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焦中栋：向“以新闻为本位”渐进靠拢

“以新闻为本位”，[1]是邵飘萍1923年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提出的对新闻传媒的基本要求。然而，这个概念对长期以来以宣传为本位的党的传媒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在那时的具体斗争环境中，党的传媒以宣传为本位是必须的和不言而喻的。

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78年元旦，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正式开播，当年底，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纵观30年《新闻联播》的发展，显现出一种隐约、渐进的变化线索，即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这种靠拢，表现为观念和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

《新闻联播》的传统套路一向被视为经典传统，似乎不可动摇。其实，它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悄然发生着变化，因为改革开放的趋势无法逆转，朝前走是唯一的出路。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我们需要进一步采取主动而积极的改革态势，而不能被潮流推着走。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就报道职能而言，以新闻为本位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的传媒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从单纯党的宣传工具，转向了传媒业的职业化，尽管传媒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报道本身要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这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因而，《新闻联播》在以新闻为本位的职业角色方面，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一、《新闻联播》：中国电视收视王牌

1980年11月开始，《新闻联播》陆续播出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报道，带来《新闻联播》初期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潮。2007年12月19日，中央电视台发布了“2007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在观众最喜爱的电视栏目中，《新闻联播》仍居榜首。前20年中，央视《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45~50%，近几年收视率有所下降，甚至在广州、上海等地退出了收视前十名的行列，但全国的收视率水平仍保持在20%以上，无可争议地捍卫着收视王牌的地位。

作为党的政策的权威传达者，《新闻联播》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这样的资源是其他电视传媒不能具备的。1981年4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做出两项重大规定：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发《关于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必须完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节目的通知》，再一次强调了《新闻联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通知要求，各级地方台（站）必须以专用频道完整转播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在转播中央台节目时，不得插播自办节目和广告。因此，每到晚上19：00~19：30分，全国各级电视台都在转播《新闻联播》，这使得该节目在该时段没有竞争者，获得了几乎绝对的收视率保障。《新闻联播》也成了中国政治动向的风向标，它的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是播音员换人，播音员的服饰、发型，说话的语气和语调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对中国政治的种种猜度。

由于其独特的地位，《新闻联播》节目也为央视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插播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的广告被称为“标王”，成为中国广告市场上的“王牌”，1997年曾被“秦池”酒的广告推上3.2亿元的疯狂高点。

二、政治新闻的价值表达长期停留在表层

1982年9月1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重要新闻首先在《新闻联播》中发布，由此开始奠定《新闻联播》节目为官方新闻发布渠道的重要地位。此后，收看央视《新闻联播》，逐渐成了中国电视观众了解国际国内大事、知晓中国社会变革风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但是，由于以宣传为本位的传统十分强大，《新闻联播》丰厚的政治新闻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节目长期停留在政治事实的套路化表达层面。新闻价值的标准被弱化，政治宣传的角色被强化。这种强化明显地体现在节目的内容格局上。

根据1984年的一项研究，当年6月11日~30日的《新闻联播》节目中，领导同志接见外宾、视察、通电、有关单位发布命令、公告、决定、声明等占7.7％；各种会议新闻占14.6％；各种典礼、仪式占4.1％；三类新闻占国内新闻的26.4％。1995年的一项抽样统计显示，《新闻联播》的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占播出总条数的比例，均高居国内几大媒体（《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央电台）之首。之后，又有研究者对1999年和2000年的《新闻联播》进行抽样，发现“领导人活动在《联播》中所占时间最长，占时政新闻的35.3％。外交新闻则条数最多，共54条，总长度为64分33秒（3873秒），占时政新闻的31.0％。会议新闻的总时长也比较长，比例达到时政新闻的15.6％。从平均时长来看，领导人活动（157.8秒）、宣传重点（129.0秒）、会议新闻（93.2秒）三类新闻排在前三位。”[2]

这样的内容比例不仅仅是对新闻传播特点的背离，也是对政治传播的一种浅层理解和把握。领导人的国务活动与重要会议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自然应当在国家电视台的高度予以强调。但是《新闻联播》几十年如一日的僵化报道模式，并不符合反映“国计民生”的真实需求。人们总结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大量的官话套话，例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等等。这样机械、肤浅的报道模式，难以真实反映我国社会实际发生的变化。杨伟光在《新闻联播20年》一书的序言中说：《新闻联播》同观众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比如新闻太长，信息量不够，会议报道太多，真正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足等。这不仅仅是《新闻联播》的毛病，也是中国电视新闻整体的顽疾所在。

其实，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电视新闻节目，其根本问题不是时政报道量上的增与减，而是如何转变对“什么是新闻”的认识，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批评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3]

三、中央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意见没有得到很好贯彻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 《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的常规性活动，一般不做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道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个《意见》体现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给予了传媒一定的选择权。

