点、民族意识和民族主权的种种要求常常与这一新兴民族的领袖和精英的努力推广、奋斗密不可分。民族自决原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准则，用来解决一个自然新兴民族主义必然会给世界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一个自然的民族主义会导致一个新民族国家或若干民族国家的产生；它也可以成为若干个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民族国家的基础。次民族集团的领袖可以“人为地”创立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领袖也可以夸大、扭曲和利用该国的民族主义。一个有效的政治宣教和权力的使用，会使一个新创的民族主义获得自己的生命。假以时日，加上合适的国内条件尤其是一个扭曲的或者不完备的民主政治制度，该民族主义可以动员人民去为一个新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创立或夸大的民族主义也会促使一个现存民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如果外部条件合适，尤其是该次民族集团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或者由于主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行为，一个新创的民族主义可以成功地实现它的目标，并像一个自然产生的民族主义一样的有力和有效。所不同的是，新创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和冲突通常要比一个自然产生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调整和冲突大得多。因为新创的民族主义以及夸大的民族主义通常会更加急切、更加激进，更容易滥用民族自决原则和国家主权，亦即会引发武力冲突。

即使各个国家或民族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人类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和划分，以及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利益冲突乃至武力冲撞都会长期存在。实际上，民主政治下民族主义会有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因为对民主政体来说，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最有说服力而且最“公平”的集团划分依据。在各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总是争取选票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个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通常会比较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常常具有对外侵略性，甚至走上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的道路。如果这一新进民主化的国家正好是一个上升的新兴强国，由民主化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对外侵略扩张的趋向会更加明显，后果更加严重。因此，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民族主义尤其是新创民族主义的国际影响会有所激化和加强。

二

在中国大陆，由于迅速的经济发展、对外交流与冲撞的日益频繁与深入，以及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一股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潮正不可避免地兴起，进而成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的演变，加上中国对来自国外的种种影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将会进一步强化这股民族主义思潮。[5]各种宣扬民族主义，排外主义，虚幻的大中华主义乃至仇外意识的书刊不断成为畅销品。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一步民主化，将会加强和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将其极端化。2000年3月台湾大选后，北京的《人民日报》的网站“强国论坛”上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辞就令人可见一斑。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社会政治变革改组所带来的一大忧虑，就在于这种中国民族主义可能会被政治领袖们所滥用。这种滥用势必会在十三亿人中造成一个夸张的中国民族主义目标或者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看来北京政府对这股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有其有效的控制。尽管看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议论常常令外人感到颇具威胁性。中国的“自然兴起的”民族主义尚未能改变北京的相当保守的外交政策。但是，北京政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控制力有一个很大的例外。这一例外就是北京对和台湾统一的要求。[6]事实上，实现和台湾的统一，尽管也许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主要推动力量。[7]

在台湾，也许是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对应，一股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兴起。[8]在台湾，人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很多政治家、作家和学人们在公开推进鼓吹和论证台湾民族主义思潮。许多学者充满个人感情并相当有力地把台湾描绘成一个有史以来即是“受压制的弱小民族”，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其民族自治和独立主权；中国大陆(包括至今仍在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一直就是个“外国”或外来政权，北京对台湾的统一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或就是一种“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行为；台湾的民族主义诉求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是台湾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正当而合法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人类民主人权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不仅台湾人民应当而且正在为台湾的民族主权而牺牲奋斗，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是责无旁贷。[9]有些留学过欧美的学人也已把推进台湾的民族主义事业当成了个人的几带宗教色彩的使命和归属大事，甚至容不得多少理性探讨了。[10]

由此，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台北政府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地从事一项“民族建设”事业。台北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扶持和推进明显地表现在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归属意识。在台湾，“中国”的概念已经被完全淡化和贬值了，学校在努力地推进所谓台湾语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个修正了的历史课程。新的“台湾历史观”着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历史遗产，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多年内战历史。关于台湾和大陆分立的原因也就因此语焉不详了。台北的官方出版物通常描绘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和一个“贸易基地”，但却是首先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所发现”。此后，台湾一直“为各主要海上大国所争夺不已”。直到1662～1683年期间，“汉人”才开始大量移民到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只仅仅是一个“改变政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内战，以及极为重要的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在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起。最多只是简略地以“共产主义叛乱”导致194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由“两个独立政治实体分治”的局面一带而过。[11]现实中，一股所谓“日本情绪”已经和中国福建的民俗文化以及部分美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台湾文化”的基础。台北的一个官方出版物总结了台湾文化的发展过程：“随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一个科学和技术国家，人民的文化意识被复苏了。政府正在……培植族群根基和民族精神以感召新一代人民”。[12]

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虽然一开始显得颇有些人为痕迹，现在已经被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所相当地强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年轻仍然有待改进的台湾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们已经升起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旗号。1998年12月，在台湾的“三合一”选举中，李登辉宣布一个“新台湾人”已经形成。[13]在有“台湾的心脏”之称的南投县，几乎所有八个反对党立法委员竞选人都宣称某种形式上的台湾独立政策。结果四个当选的该县立法委员中，三个都属于这些“民族主义”反对党候选人。[14]有意识地创立一个台湾民族主义以及政治上对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合乎逻辑地导致了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充满挑战性的关于“国与国关系”谈话以及操纵宋连之争，为其“台湾之父”和“台湾民主化之父”之名而牺牲国民党。这一谈话现在看来是早有准备的台北的正式立场。[15]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苏起随后一直公开要求争取一个台湾的独立主权。[16]台湾的民族主义者们看来确实已经开始了建设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国家的进程，尽管台北也许对于这一最终目标至今一直有意识地含糊其词。一些中国大陆的分析家已经直言不讳地得出了结论：“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17]

三

北京与台北关系的现状是台湾的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与中国内战双方共有的名义上承认“一个中国”并存。这一现状是由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由于反对苏联而对中国的国共内战所作的决定性干预所造成的。北京和华盛顿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这现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中国”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战结束十年来，北京和台北仍在继续它们的对抗与争执。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冷战的遗产仍在继续，但其实质与内容近年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与台北的争执已从一个国际化了的内战转变为一场内战双方的继承者们为“正名”而继续的争斗。北京与台北的争执曾经是美苏全球争斗的一部分。现在，它似乎正在变成一场“两个民族”之间的争执――至少是一场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

今天，海峡两岸之间看来有着无数的声明、口号、象征性姿态、相互指责、辩解、以及对双方立场的各种解释和再解释。从根本上来看，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最主要分歧一直就在于是否承认只有一个主权中国而台湾只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外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