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内容提要】 构成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由于出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而导致其性质相异：新闻学以职业规范导向为己任，传播学则是经验性学科，着重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整体转型是一个大方向，在这样基础上，突出各自的特色，以特色为中心带动学科的转型。

【关 键 词】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整体转型

“学科建设”总是被我们挂在嘴边，这既表明了其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学科本身是需要不断养护、修补乃至改造，以适应内外情势的变化。因此，学科建设总是常说常新，常新常说。不过，触发我写这篇文章，倒是事出有因。一方面是新一轮学科规划的制定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又总觉得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之处，被我们认识不够。它们有的或者在过去的讨论中有所涉及尚不够深入，有的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也有的是在目前情势下逐渐显露需要重视和认真考虑的。

特殊性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首先是学科本身。“新闻传播学”之名，包含了“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部分，以规范化语言表述，是两个二级学科。从“新闻学”到扩加“传播学”，再到“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在学科建制架构上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俗话说，“升基斗屋”，基础开阔了，自然为我们搭建学科大厦提供了可能。但这不过是外延的扩展，内涵如何，很少讨论，由此带来第二个问题，即：如果“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体的而不是两个学科的叠加或者拼凑，也就是说，“新闻传播学”不是也不应该是“新闻学”+“传播学”，那么，究竟该如何整合和运转？其实，对此多年前就有讨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的疑问，就是由此而来，但这一疑惑至今仍在。在我看来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整个学科的建设。第三是来自于外在。如同大家所看到的，新传播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网络化造就了全新的社会形态，从而使我们更深切体会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话，“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在这样一种去中心与再中心的波浪式涌动和多重相互交叠连结中，线性因果不复存在，相反，充满了不可预见和不可逆[1]，真正进入了麦克切斯尼所谓的“紧要关头”[2]。那么，与此相关最为密切的“新闻传播学”承受巨大的压力，逼迫我们要重新思考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目标，教学的和研究的方式诸问题。基于上述的前提，本文试图提出自己一点浅显的想法，供同好讨论，以求抛砖引玉。

一、如何认识“学科”？

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关于学科建设的讨论不少，但于学科的来历不大涉及。其实，学科如何建设与如何看待学科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舍近求远，迂回从学科说起，以使下面的展开有一个基础。

学科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Discipline，含“学科/规训”之意，为门徒和学者所属。这与另一个英文词doctrine――教义不同，教义则为博士和教师所有。如果“学科/规训”跟实习或练习关联，那么，教义则属抽象理论。因此，学科是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不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3]正如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说，“学术，今天是一种按专业划分的‘职业’，其目的在于认识自己，认识实际中的联系。它不是先知先觉们施舍救世仙丹和启迪浑噩众生的隆恩大礼，也不是智者哲人对人世的意义进行的思维组成部分――它自然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的一种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就不能摆脱这种事实。”[4]然而，“学科”的产生和变化，实蕴含着现实变迁及其对于现实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学科不只是一种知识生产，其实也是一种以知识生产为方式的社会实践。“明白了学科是社会践行，我们就可以将学科规训的组织形式连结上其他的社会践行来研究”。[5]

作为一种社会践行，依照华勒斯坦的勾勒，社会科学的原初实践者，原本是统罩在哲学之下，但恰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整个世界体系的动荡和变化，遂产生了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社会科学三种制序。“社会科学在19世纪被定义时，是对社会性世界的经验主义研究，希望了解‘正常的变化’，并因此有能力来影响‘正常的变化’”。由于19世纪逐渐占据主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有三个领域的活动――市场、国家和个人――关系到社会进步的核心部分，于是它们分别单独被命名为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由此，四个前提构成了社会科学之大厦：第一，现代世界的巨大成就是由“权力实施的公共领域、生产的半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的人类活动分化而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竞技场，是三种知识的起源也是当代认识论的基础；第二，进化论的历史观，即世界总是不断进步演化的；第三，人类心理学的功利主义观点，假定有一个来源于自然法的“人类本性”；第四，西方文明优越感的自我证明。依此而进，探讨主导本领域的普遍规律，就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至于没有跻身于并达到西方文明的地区，就变成了不够文明的另类标本，只能用民族志或东方学来描述，“被当作先前不变的特征化事物的残余――有如名贵的、或许正在腐化中的玩具小屋――被研究”，[6]研究目的是要探清他们落后之原因。至于人文科学，则是对应于社会科学而被命名，“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7]

