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新：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艾滋病议题的媒体呈现：框架理论的观点*

[内容提要]以建构主义范式的“框架分析”为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多维的框架分析理论结构，检视后SARS时代中国大陆主流传媒对以艾滋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可能呈现/再现模式。该多维的框架分析理论结构包括“概念系统”、“议题/内容定位”、“文本结构”三个分析层次，适用于探索社会公共议题的媒介框架。通过对四家主流报纸386篇艾滋病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事件框架、防治框架和政治框架、片段框架分别在前述三个层次是媒体架构艾滋病议题的主要模式。较之于“党的新闻事业”，专业主义媒体更倾向于以价值框架、社会框架和主题框架呈现艾滋病议题。在“医学社会性”基础上，公共健康还涉及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这是本研究要揭示和讨论的重要意涵。本研究还就不同新闻范式下媒体艾滋病议题框架差异呈现的政治经济逻辑予以了初步解释。

Abstract：Taking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this paper develops amulti-dimensional framing analysis on Chinese media representation ofAIDS，a typical public health issue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post-SARSera.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comprises three framing levels，namely，conceptual system ，issue /content orientation ，and text structure.Based on 386AIDS stories in four mainstream newspapers ，the presentresearch found the patterns of AIDS representation in mass media are featuredby general-issues frame ，treatment and political frames，and episodicframes.Compared with the party organs，professional media were more likelyto represent AIDS issues in value ，social，and thematic frames.Giventhe social nature of medicine ，public health should be related to socialjustice and equality.This is the main point addressed in the presentstudy.

2003年春夏之交SARS疫情的爆发与迅速扩散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公共健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研究者认为，SARS之后我国公共健康政策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传统公共卫生政策范式转变为“公共健康政策范式”。新范式的特点是更注重大众健康状况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注重通过改善社会氛围来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注重生理、心理、社会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影响（刘继同与郭岩，2007）。

“健康传播”这一极富特色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在西方已有近40年的历史，且发展颇为成熟；然在中国大陆，即使是近10多年来，还一直处于传播学者缺席的状态（韩纲，2004）。于传播研究者，SARS疫情的爆发将“健康传播”议题推到前台。此间由于“禽流感”、“苏丹红”等多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使“公共健康”议题备受瞩目。而在诸多公共健康议题中，艾滋病素来最受公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它既是重大传染性疾病，亦是异常严峻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缘此，艾滋病的防治和关怀与公共健康政策的关系是当前中国公共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议题。

传媒是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无论在个人还是大众层次，传媒所传递的健康信息皆影响着公众对健康议题的感知。传媒不仅是公众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亦型塑着公众思考、了解与践行健康行为的方式（Sundar，Schooler &Flora，1994），对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在此意义上，传媒如何“呈现”/“再现”（represent ）艾滋病这一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健康议题，理应成为传媒研究者和从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依循新闻为“社会现实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of social reality ）这一理论旨趣，本文试图检视我国传媒对以艾滋病为代表的公共健康议题的可能呈现/再现模式（patterns of representation），探讨其政治和社会意蕴，并为传媒的艾滋病乃至公共健康议题报道提供实践建议。

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础为“框架分析”①（framing analysis）。新闻框架分析所关注的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如何建构意义，在理论上强调框架建构的过程与动态，考察并解释社会行动者的话语与话语实践；它主要有三个分析范畴，话语（文本为再现的体系），话语的建构（框架建构的行动与过程），以及话语的接收（框架效果及其心理机制）（潘忠党，2006，第27页）。本文仅考察“话语”的范畴，即艾滋病新闻/媒介文本；以内容分析的方法抽取文本中的“框架”（Tankard ，2001）。实际上框架分析素来将分析文本作为核心内容（Pan &Kosicki，1993）。因此，本文是关于艾滋病这一公共议题传媒“再现”的“再现”（representation）。展现新闻再现所独具的框架，以及它们在新闻实践过程的渗透，研究者可观察到新闻的社会建构过程及其结构如何沉淀于媒介文本中（Tuchman ，1978），并因此将媒介话语生产中的政治经济脉络和逻辑（如当前我国“党管新闻”的媒介管理体制、媒介迎合受众的市场逻辑）落实在对文本构成的考察之中。

