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

[论文提要] 该论文运用历史分析与相关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历时态”与“共时态”交错的二维向量中，对“新时期”以来二十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而又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与分析。该论文认为，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在“历时态”中着重展现于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六个时期虽然波折起伏，但毕竟已呈现出较好的走向；在“共时态”中着重表现为两种合力因素（即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影响与作用，我们应当更重视现代合力因素，让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的时代精神”、“促使民众广泛的民主参与”、“展示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模式的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该论文还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与阶段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主题词] 中国 大众传播事业发展 社会民主化进程 相关性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历时态考察

纵观“新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已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这六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自身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艰难而复杂的关系。本论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拨乱反正期（1978――1982）：

显现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新时期”第一历史时期的发韧，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其显著标志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对新闻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中国的新闻界开始摒弃“新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新闻的假大空”、要求“新闻注重读者需求”为其鲜明的特征的。尽管这些问题在新闻的学术研究上并无更多的创建和突破（中国早在1956年就曾对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是，颇有回归五十年代新闻改革意味的深刻反思，却以高举中国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大旗，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序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后段展开争论的“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具体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工作要不要坚持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厘定”等），已不仅仅是中国新闻媒介一般的“拨乱反正”问题，它已给发展中的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了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概念新学科引进期（1982――1986）：

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知识与理论

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信息概念的引进，广义上讲，是我国自然科学中的三论”（既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但是，具体分析，中国新闻界在新闻媒介中引进并运用信息的概念，却是伴随着八十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为历史起点的（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北京给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状况的学术报告）。1984年9月，通过新华通讯社李启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正式翻译出版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传播学的著作。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不但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而且，也促使中国的新闻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这无疑构成了对我国历来把新闻媒介当成宣传工具的尖锐挑战。因此，“信息是抽象的概念”、“信息传播无视新闻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一场交锋在所难免。但是，这场交锋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的大趋势下，以主张改革开放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改革促使并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巨大变化，其突出点在于：中国的媒介结构中出现了大批以提供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反映在媒介内容中，纯信息性的新闻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即便在以宣传为主的新闻中，也开始注重大信息量的问题。从此，“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开始趋于流行。在学界这样的提法渐成共识，成为普遍的学术用语。中国的新闻传播界经过五年的努力，基本确立了信息传播的新观念。1988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开始使用“新闻媒介”的提法。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监督功能膨胀期（1986――1989）：

从注重自身改革到卷入激进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后给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的生机与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新闻传播界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所至，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社会来临的国际化大趋势对新闻媒介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一喜人形势的出现，就其实质来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的前段，中国的新闻传播界亦注重自身的改革。 尽管“提高新闻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喜不报忧”、“新闻报道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新闻媒介要有多种声音”等问题的讨论日见其多，但这毕竟还属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关注“舆论监督”问题的范畴。当然，这些新闻媒介改革的观点一但集中于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参与政治改革的倾向已逐渐开始明显。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社会上政治改革的呼声日见其高，加大新闻媒介改革力度的呼声也渐大。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加强了。当然，随着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临近，关于“新闻自由”、“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也开始提出。这一时期的后段，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舆论监督等问题的改革走向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处在特殊历史、特殊社会条件下的政治风波。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自身改革的情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闻媒介开始卷入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潮流。其结局，当然是政府以一种特殊的政治方式制止了这场“政治风波”，这也意味着中止了新闻媒介改革在这方面的发展。尽管这一问题的特殊历史复杂性现在还很难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观点予以诠释，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本身的改革中，乃至在介入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等问题上酿就的经验教训，却构成了“新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值得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反思回归期（1989――1992）:

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间离

政府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之后，政府对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新闻传播界的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指出，“新闻界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2]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新闻媒介必须坚持喉舌性质。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性原则，因此，任何媒介都理所当然地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用“人民性”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3]由是，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回归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风波”的出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地减弱，甚至出现了间离。这是“新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属性拓展期（1992――1997）：

在创造性转换中关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预示并引发了“新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轮改革的大潮，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领域的一场悄然革命。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第四阶段所截然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以参与政治的激进方式进行，而是以改变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各种方式来进行着新闻媒介的改革。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双向（即政府与媒介）理论认同：在承认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同时，亦承认其第三产业的经济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创造”。它虽然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终极目标，使其溶入社会民主化的博大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创造”的效果，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闻媒介的实力与活力，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似乎得以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相关性：政府在无力承担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极其巨大的财政开支，但又不能失去对其依赖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构筑起了“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力与有控制地介入社会现实”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认可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转换”格局，为今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赢得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1997――至今）：

政府进一步公开倡导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与前面的第五个阶段相比，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所呈出的却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状况。第五个阶段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属性的拓展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分离说”：即政府职能与媒介经营相分离；新闻宣传与产业发展相分离；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相分离。这颇有哲学意味的“二律背反”命题，让我们在一种特殊的悖论中深切体会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改革 “并不是以新的体制取代现行的体制，而是在这一体制的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了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4] 更为准确一点说，这种大众传播事业的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存体制的内部空间，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5] 审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最为突出的是两点。首先，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均在新闻传播界内部充分地体现出来，政府的主体性缺乏足够的显现，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的主体性极其强烈；其次，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的改革均没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直接耦合（处于“监督功能膨胀期”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卷入了“政治风波”，但尚难算作新闻媒介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直接耦合），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在进一步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纲领中，将新闻媒介的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予以了紧密的结合。至于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介入社会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如何进一步认定，那将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共时态分析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问题，已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将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已不少见。无论是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丹尼尔• 勒纳提出的“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理论，还是传播学家威尔伯 •施拉姆提出的“利用大众传播事业推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理论；无论是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提出的“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的理论，还是梅尔文•德弗勒提出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理论……皆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如何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