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批判的视境――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一

传媒批判理论，因为“批判”而著名，也因为“批判”而莫名。

其实，所谓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而“批判”也更多地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而就整体而言，则必须说，“批判”与之并不相关。因此与其称之为传媒批判理论，毋宁称之为传播研究（媒介研究），这样，既可以与传播学研究彼此区别，也可以更好地反映所谓传媒批判理论的全貌。而根据潘忠党教授的介绍，相对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建立的传播学研究，西方的“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学派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偏好。”1不过，鉴于传媒批判理论在国内已经约定俗成，而且笔者也曾主编《传媒批判理论》一书，因此，尽管我用“媒介研究”来概括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是在涉及西方的相关理论时，我还是依旧使用“传媒批判理论”这一说法。

“传媒批判理论”的出现原因复杂，其中最为根本的理由在于：

首先，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焦虑。20世纪，人类文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文化作为第二自然（意在用后天创造来弥补先天自然的不足），转而成为生存的本体。人类也不再从人之外的自然、物质等实体来理解自身，而是从人的活动本身来理解自身，于是，人的自觉同时也就是文化的自觉。这可以称之为文化的“优化”。但另一方面，作为第二本性，文化又可能成为失控的超人力量（尤其是现代科技），文化不再是“它”（我――它），但却也没有成为“你”（我――你），而是往往成为“他”（我――他）。于是，文化的失控又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焦虑。这可以称之为文化的“异化”。文化的“优化”与“异化”是同一历史进程，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基础，但也在破坏着这一历史发展的基础。它意味着：文化既是天堂同时也是地狱，文化既是一个幸福的源头又是一个不可跨越的永劫。无疑，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解放与限制、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以及真实的东西与虚假的东西并存，现实的追求与虚幻的梦想共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合理性激烈冲突……这一切，显然较之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政治冷战等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广的全新思考空间。

其次，强制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得人们普遍意识到了社会的转型。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反省最为深刻、全面，而且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占据承前启后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东方可以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而获得革命的成功，而西方却不行。因为西方存在市民社会，因此西方的国家机器是“强权”与“同意”的二位一体（它使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再反抗，而且在其中乐不思蜀）。与此相应，革命的首要任务也就不是政治革命（打碎强制性国家机器），而是文化革命，亦即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霸权。这样，以卢卡契的“物化”为契机，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文化转向。其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卢卡契、葛兰西依据对于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的总结，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依据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的文化困境的总结，提出了“文化批判”的概念；而文化研究学派则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从阶级的意识形态境遇到全社会的文化境遇、从直接的政治强制转化为间接的符号咨唤、从被统治者的命运到全人类的普遍境域这一现状，进而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概念。当然，严格而言，由于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广泛渗透，“文化研究”已经只能被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泛化。2

最后，大众传媒作为工具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从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焦虑与从强制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传媒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已经构成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也因此，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为人们关注的众矢之的。换言之，对于文化的焦虑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关注，正是“传媒批判理论”出现的根本前提。我们看到，在人类千百年来诞生的种种文化载体中，只有大众传媒的出现竟然让人误以为人人都可以听懂、看懂，也竟然让人误以为阅听传媒的能力是先天习得，而并非后天习得的。以大众传媒作为工具（我――它），而并非以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普遍心态。大众传媒不仅应该是“它”，（工具），而且可能是“他”（对手），或者是“你”（朋友）。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物，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具有了自主能力的生命，一个作为本体的世界。而人们从将大众传媒作为工具（我――它）到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我――他）的清醒意识，隐含其中的却恰恰是深刻的文化焦虑。其中透露出的，正是人造物的强化与人的异化所导致的矛盾。而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我――他）的丰富内涵（霸权）的清醒意识，隐含其中的则显然是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强大作用的洞察。

不难看出，传媒批判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有着鲜明的区别。

就后者而言，它将大众传媒作为工具（我――它），认为传媒是通道，是反映现实，而且，认为传媒与意义也是分离的，换言之，意义是通过传播而传递的。这样，就研究工作而言，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就预设了运用自然科学模式去阐释社会现象的信念与信心。因此，不但研究对象是纯客观的，而且研究者也是完全中立的。只要研究部分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媒介行为，并且进而发现某些媒介行为的运行法则，从而预测、控制未来的媒介行为，就可以大功告成。而研究的目的也只是：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满足人们的欲望。