上面这一简单的描述，足以让我们明白，学科如何划分呈何种面目，不是自然长出来而是人为的划分和归类，其背后暗含着关于世界及其历史的认识，尽管表面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建制和知识场域的分门别类。在1848年至1914年间，成为专业化知识活动的社会科学在大学中慢慢落地生根，分化成为一系列的学科，学科分立的建制化开始。[8]建制化了的学科，自然就牵涉到了人员、资金和生源，“以学系为基础的学科是人力资源和经费流通的场所，拥有权力充当很难被打破的知识生产地盘”，如Jenchs和Riesman指出的，这会令人以为“一个学科最后不过是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9]就这样，一门学科(或较大的学科群)以学术要求与社会实践的某种特殊的、不断变化的融合为基础，它们相互支撑相互生产相互强化，“这种互动越密集，它的结构就会给要对评价、承认、奖励和分配作出决策的权威留下更大的空间”，[10]导致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旦某一门学科得到了制度化，人们就很难不顾其普遍主义要求在当时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学术合理性而成功地对这些要求进行挑战。”[11]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科看上去就抽离于与之同生相伴的社会实践，变成纯粹以知识本身为对象的象牙塔；知识的地盘和界限标志着专业的权力和威望，意味着行政建制等级中的地位；学科是扩展还是萎缩，关系到资源分配，关系到同一圈子群体成员的衣食，其前景究竟是黯淡还是光明。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学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制度架构、教学和培养人才以及创造知识的话，那么，就中国目前情形，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科观之，这些年所谓的学科建设，其主要着眼点基本都在第一个层次。关于此，待后面再稍作展开，此地暂且停住。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

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对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有过不长不短不急也不缓的讨论甚至争议，据说形成了六种论点[12]。粗粗看来，基本上都是就学科谈学科，以范围、对象、性质和传统作为辩论的依据，很少有人像华勒斯坦们那样，从学科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来观看一下这两个学科。

全面铺陈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历史，非我所能亦非本文主旨之所在，因此就长话短说。

显然，从学科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中国的新闻学首先是因报业而起，也就是说，当报业慢慢成为中国社会中职业的一个类别时，就开始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基础和技能的人才。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3]但首先设立报学系的是1922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4]，圣约翰的新闻教育完全模仿美国的密苏里大学。其实也不只是圣约翰，按照张和李金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国整个新闻教育实质上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翻版[15]。说来有趣，自王韬开始的中国人办报实践中，对于英国的《泰晤士报》一直钦敬有加，如泰山北斗之仰望，但新闻教育却是亦步亦趋于美国。关于此中的原因，张、李文章里有多方面论证，颇有说服力，但除此而外，以我理解，可能还有新闻教育情况之不同。新闻事业“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16]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英国新闻业主要是行业自己的“学徒制”，并不是美国“学院制”。[17]犹如戈公振在讲演中说的，美国新闻教育是注重职业的训练，德国的方式是重视普通教育，英国是想把二者结合起来。[18]即就这点而言，中国大学的眼睛瞟向大洋彼岸，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具体而言，密苏里为代表的美国新闻教育“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19]在20世纪初，美国的新闻教育大体上是职业教育，着重技能，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重视技术训练基础上，强调学生要具备广博的知识，[20]但目的还是职业人才培养，不过关于人才的标尺发生某些变化罢了。联系到民国初年中国新闻业的乱象，“十而八九者，形式与精神均不成为一种报纸”[21]，美国以职业为取向的新闻教育，自然容易产生共鸣并且也容易见实效，况且大学也需要扩展招徕生源。这与中国业界的想法也是合拍的，在1912年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会议上，就有人联袂提出要创办新闻学校，“各国大学均有新闻一科”，“我报界欲图与欧西媲美，非设此学堂不可”，“不先养专才，欲起而与世界报业相抗争，乌得乎”？[22]难怪徐宝璜的《新闻学》，意就在于“希望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导新闻业于正轨”[23]。后来的圣约翰、燕京都是这样的思路。“中国的公众舆论正处于黎明期，受过专业训练的编辑和作者，将拥有中国新闻界人士现在普遍缺乏的理想。他们将成为公众舆论的领导者和塑造者，通过传播公众智慧、为大众提供实际的精神指导，来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社区提供无价的服务”，[24]这是圣约翰自己的报告。燕京的新闻系成立后，即被安置于文理学院的第五组――职业组[25]，就很能说明问题。这种倡导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职业导向之新闻教育，于1949年后在性质、方向及目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政治上的而不是职业导向上的。目标还是培养新闻事业的从业者，不过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总是跟随着媒介行走，由报纸而广播而电视。每一次新的媒介出现，也就自然而然意味着新闻学外延上的又一次扩展，因为新的媒介需要新的工作者，虽然后起的这些媒介未必都是做新闻的。

由于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顺随着新闻职业所搭建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作为一种“社会践行”，基本属于规范性学科。当然，这是我从规范性理论一说中借用而来，放到学科上不知是否合适。我的意思是，新闻学主要是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生产的基本过程，报刊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报刊职业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