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

作者:发布日期:2010-06-30

「王占阳:社会主义自由化与新闻自由化」正文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本届研讨会。

收到邀请函后,我发现,本届研讨会虽有18主要议题,但仍有一个核心,一个贯彻始终的潜主题,这就是新闻自由。所以我也是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点评。

我的看法是,新闻监督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新闻自由问题。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新闻监督。有了新闻自由,才能有新闻监督,新闻自由的程度,决定新闻监督的程度。新闻自由的程度越高,新闻监督的力度就越大。相对于新闻自由来说,新闻界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行业规范、专业技能等等,实际都是第二位的,都是应当服从和服务于新闻自由的。因此,现在首要的实际是新闻自由问题,而后才是与之相关的其他各种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新闻监督又是新闻自由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新闻监督自由化的程度,实际正是新闻自由化程度主要指示器。我是主张新闻自由化、新闻监督的自由化的。这些社会主义自由化的历史任务,都要逐步完成。

近30年来,我国社会的自由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也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人民正在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成就。如果按照过去的言论标准,现在的13亿中国人统统都是右派。如果今天这个会是在“文革”时期召开,那么,会还没开,展江教授就得被抓起来了。即使侥幸开起来了,警察也会冲进来把我们大家都抓起来。“文革”时期有新闻自由吗?没有!那时只是主张新闻自由,就得面临蹲监狱的危险。“文革”时期有新闻监督吗?也没有!那时的报纸、广播、杂志只有照本宣科、洗脑灌输、奉旨批判、粉饰太平的义务,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监督的权利。自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曾经为之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神圣之物,已被无情地妖魔化为了资本主义的坏东西。代之而起的,则就是张春桥之流的“全面专政”。同那个时期相比,我们现在真是应当感到庆幸!我们从近30年的历史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主义的自由化,人民的自由化,新闻的自由化,这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那么,新闻自由的发展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讲,一个社会要走向现代化,那就必然要走向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必然要走向新闻监督的自由化。没有规范的自由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新闻自由化的社会动力,特别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互联网等等新型自主媒体的出现。但新闻自由化的全部社会动力,最终都要通过新闻媒体这个关键环节才能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新闻界按本性来说更是推动新闻自由化和新闻监督自由化的一种主要力量。新闻事业的天赋本性之一,实际就是趋赴新闻自由化和新闻监督自由化。这是因为,惟有如此,新闻媒体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看到,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新闻教育事业日益发达、新闻从业人员日益众多、新闻事业的数量和规模日益扩大、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日益提高、中外新闻交流日益频繁,我国迅速发展壮大的新闻界,也己日益成为了直接呼唤、推动和实践新闻自由化和新闻监督自由化的主力军。今天听了一整天各媒体从事新闻监督工作的优秀案例介绍,感触很深。我国新闻界从业人员的崇高的道德境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愈益成熟的专业素养,确实令人十分感佩,肃然起敬,也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光明。你们站在历史的前列,进行着艰难卓越的努力和奋斗,全国人民都在内心中向你们致以高度的敬意,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但是,从今天的发言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一种矛盾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新闻监督的社会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以至几篇新闻报导,就能迅速地促成一个公共事件,形成一个颇大规模的舆论监督氛围。但是,另一方面,从事新闻监督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新闻监督实际效果正在逐步递减,有些新闻监督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因此而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挫伤,甚至已经有人失望地离开了新闻监督工作。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反差。这种反差的出现表明,在我们的社会对于新闻监督的需求愈益强劲、公众对于新闻监督的配合能力显著增强、新闻界对于加强新闻监督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愈益高涨的同时,新闻舆论监督却遇到了日益严重的障碍。这就使我们现在必须通过认识和克服这些严重障碍,才能使我国的新闻监督事业继续获得应有的深入发展。

从今天的发言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目前妨碍我国新闻监督事业发展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强势利益集团。这里首先应当说明,“强势利益集团”与“特殊利益集团”,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特殊利益集团实际是指一些非法的利益集团,如腐败利益集团等等。这种利益集团是应当在中国的土地上被抹掉的。强势利益集团则不仅包括居于某种强势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在某些地方横行霸道的腐败利益集团),而且还包括具有基本的合法性的强势利益集团。譬如,资本利益集团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基本的合法性的强势利益集团。对于资本利益集团这种强势利益集团,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不是要将其消灭,而是要对其进行矫正和教化,从而使之逐步走上文明发展的正确轨道。新闻监督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呢?实际就是强势利益集团,而并不是普通公众的缺点和错误。由此,新闻监督的实质,实际也正是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公众与强势利益集团的一种博弈。