接下来，我首先对本研究的背景，即艾滋病疫情在中国扩散的历史和现状作一介绍，分析政府、公众和传媒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基本态度及其相互影响的动力机制。随后，导入框架理论范式的研究传统和分析路径，为本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予以铺垫，并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框架分析视野中的传媒艾滋病这一特殊的公共议题研究架构，这是一个多维的框架分析架构；尤其是，考虑到艾滋病议题媒体呈现的中国情景，引入“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 ）的理论概念；然后进一步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论文的第三部分详细阐述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接下来的第四部分是对研究发现的交代。论文的最后是对研究的总结，反思传媒公共健康议题塑造和表达的缺陷，尤其探讨不同新闻范式的传媒（“喉舌媒体”/“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媒体）以不同框架模式呈现公共健康议题的政治经济逻辑。

一、研究背景：艾滋病在中国

自1985年6月4日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基会等机构的报告《处于边缘中的儿童》，因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中国儿童在2001年已达7.6万人（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2007）。至于较为新近的数据，据《京华时报》报道，卫生部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08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同时据卫生部等单位对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叶洲，2008年12月1日）。然而这仅仅是官方的数据，有关艾滋病疫情在中国的扩散现状，有多个版本在非官方机构或者医疗专业社群流传，其所描述的情形远比官方数据严重得多。②不论对扩散现状的具体表述如何，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因素不仅存在，且极为令人忧虑，即使官方机构，亦对此有明确表态。卫生部最新的报告显示，艾滋病疫情尤其令人担心的是，性传播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人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意味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叶洲，2008年12月1日）。

艾滋病的侵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巨大。一般认为艾滋病流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对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影响，对部门和局部地区的影响，对宏观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前两个阶段的影响显而易见，仅就第三个层面言，一项在2002年由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实施的权威研究“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在未来10年，在HIV （艾滋病病毒）流行低方案假设下，③GDP 总量比没有艾滋病流行累计减少225亿元（新华网，2002）。

然而，我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态度由模糊到明朗历经了漫长曲折的过程。自1985年首次发现艾滋病患者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从未承认艾滋病给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挑战。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一直为打压与否认。2001年8月，中央政府终于承认，中国正面临艾滋病所带来的深重危机。在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看望艾滋病病人，同时电视转播，这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就此问题公开表态。2006年初，国务院颁布实施《艾滋病防治工作条例》，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初见端倪（王陇德，2006，第2页）。总体而言，预防控制艾滋病工作已由早期医疗工作转为公共健康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王陇德，2005）。

我国公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素来怀有较强的偏见。即使在艾滋病已经广泛为国人所认知的今天，艾滋病感染者仍要面对极大的社会偏见甚至歧视。譬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8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6个城市中超过6000名中国学生、白领、蓝领和移民中，超过2/3的人不愿意与艾滋病感染者共处一室，而半数人不愿意与感染者共同进食。报告还指出，在中国，人们大多会把艾滋病与道德沦落相联系，来自中国6个城市超过30％的被访者认为，由于性行为或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罪有应得”（新华网，2008）。据《京华时报》报道，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与其他孩子在同所学校学习（叶洲，2008年12月1日）。

中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政策与政治发展状况的直接呈现，尽管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并不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情况（刘迅、张金玺，2005）。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人民日报》一直将艾滋病视为“舶来品”，或总是以国际新闻的角度来报道艾滋病。另一方面，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显示对于艾滋病的诸多认识的误区和盲区，招致社会各界的批评，如在媒体上，艾滋病成为堕落/吸毒/卖淫/嫖娼的代名词、媒体煽情报道以满足受众猎奇心理、媒体对艾滋病的集体忽视（沈爱国、徐锦航，2007）、新闻中隐藏着“恐惧”、记者责任意识缺乏（何村，2007），甚至充斥着大量耸人听闻的负面报道（张，2004）。显然，媒体对于艾滋病的此种态度和报道实践，极不利于社会公众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患者的感知，从而影响艾滋病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而使得艾滋病疫情的扩散更难以控制。如此一来，艾滋病在政策/政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三角中便形成难以控制的恶性循环。

二、新闻框架分析

人类学家贝特森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框架”（frame ）（Bateson ，1956）概念，在70年代后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的进一步阐释而成为热点。欧文？戈夫曼在其广为框架研究者引用的经典文献Framing Analysis（Goffman ，1974）一书中，言明了“框架分析”的核心命题，即人们如何建构现实一隅？或者说，在特定的情境下，“现在发生的是什么？”知名华人传播学者潘忠党教授（潘忠党，2006）指出，戈夫曼的分析中所体现的社会现实建构过程即为传播的过程。他进一步写道：“‘框架分析’就是一个关于人们建构社会现实中如何交往的研究领域”（第21页）。它被用以考察话语、议题与意义如何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Reese ，2001）。

然而，框架分析被认为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