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台湾与攻心战――与蒋兆勇商榷

从概念上看，日本殖民统治是历史事实。但从这个概念生发的社会讨论看，这个事实证明了什么，我以为很值得考究。同样具有深厚殖民历史的国家和地区也很多，不独台湾如此，为什么台湾问题如此凸现，是因为我们中国关心，所以然吗？以亚洲为例，朝鲜半岛上的两个国家都曾非常彻底地遭到过日本的统治，何以那里的哈日派即便有，也未能式那里的民意形成哈日潮，以致影响了当地的政治机会主义呢？北韩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不必说，他们随时可以利用而且也在利用的是反日而不是哈日的情绪。即便是和日本在冷战期间“并肩反共”的南韩也可以随时动员足够的反日情绪来形成政治动作的民意基础，现在我们基本上承认南韩是民主体制，基本上承认南韩民众可以自由获得信息，判断局势，何以同样是民主体制，民众同样可以自由获得信息的台湾，竟而在蒋先生笔下，不但哈日，而且哈日潮见长呢？我想如果我们真的严肃对待“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这是不能不认真考究的，不能仅仅用所谓“殖民历史”或是台湾部分政治领袖的“哈日情结”来解释。

一

冷战造成了远东强烈的反共意识，各种历史的，包括殖民历史造成的民族分离与敌视，一时间都在“反共”大旗下整合成为“服从”因素。与之相对的，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情结，这个情结也整合了远东另外的一些民族分离和敌视，使之变成“服从”的因素。前者当中，台湾和日本同属美国与西方反共阵营的盟友，蒋介石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你说他不是起码在战后促成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形成“因素”吗？反过来，中国人的宣传中，日本跟着美国背后，“亡我之心”不死，台湾反共大陆的口号叫得山响，正好给意识形态阵营高于“民族国家”阵营的话语也增添了筹码。在那个意识形态阵营下，台湾并没有要独立的倾向，但日本已经是在大陆中国眼中的“台湾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如何对待意识形态存在与其构造同盟的影响。这些说明蒋先生所言的问题由来已久，并非是“最近”才凸现的，不过是在我们一部分学者当中，对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倾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

冷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化话语，尤其是令人充满信心的所谓“双赢话语”，充斥各国上层，在中国当然也充斥了离上层非常近的媒体和媒体影响下的“白领”。所谓“双赢”话语，再度从另外一个方面改变了人们对此前历史造成的各种民族分离和仇视的感受，使之退居“服从”乃至必须“缄默”的地位。中国为了赢得日本资本和资本背后的政治操作上的关注，甚至不惜打击民间索赔运动，其示好动机如此昭然，以致于其后不断由官方或者主导或者推波助澜的“反日情绪”并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认真对待，而完全可以用中国人向来实用主义，反日不过是要贷款这样的非常世俗，也非常有效的大众传媒操作来抵销。严格地说：为了赢得日本这个在亚洲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文化精英中“哈日实用主义”绝不亚于南韩社会当中或是台湾社会当中的类似情结，所不同的是：在南韩社会里，不断有来自民间和政治上层的反对运动，而且南韩必须顾忌“哈日”哈得太厉害了，会直接影响和北方的关系，而和北方的关系，进入90年代以来，始终是韩国政治操作上的一条主导的红线。相比之下，台湾的反日运动虽然在民间层面上并不逊色，但台湾要顾忌的并不是一个仇日的大陆政府，而是“哈日”哈得非常厉害以致在与日本的所有利害冲突问题上始终自诩要“韬光养晦”的一个政治精英阶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哈日”绝对不必担心受到大陆民间和政治上层的牵制，哈日只有好处，并不实际的风险，尤其没有影响民意的风险，你说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为什么不能选择“哈日”来从事政治上的赌博呢？国民党因为下台，所以一个劲的指责民进党哈日，国民党里面哈日的人可也不少。那个李登辉不就是国民党的党魁吗？现在他被国民党内的一些政要骂做哈日的台湾祸害，但假如我们平心静气地去查一查，现在在台上的国民党政要，当初没有参与冷战后哈日的，几乎一个都数不出来。这你总不能说这这个当年在抗日战争跟日本人真正玩过命的党，向来就有“哈日”的传统吧？之所以这个政党的上层也哈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无需顾忌大陆自己也哈日哈的不亦乐乎的政治上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进而论之，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一再为他人作嫁，动辄以战争相威胁，甚至以中子弹相威胁，而在其他周边国与国安全问题上又一味退让，明白显示了大陆外交上“对内狠，对外松”的明显矛盾心理。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台湾当政的政治精英和附和这些精英的老百姓即便想和大陆“同仇敌忾”，也缺乏本身认同上的安全感：我为什么要认同我是你的人，假如你反正动不动就要要我的命？这样的政治逻辑在台湾非常的鲜明，而且不断得到来自大陆的放大信号式的证明：难怪李登辉和陈水扁赢得了大选，都要向大陆表示“感谢”呢？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三

