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希贵 贺敬杰：宣传话语的视觉“祛魅”：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的再解读

如今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被视觉主宰及形构的时代，再也不是危言耸听。这早就被马丁海德格尔断言，整个“世界都被把握为图像了”，我们正步入“世界图像”时代。事实上，从以口语传播为主的农耕社会到以印刷媒介为主的工业社会，再到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所谓信息社会，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都经历了从以抽象语言为主到以具象影像为主的转向，用米尔佐夫的话说，“作为文本的世界已经被作为图像的世界所取代”。

生活在以视觉为主导的世界，人们自然习惯于摄影、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更不会对使用这类视觉媒介表达观点感到生疏。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也不例外，甚至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视觉化手段因其直观、易于传播、难于被监测等特性成为公众与权威进行话语争斗的“武器”。话语争斗往往是针对依附于官方话语体系下的宣传话语的意义争夺，在当下集中表现为公众对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的对抗式解读。大到领导出访、视察工作等事件类政治新闻图片，小到会议、学习等日常类政治新闻图片，都关乎权力精英运用视觉话语塑造形象、制造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国际新闻界“认同”、完成宣传的意图。因此，网民对政治类新闻图片所进行的对抗式解读，实则是对具负面色彩的“宣传”话语的声讨。

放在过去，宣传图片因通常被理解为是对客观身外世界的复制、还原，而成为人们了解身外世界、建构脑海图景的主要依据。即便当面对经制造、摆拍而成的宣传图片，公众也仍沉浸于“眼见为实”的信念之中。本文这里借用马克思韦伯的“祛魅”卞念探讨两个问题。第一，政治类新闻图片作为一种宣传话语，之所以在过去被公众自愿接受的“魅”的内涵是什么？第二，在当今社会情境之中，公众是如何对政治类新闻图片之“魅”进行解构与再造，即如何“祛魅”？

1. 宣传话语之“魅”：与权力的合谋及与技术的联姻

要探究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的“魅”的内涵，便无法避开宣传话语的正当性问题，即哪些因素影响着某特定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

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首先来源于权力主体力图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刚性需求。福柯的“鼠疫模式”认为“通过对个体实施严密观察，收集并分析信息来形成知识”，从而一种与强制性暴力无关，但与“保证知识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相联”的权力形式得以形成；这一模式运行的直接后果是：与权力相交织的知识，因被赋予“真理”的光晕受到被统治者的拥戴，而“被压迫的知识”则遭到排挤。权力精英对政治权威性的维系正是通过这一“真理制度”的运作才成为可能（李敬2013）。知识的制造与传播，成为了以监视、改造个体为目的的权力运作和权威扩散的理想隐性机制。而对特定宣传话语的应用作为一种渗透了权力意图的知识实践形式，自然成为了统治者通过操纵象征符号塑造权威形象、潜在影响被统治者认知的必要手段。从这一层面说，宣传话语因与权力的合谋所染上的权威性、严肃性色彩，成为了宣传话语之“魅”与生俱来的一层底色。

然而，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存在仅凭权力主体的单向强制维持还不够，一旦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宣传话语的正当性自然也受到挑战。因此，宣传话语的合理性（即“魅”的来源）还必须辅以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的成分。正如马克思韦伯（2004）在阐释政治权威性来源问题时所言，政治权国际新闻界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威性的实现“必须依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的信仰，或者说每种支配形式都应包含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被统治者的自主能动性被纳入为维系政治权威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在现代政治环境下尤其重要。对于统治者而言，选择怎样的宣传话语在其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时，仍能让附有其意识形态的知识于无形之中被被统治者自愿接收，从而及时修复其合法性，成了最大难题。新闻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介技术，在被引入中国后所完成的与宣传话语（即官方权威话语）的“联姻”，其实丰富了宣传话语之“魅”的内涵。

摄影术于鸦片战争后被引入到中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新闻摄影的价值与地位在战事频繁的动荡时局下得到提升，我国新闻摄影迎来蓬勃发展：一些报纸摄影附刊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相继出现；中国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央写真通讯社”成立盛希贵。也正是在新闻摄影快速发展的这一时期，原本作为“传道”之意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引渡至日本的“宣传”（Propaganda）―词，也以政治、商业的新意涵再度被传入中国，并开始了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息息相关的现代化及正当化进程刘海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时间节点，我们便有了新闻摄影与宣传观念进行联姻的语境基础。

然而，历史维度的时空共存还不足以说明形成关联的必然，于是，问题进一步聚焦于新闻摄影活动为何会被收编于宣传话语之中？

首先，新闻摄影作为有关图片信息的新闻生产实践活动，具有真实、客观、时效等属性。这些属性是新闻摄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公众也正是在此合法性营造的安全感中逐渐形成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图景。宣传话语对新闻摄影的吸纳，恰恰是通过借助新闻摄影真实、客观等专业属性，制造公众在认知过程中自愿接受的安全感。其次，与一般文字新闻不同的是，新闻摄影因其图片产品所特有的“形象性”、“标记性”等特征，而具有被公众自觉接受的视觉说服潜能保罗梅萨里。权力主体施加于新闻图片的说服意图或意识形态，正是在公众对新闻图片“眼见为实”的认知惯性作用下，被不着痕迹的隐藏。于是，对于宣传图片的传播而言，其不但不会造成公众对政治宣传的抵触，反而还让公众在不自知中主动内化权力主体强加的说服性信息。这样，由新闻摄影的真实、客观、可信赖等属性，与图片所暗含的说服性结合，创造了新闻摄影与宣传话语“联姻”本期话题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国际新闻界的可能性。事实上，到文革结束之前，新闻摄影一直在以其强大的视觉说服潜力，及提供“不在场”目击可能的客观属性，为权力精英完成着连接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环节的使命。可以说，新闻摄影与宣传话语的联姻，将真实、客观等色彩，附加在了宣传话语之“魅”的内涵之中。

从宣传话语与政治权力的合谋，到其与新闻摄影技术的“联姻”，我们便大致窥见了潜在政治类新闻图片背后的“魅”的真实面目。这便不难理解带有宣传色彩的政治类新闻图片，更甚之是“摆拍”类宣传图片，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浸浴在鲜花与掌声的拥簇之中。但是，这一由权力、技术所构建的富有权威、严肃、真实等内涵的宣传话语之“魅”，正因如今社会的变迁及技术的变革而被拉下神坛，逐渐褪去神秘性光晕。

1. 宣传的视觉“祛魅”：网民基于互联网的对抗式解读

宣传观念作为权力主体借以维系其政权合法性的策略之一并不会消失，它只会以新的形式或借助更隐蔽的话语方式不断构建其正当化存在的合理形态。宣传话语的正当化过程应是一个双向的、不断辨证演进的过程，即“是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可以被精英和公众均可接受的中间点”，且这一“中间点的位置”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地协商之中”（刘海龙,2013;20）。就目前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激化，使公众对政权开始不信任，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公众的能动性、话语权得到释放。两者结合，使得公众在与官方的互动过程中，逐渐放弃“协商式立场”，转向“对抗式立场”。作为宣传话语的政治类新闻图片，由于演进发展相对滞后（多宏大叙事、政治宣传色彩浓烈）而成为了官方话语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被公众以娱乐化处理、置换解读语境等解读策略，从去权威性、严肃性及变更事实性信息两方面进行着“视觉祛魅”。具体表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