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怡男：《左传》对当今新闻写作之启示

在我国，作为一种事业的新闻传播起步于近代，新闻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然而，“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元培），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史学著作，也正是我国现代新闻笔法和新闻思想的源泉。本文以《左传》为例，探讨其记史中蕴含的新闻性笔法及对今日之启迪。

历史与新闻都本源于事实，但形诸文字的历史和新闻分别是史家和记者对其的叙述，本文考察的笔法也正是这种叙述的取材、叙事、态度、立场和方法等。

《春秋》是史，但其对重大事件极简的叙述正似现代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如文公七年的“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短短16个字，便把一场战争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关键点交代的清清楚楚，可谓举重若轻。而注解《春秋》的《左传》相对而言更似新闻，而其本身又是更详尽的史。

一、记事：书与不书

今日看来，《春秋》所记大部分都可作为当时的新闻：内政外交、两国和战、君王嫁娶、自然灾害（如庄公六年“螟”），甚至今日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些自然现象，也早有记载，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唯有祭祀一事，今日已不再成为新闻，但在当时，祭祀是国之重事。

《春秋》中还有一类情况，即某年某季度虽无大事，但仍记下四时与四季首月，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四时具备，以为编年。从新闻写作角度来看，这样的记录是没有新闻价值的，而《左传》则往往以事作补。

《左传》常以一字或几字交代《春秋》是否及为何记某事，在介绍记事缘由的同时即蕴评价。如：

夏四月，夏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

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

同样是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不记载前者是由于并非出自君命，而记载后者是因为并非夏季农业繁忙，并非修筑城墙的时节，此举妨碍农时。前者反映了古代记史为“君王之事”的传统，后者反映了古代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视。而时至今日，军国大事、政事臧否、农业生产依然是经久不衰的新闻素材。

总的来看，《春秋》的取材与今日新闻之取材有极大相通之处。如桓公五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过则书。”日常性事务不书，有价值（可引以为戒或引以为范者）、有影响者书。又如庄公二十九年，经文记“秋，有蜚。”而传文进一步说明：“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甚至不乏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如所记“（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恰似今日媒体对皇室或明星的婚恋、八卦、丑闻的报道。但《左传》陈明：书，是为揭露奸情，而今日媒体之报道，若为抛噱头、博眼球，哗众取宠，则不仅从媒体专业而言不可取，对社会风气更有不良影响。

《春秋》叙事极简，《左传》为其加入背景信息、解释性信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补充。此类信息往往以“初”字引出回顾。如：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去世一事，《春秋》只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左传》则更为详细：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交代了周公及难的原因。如果将经、传结合来看，则三段文字完全按照最重要事实、次要事实、背景信息的顺序排列，俨然今日新闻写作中的“倒金字塔体”。

事实上，这一点《左传》即使用很短的字数也能完成。如“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一年）”，此处不仅满足了现代新闻最基本的“5W1H”要素，且完整勾勒了整个战争的情况。又如“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桓公二年）”等等。

《春秋》惜字如金，每事只留骨架而无血肉，《左传》往往详尽地叙述出整个故事，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都极其生动。如：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巫氏，使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寥寥数语，一场阴鸷、鬼祟、残酷的宫廷斗争跃然纸上，虽不见血，但字字惊心。

《春秋》措辞严谨，而《左传》则从其出发，对措辞加以解释、总结。如果说《春秋》是界定，那么《左传》就是说明界定之标准。如《春秋•隐公三年》记“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注为“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既解释了君氏其人是谁，又解释了称“君氏”的缘由。

又如“凡诸侯又名，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公十一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等等。

二、笔法：书之动人

正如前文所述，《春秋》之“粗”似断章残简，而《左传》之“粗中有细”正把这断章残简勾连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笔者认为，《左传》的语言有以下特点：