新闻监督对于强势利益集团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和利益的揭露,当然是对于他们的这些不合理利益的损害(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这当然又是合理的损害)。因此,在其日益集团化、板结化、组织化而我们的社会又对其严重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力量和手段的条件下,我们的新闻监督,必然会招致他们的严重抵制和破坏。我们从今天的发言中已经看到,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对于新闻监督的抵制、阻挠、破坏、甚至是反扑,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无耻、越来越粗暴、越来越组织化、越来越有经验、也越来越严重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强势利益集团不仅是新闻监督的主要对象,而且同时也正是新闻监督的主要障碍和主要反对者。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样,媒体代表公众与强势利益集团的展开这种旷日持久的博弈,也就不能不具有了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和平的博弈使特殊利益集团逐步消失,同时使具有基本合法性的强势利益集团得以文明化,我们的社会就将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走向光明的未来。反之,如果以新闻监督为手段的和平博弈逐渐失效和失败了,我们的社会就会从摩擦走向对抗,并最终陷入万复不劫的历史深渊。所以,虽然新闻监督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风险,但我们仍然应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使之坚持和发展下去,仍然要努力使之得以发挥重大的历史作用。否则,后果就会很严重。媒体的新闻监督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一切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我们民族的先锋和希望。我们都应象李大钊先生那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二是“左”倾意识形态障碍。这种意识形态障碍过去曾经主要来源于认识误区,因而也主要是一种认识问题,但在今天,它却正在日益演成变了强势利益集团用以维护自身不正当利益、以至非法利益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武器。这就使这种意识形态障碍已经需要在更深的层面上予以排除。但是,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仍然需要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予以解决。我们常常不易判定主张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士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性,而使这种意识形态障碍得以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被排除。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障碍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就在于,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总是被某些人士或明或暗地指责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就使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变得寸步难行了。我认为,这种观点和指责,都是不正确的。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富人的自由化,就是只在资产阶级富人的小圈子里实行自由化,而不允许大多数公民享有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究竟有几个“资产阶级富人”呢?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嘛!所以我说,如果真正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意味着我们大家都不能享有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只有少数“资产阶级富人”才能享有这些自由权利。这种自由化,我们大家愿意要吗?当然不愿意!所以,我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我相信我们大家也都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我们都不愿意搞少数人的自由化,我们需要的实际是另一种自由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由化呢?我认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就是要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要过好日子,当然首先就要致力于脱贫致富,逐步实现普遍富裕。但是,人不是猪,不可能仅限于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人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还需要自由。恩格斯说得对,人天生就有自由的要求。人的自由需要是人的一项基本需要,也是人生幸福的一大源泉。人的自由需要获得满足,本身就可以直截了当地给人带来幸福感。同时,人的自由权利的获得,还是使人得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和保障人生幸福的一项基本条件。因此,人民不仅要求普遍富裕,而且还要求普遍自由。普遍富裕和普遍自由,这是普遍幸福的两大源泉,因而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要求。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先实现普遍富裕,然后再去实现普遍自由。但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正如中外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的那样,普遍富裕与普遍自由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交替发展的,而并不是只有首先实现了普遍富裕,然后才能去实现普遍自由。没有人民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固然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普遍自由,但没有人民自由程度的普遍提高,也绝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所以,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致力于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化,而且同时还要致力于实现人民的普遍自由化。

由此可知,所谓社会主义自由化,实际就是要让全体公民都能广泛、充分地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就是要实现人民的普遍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化是人民的自由化,就是全体公民的自由化,而并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自由化是人民普遍幸福的一种基本源泉,而并不是某些人所妄称的人民的苦海。人民不自由,就是受奴役。解放人民,就是要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搞社会主义而不主张人民自由,那就是假社会主义。主张人民自由而又反对自由化,同样也是莫名其妙!社会主义可以搞民主化,为什么就不能搞自由化?!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社会主义自由化的老祖宗。“每一个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是社会主义自由化,是什么?!宪法规定全体公民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这不是社会主义自由化,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要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毫无例外地享有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就是要让宪法规定的每一项自由权利都能全面、深入、彻底地落到实处,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国家和法冶国家,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实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恩格斯不是说过么:社会主义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之实现!所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自由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只有真正主张和实行公民自由化的社会主义,才能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进一步看,社会主义自由化的一项最具基础性的主要内容,就是公民言论的自由化,特别是新闻出版自由化。近30年来,我国公民私下的言论自由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我国的新闻自由却还没有发展到理想的程度。新闻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高级形态,因而也正是社会主义言论自由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之间确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实质上是少数资产阶级人士的新闻自由,因而也是主要为少数人造福的新闻自由。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则在实质上是全体公民的新闻自由,是人民的新闻自由,因而也就是为公共利益而服务的新闻自由,就是造福人民的新闻自由。所以说,所谓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化,实际就是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真实化、实在化、普遍化、深入化和规范化。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让新闻媒体都能日益充分地享有自由地为人民服务、为全体受众的权利,就是要让全体公民都能通过自己的自由媒体、公共媒体而得以日益全面、充分享地有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

应当承认,从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化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化,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化基本上只是少数人的新闻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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