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及其生产惯习

[摘要]本文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回顾其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生产惯习。文章分析了南都新闻场域历史建构过程中的资本转换，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的实践惯习，呈现出新闻生产“自治性”的生成过程和复杂动因。

关键词：场域；新闻场域；资本；惯习；南方都市报

一、导言

新闻生产从来都受制于各种社会控制力量，任何媒介组织的自主性也始终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张力中方能生成。以往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多侧重于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乃至决定生产实践，而对新闻生产过程中从业者、媒介组织的能动性关注的比较少。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建构主义”的路径来分析新闻生产――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也要关注生产者的“反控制”，不仅要关注新闻生产的“常规”特征、也要关注新闻生产的“非常规”特征。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 ）试图打破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既避免过度强调客观结构对行动者的决定性作用，又避免过度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他提出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给研究新闻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范式。“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 ），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布尔迪厄，1998：133-134）。“场”是力量聚集的所在，被各种权力或资本（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场的结构恰是不同的权力或资本分布的空间。“场的概念使我们想到，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体……场才是最重要的，她必须是研究活动的中心”、“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指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无止境的变化的场所”（转引自包亚明，1997：149，152，157）。[1]

简言之，从场域的角度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场域所要表达的“主要是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高宣扬，2006：139-140）。依据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2000：P44、45、47）中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场的分析，运用场域理论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包括：一、确定某个场与权力场之间的关系，距离近或远，被影响程度的大或小，要分析与它所处位置有关的一切因素；二、确定某个场内部的空间位置的关系，或力量格局的基本结构特征，也就是“构成新闻场结构的整个客观的实力对比关系”；三、研究和把握行动者/实践者的习性特征，进而进行阐释。

《南方都市报》从1995年开始试刊，1997年起正式以日报亮相，迄今已经13年。通过其1996-2008年的宣传口号，我们能够大体把握这份报纸定位的变化轨迹：从“大众的声音”到“改变使人进步”，再到“主流就是力量”、“中国的选择”，其发展历程既见证了都市报在广州乃至全国的兴起和繁荣，也代表着都市报向“主流大报”转型的路径和模式。笔者试图在梳理南都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场域理论对其新闻场域的历史建构、生产特征及“自主性”的争取过程进行分析，把握其新闻场域中权力、空间位置的变化轨迹。

新闻场域从来都不是静态存在的，而始终在与政治场、经济场、文学场等其他场域的互动中。《南方都市报》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中观的新闻场域，这个场域的权力分布、空间位置既由其与外部其它场域的关系决定，同时也是在其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被逐步建构而成的。布尔迪厄强调，始终要从实践逻辑的出发来理解社会现象，他在知识场域研究过程中的“历史建构”意识同样适用于对南都新闻场域的分析：“对知识场域的研究首先需要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要求对知识场域与其他场域（尤其权力场域）的关系做出历史性的把握；其次，辨析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与资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的构成，并勘定不同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场域中的成员资格与位置，对其惯习引导下的特定行动做出解释”（Pierre Bourdieu ，1977[2]；转引刘擎，2007：256）。

要把握一个新闻场域的基本位置和特征，既要对其当下权力和资本分布的空间进行描绘，更要对其历史建构的过程给予必要回顾和整体把握。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之前，大众传媒在宣传方面的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新闻场域基本隶属于政治场域之中，是具有明显“他治性”（heteronomy）而缺乏“自主性”（autonomous）的。回顾南都新闻场域的变化，实质寻求的依然是新闻场域自主性（autonomous）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2005：46）多次强调的那样，对新闻场域来说“真问题是其自主权（autonomy）”。

二、南都“主流化”的发展历程

《南方都市报》曾有一个“五年规划”（2004：27）：1997年解决“有与无”的问题（奠基），1998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摆脱对手堵截），1999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解决温饱），2000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由边缘走向主流），2001年解决“强与弱”的问题（走向强大建立现代企业）。南都的十余年发展历程，就是从“小报”向“主流大报”的转变过程，主要可分四个阶段：

（一）1995年-1997年起步：周报“试水”

1995年3月30日，作为周报的《南方都市报》正式试刊，定位“是《南方日报》主办的城市综合类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城市宣传的重要补充，是《南方日报》联系城市读者的重要桥梁”（东方源，2002：11）。一开始，它就有两个明显特点：彻底的市场化，实行采编分离制度。此后两年，《南方都市报》作为南方日报“城市宣传的补充”已见雏形，但并没有产生大的市场反响，经营上始终处于困境。由于筹备时按日报准备，运营后走的却是周报道路，用的也是广东省内刊号。这个阶段，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刊号问题。好在，南方日报社很快决定将《海外市场报》的刊号给南都，自1997年元旦起改成日报发行。

（二）1997年-1999年发展：选择“另类”

1997年1月1日，《南方都市报》正式创刊，由周报改为日报，每天出版16个版。为吸引读者眼球、尽快扩大市场，南都新闻采取了“另类”的处理方式，主要遵循市场导向来运营，体现出典型的“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运作模式（苏钥机，1997）。其新闻生产主要有如下特点：（1）题材选择：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暗访新闻，制造轰动效应；（2）新闻专题：策划报道产生热烈反响，快速提升报纸发行量；（3）版面编排：大图片、大标题和模块化，充分吸引读者眼球。