然而，我国的电视新闻，贯彻这个《意见》的动作比较缓慢。五年过去了，现在非《新闻联播》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变化相对明显，正在努力以新闻价值为主要选择标准来安排新闻的顺序，突出报道特别有新闻价值的刚才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实。但是联播节目由于过大的传统惯性，以及较多的具体原因，变化较少，甚至有的时期被强行加进去的非新闻内容还呈上升趋势，这个黄金时段几乎变成了政治宣传广告的时段。

可喜的是，最近这段时间，许多重大事实发生，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都在关注我们播报什么新闻，如何播报新闻，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多次讲话，要求新闻传播为人民服务，贯彻信息公开的政策，联播节目的新闻性内容有所增多，能够感觉到它在努力跟进形势的变化。

关于电视新闻改革，有的省级电视台在省委的支持下，电视新闻节目的改革进程反而比中央电视台要早。例如在2001年11月，海南省委常委会就改革领导活动报道做出规定：媒体对常委出席一般性会议和活动、一般性考察和调研活动不作报道；常委出席重要会议和活动的报道，由新闻单位自行安排，不要使用“重要讲话”、“指示”、“视察”等字眼。

2006年12月，重庆市发布了一个涉及传媒改革的文件，明确了这样的原则：会议报道原则上不以市领导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也不绝对依照领导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通常情况下，《重庆日报》一版、重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主要新闻栏目对基层的报道不低于各自总篇幅的三分之二。“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文件要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除涉及全局性重要活动以外的常规性调研活动，只发《重庆日报》二版，广播、电视报道不上头条。文件要求注重新闻价值，“减少单纯行踪性报道和会议进程式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这样的文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海南和重庆的新闻改革有可操作的文件作为依据，因而包括电视新闻在内的传媒新闻遵循新闻价值编排，能够做到立竿见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从两地的改革来看，电视新闻报道的改革似乎已经开始向最为敏感的领域推进。但是，这种基本依赖于当地、当时主要领导人政治智慧的改革，给人留下了“人走政息”的担忧。在新闻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这种改革难以为继，其经验更没有得到推广。

四、2003年以来电视新闻向“以新闻为本位”靠拢

为了说明最近央视《新闻联播》变化，我们抽取了2008年9月15~21日共7天的《新闻联播》进行量化考察。这7天共播发新闻118条（包括国际国内简讯、评论），日均16.86条。其中：国家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王刚、张德江4条）的外事活动21条，约占全部新闻的19%，领导人出席的重要会议、签署文件、发表讲话等10条（不包括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视察、讲话等），约占8.5%，奥运、残奥新闻17条，约占14%，有关“三鹿”奶粉新闻23条，约占19.5%，其他火灾、矿难报道3条，约占3%，经济建设成就、先进人物、道德楷模等正面报道20条，约占17%，国内国际金融证券新闻9条，约占8%，其他国际新闻6条（不含金融证券），约占5%，其他内容分别为预告3条，转发《人民日报》社论1条，纪念活动1条，通知1条，书讯1条，节日1条，天气情况1条，总体约占7%。不同类别的新闻所占的时间长度分别为：领导人外事活动共1413秒，约占总时长（7×30×60秒）的11%，国家领导人出现的重要会议、签署命令、发表讲话等总时长1591秒，约占13%，二者相加24%；这个比例要比过去的数据低一些。而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总时长2779秒，占全部总时长的22%，据各类新闻之首。

《新闻联播》针对“三鹿奶粉”事件所做的报道，在保持连续报道的同时，在每天的新闻排序中有也一个持续上升的过程。相对于领导人活动的减少，围绕热点问题进行的系列报道、连续报道不断增多，这既体现了中央政府“让政府在阳光下运行”的执政理念，也体现了中国电视新闻直面社会热点、构筑公共信息安全平台的努力。这是中国电视新闻的较大进步。

这种进步并非是一夜之间到来的。

改变的起点在2003年。这一年“非典”疫情的蔓延，给中国电视新闻出了一道难题。对这道难题的破解，关系到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方向性问题。根据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新闻传播的首要标准是政治标准，故有毛泽东“新闻、旧闻、无闻”的观点。这种政治策略，在传播渠道单一的泛政治化社会背景下，有其实用价值。但在新的环境下，这种政策可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例如“非典”疫情蔓延的初期，世界上127个国家宣布抵制中国的人流和物流。进入21世纪，我们已处于多媒体融合的时代了，如果出现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仍然要将新闻“捂一捂”、“放一放”再说，就会造成我国在国际政治上的被动局面，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过。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现在的公众，已经学会了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和比较信息的真实与虚假、实在与套路化。《新闻联播》面对这种变化，应该有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