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伟亮：“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

（出处：《新闻界》2013年第9期）

摘要：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可归结为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前者反映传播学的智识品质问题，后者反映传播学的思想品质问题。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为参照，应当在一种关系性的传播学“四分法”中为公共传播学开辟理论与实践空间，并建立一种互异共生的传播学知识生态。

关键词：传播学 公共性 智识品质 思想品质 公共传播学 知识生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北京100024

中国的传播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一种失语的尴尬和危机。中国的传播学人，正不知要向谁讨个酒杯一浇心中的块垒。

这种失语，一方面反映在传播学本身难于参与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公共讨论和总体反思当中，无法生产出能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流通的学术话语，因而在学术共同体中难有一隅发言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把传播理解为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勾连的历史的与社会的过程，那么，在传播日益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和社会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建构性因素的当代，传播学在对社会与时代的理论把握与社会进程参与上更是殊少贡献――在社会这个价值共同体中，传播学的失语状态更加令人不安。

一、智识品质与学术共同体内学科公共性的缺失

在这里，学科公共性是一个临时定义的概念，是在狭窄意义上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共同体而言的，主要指在社会科学界这个特定集体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普遍联系性以及意识交互性[2]。这是针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学术现状进行的静态考察。

尽管传播学在学术从业人员、论文产量和高等教育规模这些显化指标上进展势头迅猛，但在学术影响力上，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仍然捉襟见肘。这集中体现在有重要影响力的、能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广泛反响的理论成果较为稀少，学科贡献率较低。“从某种程度上看，传播学一直没有得到其他社会科学的承认”[3]，学术影响力低下的后果便是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突出表现为传播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双向度的进入困难：第一，传播学研究对于当代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议题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只能比划一下堆砌概念和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时常常难免“炒冷饭”和“打时间差”的嫌疑；第二，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中国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

于是，一方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了传播学的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会陷入一种知识视角上的局限与局促；另一方面，传播学人往往又不能从“媒体的战略发展部”[4]的狭隘定位中挣脱出来，无法为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真正具有智识品格与学术价值的资源支持。

尽管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施拉姆语），然而如果传播学不能加入到社会科学共同体内的真正的交流与沟通，不能“共同面对和解决公共的问题”（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的传播学视角的把握），从而在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建立“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5]，那么其综合性、开放性就只能表明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进入性和不成熟性，只能代表一种孱弱的智识品格与贫弱的学科公共性。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需要具备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那样一种“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6]。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公共性的缺失，正是这样一种关乎洞察力的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的缺失。以时下无比凶猛的新媒体研究为例，尽管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在洞见与智识的含量和水准上却实在乏善可陈：很多研究要么在实证的路子上做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官样文章”或者“注脚学术”，要么还处在捂着脑门谈感想的前范式状态；而在学术视野上，则要么在市场效益的蛊惑下大唱资本的赞歌，要么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欢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义的三尺来深的学术矿井里浅尝辄止，要么刚想抬抬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灵”的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这个理论想象力的天花板。新媒体研究“总体上处于比较保守和落后的境地”，“理论的社会价值贫乏导致研究者终极的焦虑”。[7]过于局限于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进路，而不能扩展到更具智识挑战的“新媒体条件下的新的社会表达的研究”[8]，从而不大可能为社会科学界创造出具有公共流通价值的议题和话语。

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要建立智识品格，树立学术声誉，首先需要走出的两个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与“方法论拜物教”的食洋不化。

一味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研究往往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隔靴搔痒的考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看不到总体又不探究根源，在眼花缭乱的媒介迹象中流连忘返，闪转腾跃，“翱翔蓬蒿之间”，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志向无动于衷――“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这样固步自封的传播学研究决不能成为一种有社会现实观照的学术事业，这样毫无抱负的传播学研究也决不能产生出具有相当阐释力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这样的传播学视角也就只能始终摆脱不了深度有限、可有可无的智识贫乏的状态。

“方法论拜物教”的不良倾向也应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反思与警醒。传播学的学科成熟度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反映为缺乏适用于自身领域的独特的、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传播学都偏向于套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成熟社会学科的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甚至食而不化地衍生出一种不求做出真正学术发现而纯粹是“炫技”式的和“绣花枕头”式的量化方法的运用方式，“言必谈数据”，而不去追究数据背后那些真正有价值和有深度的问题，不惜以皇皇长文去做些蜻蜓点水的表面文章，论些犄角旮旯的琐屑问题；有一些年轻学人“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而总想着把那个貌似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弄得精致无比、精巧无比”[9]；有很多匠气十足的文章，不过是在以娴熟的技巧做着input和output的几近于自动化的学术生产。

因而，要建立传播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公共性，要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就不能再在媒介表象上投入巨大的学术资源炮制一孔之见，而必须站在“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10]的高度上重塑我们的传播观；就要求我们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应当怀有清晰的问题意识，真正使得“方法为我所用”，而非“我为方法所用”，同时我们还应发展一种能与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相得益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从而努力做出切中要害的、充满智识与洞见的并能体现传播学独特价值的学术发现。