总体来看，南都发展的第一阶段（尤其1997-1998年），整体风格和内容定位都十分“另类”，往往追求与众不同、一鸣惊人的轰动效果。以“一种相对比较另类或者说是小报的姿态来切入市场、打开市场”，成效是十分显著的（庄慎之，2004）。这种“另类”策略很快帮助其扭亏为盈，发行和广告增长迅猛：1997年初创刊时，其发行量仅为四五千份，同年12月实际印量已达7万份，1999年底突破61万份，2000年日均发行再次突破80万份。经营上，报纸熬过了最初两年亏损的艰难时期后开始赢利并快速增长。1997-1998年，报纸年平均亏损800万元左右，到了1999年，广告收入达到9000万元，实现了收支平衡。2000年广告收入则超过2.6亿元。

（三）2000年-2005年转型：实践“主流”

自2000年开始，“主流”出现在南都的广告语中，做新主流媒体和绝大部分主流广告客户的主选媒体，成为南都的新目标。也正是在“主流”概念的引导下，南都借助改版开始了从新闻形态到操作理念的全面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做主流大报。这种“主流”报纸的实践过程，具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1、2000-2002年，酝酿提出主流目标，探索操作模式。2000年1月1日，经三次扩版已达48版的《南方都市报》零售价从每份0.5元升至1元，成为中国大陆最贵的综合性日报。3月，南都打出广告语“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宣传其首创的“新主流媒体”的概念，表明要从“另类”走向主流，“成为新世纪的新主流媒体”。在程益中看来，另类是手段，主流才是目的，另类是为了更主流，所谓“主流”就是要“针对主流社会、锁定主流人群、吸引主流读者”，其动因在于：“只有针对主流读者，才能吸纳主流广告”，而选择2000年提出这个目标是因为“一旦等到我们做大了，我们就要跟读者说，我们其实跟他们一样主流，只不过它们已经老化，已经不再主流。”（2004：77）当年，南都的新闻产品在改版扩版和专题策划两方面又有较大突破：从扩版措施看，先是3月1日启动深圳战略，在48个版的基础上增加8个深圳新闻版，再是6月28日扩至72版；从专题策划看，南都先后推出一系列重特刊和专题，如《解读中国。com 》、《刺激2000??欧洲杯特刊》、《幸福2000》、《完全崔健摇滚中国》等。

2、2003年-2005年积极实践主流改造，改造报纸形态。2003年，南都的口号定为“主流就是力量”，这一年是集中体现《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的关键年，也是其打造“主流大报”的标志年。从新闻生产的实践和报纸形态的角度看，其“主流”改造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1）报道风格发生改变。由注重煽情、娱乐转向注重深层解读和客观理性。南都早期的策划报道形式夸张、视觉冲击力强烈、语言幽默富有活力，整体风格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2）时政新闻力度加大。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报道除《广州小变大盘点》、《惊变广州》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深圳市长和网民对话的系列报道；（3）系统化的时评实践。2002年3月改版时时评版正式诞生，此举开大陆媒体之先河。这个阶段，南都时评倡导“公民写作”理念，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主要是孟波写的两大系列：孙志刚事件及收容制度系列评论，深圳新形象及网民对话市场系列评论。2004年3月，现任负责人李文凯主持时评版工作后，重新调整了版面结构，确立了“社论”和“个论”两大版块，并增设不定期的宏论版；（4）做好深度、重点和对话。南都深度主要以调查性报道为主，立足挖掘动态新闻幕后的事件背景和真相。其中，最具影响的报道莫过于2003年4月25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这篇文章以准确、平实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对孙志刚的深切同情和对城市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声讨，并通过学者发文响应及上书人大，促成收容制度的最终废止；（5）继续做足特刊、专刊。在南都的新闻实践中，编辑部总结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特刊、专刊的操作经验。善于抓住机会、进行报道策划是该报的强项。总体上看，从1995年到2005年，经过十年发展，《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形态和实践策略已经比较稳定、成熟。

（四）2006年迄今扩张：打造“报系”

大体以2006年为起步，《南方都市报》逐步开始从一张报纸向集报纸、网站、杂志为一体的“南都报系”扩张。这种扩张战略显然与整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对旗下子品牌系列化的战略实施相关，以《南方周末》为核心的“南周系”（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名牌》等）、以《21世纪经济报道》为核心的“21世纪报系”（包括《21世纪商业评论》、《21世纪商务旅行》、《理财周报》等）先后打造成形，“南都报系”的打造亦属应有之义。三年多来，其扩张步伐主要集中于三种方式：新创周报与周刊（《南都周刊》、《风尚周报》）、跨区域合作办报（与云南出版集团联办《云南信息报》）、拓展新媒体项目（奥一网、南都数字报）。

新闻报道方面，除原有的时评、深度操作形态更加成熟外[3]（如时评增加了公众发言的“个论版”、线下定期举办“公众论坛”，深度增加了颇有特色的“网眼”版、聚焦网络热点现象），还在重大时政新闻、高端报道上有所突破。需要指出的是，受外部政策约束、市场利益诱惑等因素的影响，《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依然面临各种问题与考验。如笔者2005年做田野考察时，南都所处的新闻环境相对宽松，而2008年，则由于部分报道挨批、敏感事件频发、主管领导更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