精练性。《左传》之用语可谓字字珠玑，写人、状物、言事无不精确入微，而往往能以最少的字数传达最丰富的意思。

如庆父之难背景：“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庄公三十二年）”。“筑”、“临”、“见”、“从”、“”、“言”、“许”、“割”、“盟”几个动词一气呵成，尤其是一个“”字之下，庄公之急切、孟任之躲避两种情态跃然纸上。而“割臂盟公”四字更是字字千钧，其力量更远胜今日男女间唧唧歪歪的无数情话，真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又如僖公九年，齐桓公见周天子，周天子赐祭肉，桓公下拜以受。“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老，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出彩处在最后四字，一字一动，将齐桓公的睿智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近性。桓公三年，周、郑互恶，交换人质。《左传》作者评论：“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之毛，、蘩、蕴、藻之菜，筐、、、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若有诚意，即使野草野菜、普通器皿、甚至流水都可贡于鬼神、进于王公，而无诚意，则即使互质，亦无济于事。此处以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十分熟悉的祭祀之事为喻，讲国家间取信的道理，具有说服力。

闵公二年，狄人伐卫，而卫懿公已失信于朝臣。这里只用一句“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便点出了卫懿公玩物丧志的程度。若只说“好鹤”，则读者并不会有具体而鲜明的印象，但在当时，“轩”是大夫以上官员所乘，这一接近性描述便使读者心中有数了。

而在对另一位君王卫文公的描写中，《左传》使用了另一种笔法：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注：即末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此处几乎就是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所提出的八种新闻笔法中的“跨笔”，即以时间之跨度来精炼地概括一个人的事迹，以反映某种“变”或“不变”。而在这样的“变”中，读者对于前面所述卫文公的种种好处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感染力。僖公五年，晋有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诬陷。“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申生被谗的惶恐，看事的敏锐，事父的至孝，自身的持重生动宛在眼前。这样的感染力来自对细节的关注，对典型语言的把握，更在于对人心的感悟和尊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新闻采写中的群众路线，并非机械地照搬照抄，而应是人民主体地位意识知道之下的对人性、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的真诚关注和记叙。

求“真”是客观、公正的“真”，但不可是无动于衷的“真”；求“善”并非放纵感情泛滥于作品，但大是大非之判断亦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被掩盖；求“美”并非刻意渲染，也非扁平、脸谱化的“纸片人”，人物的全面、丰富的生活本身就拥有美的因素，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全景更是波澜壮阔、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人们往往强调了这三者细微的一面，而对于其另一面缺少关注，导致当代新闻作品越来越流于平庸，而缺少感动人心、引领社会风尚的佳作。然而这三者已非仅仅笔法的问题，更是态度和立场的问题，下文亦有讨论。

三、态度：书之立场

《春秋》本是春秋时期各国皆有，而《左传》所注则为鲁之《春秋》，因此在行文中，存在着一定的立场。如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注：即有理）也。”其口吻和立场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外交辞令也不为过。

然而，《左传》之所以为人称颂，乃在于其有立场更有“史德”。

《春秋》“据鲁亲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讳者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掩饰。而《左传》则往往能将事实原原本本加以记叙。如隐公五年，经文为“五年春，公矢鱼于棠。”而《左传》则以一长段的篇幅讲述了臧僖伯进谏，僖公无动于衷，僖伯称疾不从的过程。诚如《左传》所指出：“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经文中固然对此间情由做出暗示，但相对而言，《左传》之记事对事实更为尊重。

又如庄公十八年，经文载“夏，公追戎于济西。”而传文则补充：“不言其来，讳之也。”一句“讳”的交代，体现《左传》相对《春秋》更有“不讳”的精神。

《左传》记事公正，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和分析，全面地记人、记事。今日我们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新闻真实，早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仅以《左传》中一个争议性人物郑庄公为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伐许，败之。但他并没有占领许国，而是让许国在己威下自行治理。作者评论：“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识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对庄公此举称赞极高。然而，在该战中，郑之颍考叔被射死，《左传》紧接着写到庄公用仪式诅咒射死他的凶手。“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在连接极紧凑的上下文中，同时对庄公给予截然不同的一褒一贬，显示了《左传》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然而，《左传》的“不讳”是相对《春秋》而非纯粹的“直笔”而言的。正如僖公元年，经文只载“元年春王正月”，而《左传》补充说明：“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左传》相对《春秋》吸纳了更多史料，增添了更多内容，但“其所采事实并未超出《春秋》范围，褒贬基调亦不离《春秋》绳墨”。

事实上，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