与纯粹理性分析意义上的科学的实证方法不同，政治学者刘建平提倡一种传播学的历史的实证方法，对于传播学人而言，他在下面的这段话正好可以作为它山之石：

所谓传播学的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就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传播现象，建构传播行为在中国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中的过程叙事，以具有传播学特征的概念解释中国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这种工作的复杂程度，是那些专门迎合权力或资本需要的媒体研究者一听就皱眉头的。……传播学研究是研究者自己建构思想，很麻烦但是有乐趣和挑战性；媒体研究是当工具，工具当然有工具的收益和快乐，但主体意识强的人会感到痛苦。[11]

不经历这种上下求索的寂寥和辛苦，不在痛苦中坚定传播研究的学术主体性意识，只通过一种不加反思的和缺少智识的简单学术生产和再生产，传播研究就难于摆脱局促的视野与狭小的格局，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上就难以实现突破，而无力与公共学术实现对话和有效互动的传播学也就难以摆脱社会科学界中后知后觉与局外看客的形象。

二、思想品质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

然而，仅仅摆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的狭仄格局，还不足以实现传播学“绝云气，负青天”的学术抱负，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价值坐标，需要站在社会进程与全球历史的高度对传播学的学术价值与努力方向作出不拘泥于当前学术界现状的动态考察。正是在社会这个更大的价值共同体中，我们发现了传播学更深刻的学术公共性的缺失――也就是一种学术与社会间的互动性与互构关系的萎缩――我在这里称之为传播学的第二重公共性缺失问题，以此回应很多传播学人的另外一重焦虑心态。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以及在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影响下，中国的传播研究在三十年间逐渐“与世界接轨”，走上了“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的道路，并在学术自律的旗帜下，“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走向了体制化的学术生产。在九十年代以来思想与学术二分的语境下传播学者有意无意地避免宏大叙事，“聚焦微小实践”[12]――尽管“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种微观和实证的研究对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主体性的建立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致远恐泥”。现如今，缺失了社会公共维度的传播学其意义和价值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既然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跟社会实践的对话当中。”[13]

弥补传播学的第一重缺失，重在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的提升；而面对传播学学术公共性缺失的状态，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传播学思想品质的建立――这里的思想品质是指一种能够化作政治和社会动能参与到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实践的力量，因为“作为‘思想’就意味着它是原创性的，是跟社会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14]，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只能是一种“寻章摘句老雕虫”的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的书斋游戏，而不能成为“与其他权力主体在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下形成的良性互动结构中的一部分”[15]。

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与思想品质的反面叙事是反思传播学的科层化与专业化的学术生产方式。这种体制化的学术生产严重阉割了传播研究的公共性维度，使得传播学研究既在理论上无法把握中国现实，又在实践上无力干预传播进程，只能无知无觉地坐井观天或者有心无力地望洋兴叹。

对于学术的专业化与学术的规范化，不能罩上某种崇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光环顶礼膜拜，而必须在历史语境中为其重拾一种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与工具价值。学术的体制化一方面体现了在九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一些学人的不失为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退而结网”式的公共性的坚守，即通过学术的专业化以一种抽离的姿态完成知识分子社会介入的历史反思与策略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学人也确实打着学术专业化和学术规范的名号，“退而结茧”，“宁可承认原先的研究本来就不是真正且独立的学术研究, 从而以重建学科边界化解了学术研究无法参与社会变革的焦虑”[16]；再加上当时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凭借着某种优势地位，操持着庄严肃穆的“学术独立精神”的话语对国内同仁的耳提面命的布道、情真意切的呼唤，终于使得学术的专业化、规范化、“纯粹化”蔚然成风，――而学术的公共性精神则然疲敝。

时至今日，从总体上看，专业化的学术体制已经既不具有当初那种“以退为进”的隐忍的公共性的品格，也不具有化解知识分子无法参与社会进程的失落与焦虑的历史的伤感印记，它变成了一个超历史的、天然合理的和不容挑战的宰制性的学术意识形态。

正基于此，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与思想品质，必须要能够反观自身所处的学术体制和规范体系，重建传播学术与社会的有机关系。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学术的规范化，它与学术的思想品质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从现实合理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也的确需要通过学术的规范化来建设一套学术圈话语生产和流通的规则与秩序――我们反对的是一种总体上的陷进学术规范的窠臼而不知思想为何物的知识界倾向，我们反对的是一套思想退潮、而形式依然位居中央的钳制性的抱残守缺的技术规范，我们反对的是一种遮蔽重大问题的、将知识分子降格为匠人、将公共精神降格为匠气的“伪规范”――这样的学术规范只能闭塞学术的思路、只能逼仄学术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