全球化话语－尤其是“双赢”话语的一大谎言在于：它彻底抹杀了资本主义扩张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化竞争，同时彻底抹杀了这样政治化竞争对任何经济实体的根本影响。这样的影响反应在“南北关系”上，就是不论“双赢”赢的怎样令人垂涎三尺，南方经济实体真正发达起来的几乎没有，金融风暴导致经济大伤元气的几乎没有什么西方核心发达国家，而全部是发展中或是所谓“门槛国家”，就是“双赢”谎言的例证。

这个谎言反应在中日关系上，又加上了我们的那些本来除了地缘政治思维方式不会别的的政治精英的诠释，所谓“我们先发展起来再说”，“双赢”在这个层面上的解读是：我们先让日本人把钱赚足，我们把工业体系科技水平外汇储备国家综合实力搞上去，然后再和“小日本”算帐 －“韬光养晦”的说法正好就是这个逻辑的民俗注脚。这样的逻辑的愚蠢是显而易见的：你耳提面命式地去告诉对方：小子，我现在甘心哈你，是别有用心的，难道你还能怪那个本来就要按照资本主义操作原则，赚钱宰你没商量的日本人，在赚你钱的时候就想着我应该怎么用我的钱，我的势力来防你一手吗？中国大陆上的经济越来越陷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日本韩国资本稍微一要“望风而逃”，我们这里就神经紧张，这哪里有什么双赢，直是把掐我们脖子的工具拱手送给人家，然后在告诉他：你等着，有一天我要翻过身来！不错，那个日本右翼是要等着，不过他等着你的方式连在经济上跟你“双赢”的谎言都不需要，君不见日本人一方面渴望中国市场，一方面又大叫“中国威胁论”吗？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右翼的狼子野心，不过令日本中下层百姓日益相信这样的“狼子野心”是对日本民族负责任的表现的，除了别人之外，我们中国那些“哈日”外加“韬光养晦”的愚蠢地缘政治论者，怕也难辞其咎吧？

中国在现在“双赢”谎言破灭的情况下，从两层意义上感受到谎言的压力：中国事实和心理上都把自己当成“南方”国家，所以总体上有在“双赢”谎言中成为“单输”的忧虑，最近一段关于中国是不是应不应该是和是什么样的“世界工厂”的讨论反应这样的忧虑。同时，中国人突然发现日本人赚中国人的钱，还有不想跟你双赢的心理，所谓不能让日本人拿我们的京沪铁路合同，因为担心养虎遗患的讨论，可以佐证。就一般心理规律而言，因为潜意识中期望接受谎言的人，一旦谎言破灭了，首先指责的是那个撒谎者，而不是自己如何情愿地接受谎言，并且以自己的情愿来加强谎言的效果。中日关系中的“双赢谎言”破灭对中国精英心理的影响，包括对蒋先生的影响，都很昭然。

清醒之后是什么？是格外放大了的感受到日本人的可恶。其实如果他真的可恶的话，那是从前就这么可恶了，不过你自欺欺人不愿意看到而已。如果他本来也没那么可恶，那现在也同样没那么可恶，不过你为了继续自欺欺人，不必检讨自己，不愿意看到而已。日本人打台湾牌制衡中国，从冷战至今，那一天断过？何以我们在“双赢”年间，听不到我们的精英们的警告呢？日本在亚洲和中国一起促进亚洲经济融合，起码从冷战结束起，那一天断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双赢”谎言破灭之后，很少听到这样的分析？或者一旦听到这样的分析，即刻就会招来“汉奸”“走狗”“卖国贼”的一通声讨？不是因为我们周边的事实现在才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始终不愿面对真正的事实。这一点，我以为不可不察。

四

事实上，中国地缘外交始终没有放弃把日本作为潜在的对手这个理念，你不放弃这个理念，而要对手不去想仅一切办法去对付你的这个理念，这本身如果不是幼稚，就有点强凶霸道的气味了。犹如下象棋，你可以车马炮一起出动，而不准别人把卒子拱过河。我们在对美关系上处理台湾问题，除了制衡台湾之外，何尝没有制衡日本的想法？那么他给你来一个反制衡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这和日本人历来怎样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我们90年代初期放弃了力图使日本“脱美入亚”的方略之后，中国外交界里“联美制日”的讨论就始终未曾稍微缓和，按照这样的中国外交政治思路，我们本可以意料到日本一定会动用一切手段，反制衡，其中台湾这个中国大陆最为敏感的棋子，焉有不用之理？不但台湾，而且东盟，不但东盟，而且印度，不但印度而且蒙古，反制衡中国的外交，不独日本有。这在地缘对手按照地缘政治牌理出牌时，丝毫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在感受上的不能接受。我们一方面要摆开我们的棋子，制衡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对手，一方面以非常受到侮辱的心态去看待所有亚洲对手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为了让自己这种受侮辱的心态得到理性的解释，于是我们就说“你向来如何如何，你的政治家向来不堪”，说了日本人不足以论证，当然也会说道台湾，以致说道其他人。但这样的说词，假如我们可以接受中国参与地区地缘竞争和这个竞争的最基本牌理，最多只是心理自慰，别无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