就前者而言，它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我――他），认为事实上传媒不是通道而是建构，不是反映现实而是建构现实。因此传媒与意义并非分离而是一体的，换言之，意义不是通过传播而传递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产生的，意义传播的过程也就是意义产生的过程。同样，传媒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意识形态的总合（犹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所以，传媒再造现实，传媒是意识形态的最佳表述，传媒是神话中的神话，传媒是现实的重新书写。而研究者也并非完全中立的。研究的目的，也不在于满足某种效果，而在于人的解放。

具体来说，综合学术界的看法,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是有限的研究，也是封闭的研究。而传媒批判理论是无限的研究，也是开放的研究。

所谓有限的研究，是说它的研究是存在前提的，它从“事实陈述”出发，坚持从功能主义（取向）、行为主义（对象）、行政主义（目的）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因而，假设现存社会肌体的合理性，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现存社会肌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公正、公平的，问题只是如何通过传媒去传达这一公平、公正的声音。结果，就仅仅从体制内来考虑问题，仅仅从受委托的、雇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通过对于具体行为的控制来充分发挥作为工具的传媒的功能之上。

所谓无限的研究，是说它的研究是不存在前提的，它从“价值判断”出发，坚持从批判的视境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因而，假设现存社会肌体的不合理性，关注它得以存在的前提，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现存社会肌体是并不完全“合情合理”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更何况，传媒作为现代技术的产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生命意志。那么，传媒在传达现存社会机体的声音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传媒如何人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装扮”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传媒的意义生产如何为权力体制所左右？传媒如何放逐、压抑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同时，传媒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何在？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如何与强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协调、抗衡、冲突、交汇？这一切，正是它所孜孜以求的。结果，它就必然从体制外来考虑问题，必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世界”的传媒加以批判之上。这样，它关注的就不是“多么好”、“多么不好”或者“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而是“为了谁的利益”、“站在谁的立场上”（因此关注的往往是未曾说出但已然说出、必然说出的东西，处处无在但是又无处不在的东西），突出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如何突出？如何遮蔽？为什么突出？为什么遮蔽？以及传媒在传达现存社会肌体的声音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传媒如何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装扮”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传媒的意义生产如何为权力体制所左右？传媒如何放逐、压抑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如何与强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协调、抗衡、冲突、交汇？总之，它关注的是：为什么并不完全“合情合理”的一切最终却能够完全“合情合理”？

所谓封闭的研究，是说它的研究由于追求纯客观而必须把研究对象集中在“基本现象”这一假设之上，因此就不得不人为地将研究对象封闭起来。而所谓开放的研究，是说它的研究不是针对人为地将研究对象封闭起来的“基本现象”这一假设，而是真正涉及到传媒活动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内涵本身。例如，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更不表示为什么存在。收看也不等于接受。

这样，倘若说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是从科学主义出发，遵循工具理性，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着眼传播如何，意在揭示传播活动的规律；那么，传媒批判理论就是从人本主义出发，遵循价值理性，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着眼传播为何，意在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而且，如果传播学的实证研究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那么，传媒批判理论就主要是作为一个学术“平台”而存在。实在无法想象，还有哪个具有"复数意义"的领域能够像传媒批判理论那样，把纷纭复杂的学科都一齐汇聚起来，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与文艺批评学等多学科入手，以“大众传媒”作为共同的学术平台，探询作为世界的大众传媒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当然，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涉足传媒批判理论的学人们都有自己的“媒介研究”“观”，但却都并无自觉的学科认同，也因此，我们甚至很难用一句话去对传媒批判理论加以概括，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会违背开放的原则；我们也只能告诉读者传媒批判理论曾是什么和将要是什么，但却无法告诉读者传媒批判理论就是什么。

幸而，数十年的时间，传媒批判理论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并且留下了坚实的学术足迹。因此，我们不妨借助这“历程”、“足迹”，因枝以振叶、沿波而溯源，从它的“曾是什么”和“将要是什么”去追溯它的“就是什么”。

二

回顾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道路，不难看出，人造物的强化与人的异化所导致的矛盾，推动着它的发生、发展、成熟、繁荣，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则是它始终如一的目标。

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文化工业的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传媒世界即意识形态权力的世界、传媒世界即政治经济权力的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传媒世界从文化工业的世界、意识形态权力的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的世界转向了生活实践的世界，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内涵也从“异化”扩展为“权力”，然后再扩展为“意义”，其中，文化研究关注受众，是追问意义何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关注结构、符号，是追问意义何为，女性主义关注性别与媒介帝国主义关注地域，是关注意义何谓；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不确定的意义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由此，我们可以做如上图示：

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以下，试具体加以说明。

首先看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因为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得名，又称批判学派。它的发展尽管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其中的不同理论家也各有取向，但是其中的根本特色却也始终如一，这就是：批判。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一词，并且指出了“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