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

【内容摘要】本文对传播学在中国研究与教学的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回顾，总结三代传播学学者的群体特征、理论贡献与利弊得失，并从一线研究者的切身经验出发，提出中国传播学在新时期发展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如何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以及如何破解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

【关键词】传播学 新闻教育 文化自觉 本土化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了。其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长足发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目录，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所属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跃进开辟通途。此后十余年，传播学博士点就从原来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抚今追昔，不无孙髯翁登临昆明大观楼之慨：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一

迄今为止，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孜孜的探求中，留下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付梓，对此进行了系统详尽的梳理与论述。

第一代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为代表。早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1917-2009），19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传播研究。1960年代，翻译了内部发行的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1982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开始连载他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同时，郑北渭先生（1921-2012）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与张隆栋先生俨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除此之外，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1918-199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中国传播学者，为传播研究的起步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如张黎研究员参与翻译的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名重一时，突破了既有的"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开阔思路；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译著，一度几被奉为传播学的"圣经"。

在第一代传播开天辟地的探求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组织，由此形成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此次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代表三十余人，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等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另外，还就一些具体事宜提出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1]

可以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就逐步展开，而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

二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范长江之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陈韵昭和居延安（后赴美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徐耀魁研究员和传播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吴文虎教授、《现代传播》杂志首任主编朱光烈教授、兰州大学新闻系戴元光教授（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和淮阴师专邵培仁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等。

相比第一代的"火力侦察"，第二代更像是"全线出击"，同时也更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显示了指点江山议论风生的探索勇气，有些成果令人难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著述，收录了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对国人了解这门学科及其来龙去脉厥功至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陈韵昭最先开设了传播学选修课，引起学界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生动，1981年《新闻大学》从创刊号开始，分七次连载这一"传学讲座"，一时洛阳纸贵。另外，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为美国的通用教科书，内容通俗，讲解清楚，作者之一的坦卡德（James W. Tankard）是施拉姆的博士弟子。这部较《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的译著，出版后颇受读者青睐，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作用显著。21世纪以来，郭镇之教授又组织翻译了此书第4版与第5版《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畅销不衰。

如果说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第一代的里程碑，那么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是第二代的等高线了。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既折射了传播学如火如荼的盛况，又展现了第二代学者头角峥嵘的声势。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之处：其一，与会专家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展开热议，由此显示了对系统理论的共同旨趣；其二，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提交了一篇会议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引起大家普遍兴趣。

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的星星之火便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大学相继开设传播学课程。二是一批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其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等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颜建军等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张国良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等译的批判学派力作《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等，至今仍为研习传播学的范本。三是国人的传播研究及其著述全面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及其《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开实证研究之先河，一向为人所称道。第二代学者的成果中，有两部理论著作常被提及，一是居延安的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是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位复旦出身的学者集体编撰的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两书现在多在学术史意义上谈论的话，那么另外两部著述当时似乎默默无闻而如今越来越值得关注了，一是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是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巧合的是，两书同年问世，即1988年。

传播学方兴未艾的1980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时代，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热望与想象催生了知识界的"文化热"。当此时，多部丛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一阵阵思想热潮，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蓦然回首"等。《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属于"蓦然回首"丛书。1988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吴予敏（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出版了这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启发的处女作。在这部传播学中国化著作里，他论述了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传播、传播观念等，角度新颖，别开生面。在他看来："从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我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它可能切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微妙至深之处。"[2]

相对于吴予敏对古代传播的学理阐发，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则针对现代中国的传播实践展开探讨，体现了同样鲜明的中国问题、中国意识、中国主张，在整个学界似乎重回晚清"视西人若帝天"之际弥足珍贵，不同凡响。段连城（1926-1998），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校友，回国后一直活跃在对外传播领域，才华出众，卓有建树，其代表作《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为对外传播的经典。抗美援朝期间，在中方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处长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段连城是他的助手，同事还有后来翻译《传播学概论》的新华社记者李启。1982年，段连城出任中国外文局局长，退休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讲"对外传播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对外传播学初探》。这本书不仅成为对外传播学的开山之作，而且也为中国传播学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文本。随着传播研究日益深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日益凸显，《对外传播学初探》所蕴含的学术意味与研究旨趣也越来越引人深思了。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本）》在五洲传播出版社再版，主持修订工作的是同为对外传播先驱的沈苏儒（1919-2009）。

三

不言而喻，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对学界也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新闻传播学更不例外。尘埃落定后，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学风由此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1980年代的学风堪称"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学风则转向"冷眼向洋看世界"了。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型中，传播学第三代学者逐渐浮出水面。

第三代基本上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系统的学术培养，大多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曾在海外留学或访学，熟悉当代学术的状况及其趋势，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树。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姿态有助于传播学的学科化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步伐；从消极方面看，弄不好也容易堕入象牙塔，从而与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与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来临，第三代传播学人已经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

总体看来，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研究全面铺开，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例来说，北京大学留英博士赵斌教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颇有造诣，并结合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实践揭示了当代传播的深刻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研究员，以媒介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著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留日博士崔保国教授，对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独树一帜；中国传媒大学留法博士陈卫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