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纪念徐宝璜先生」正文
一
徐宝璜字伯轩，江西九江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辛亥革命前肄业于北京大学。1912年考取官费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及新闻学。1916年回国，现实在北京《晨报》做过短时期的编辑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主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同时兼任蔡元培校长的秘书。1918年起，开始在北大政法等系，为学生开设新闻学选修课。同年10月北大新闻研究会成立，他担任副会长及导师。1920年以后，除在北大任教外，还先后在民国大学、平民大学、北平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第三中山大学等校兼课，讲授经济、新闻等方面的课程。1930年5月29日，因中风“晕厥”，倒在了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两天后（6月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仅37岁。
徐宝璜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支持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运动。五四（注：五四运动）前后，又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他的著作中，洋溢着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
二
徐宝璜在中国的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有“最初的开山祖”之誉。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他拥有三个第一。即：
（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这里指的是1918年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选修课一事。在大学开讲新闻学课程，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此外，他还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系主任，任职期间在1923年，任职单位是平民大学新闻系。这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不久改称新闻学研究会，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徐宝璜从1918年9月起，就参与了这个研究会的筹备活动。从1918年研究会成立，到1920年研究会停止活动，他始终其事。研究会成立后，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名义挂名为会长，他担任副会长，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研究会设有两个专职导师，一个是邵飘萍，另一个就是他。这个研究会共有50多名正式会员，毛泽东是其中一个，曾经听过徐邵两位导师将近半年的课。在新闻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过他们的启蒙。
（三）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徐宝璜早在1918年9月就将他在北大文科各系讲授新闻学的讲稿，用《新闻学大意》为题，在《东方杂志》上连载。1919年又以《新闻学》为书名，交北大出版部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因此被蔡元培称之为“破天荒之作”。这部专著自1919年初版后，曾陆续再版4次，最近（注1994年）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连同初版，前后出版了6次，这在中国的新闻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可见其受推重之一斑。这部书完成于75年前，其中的某些观点，可能已经陈旧，作者认识上也自然有其局限，但其中的有关新闻学普遍规律的论述，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反对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论述，以及新闻如鲜鱼这一形象的比喻，仍然历久弥新，给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以很大的启示。
三
向徐宝璜学习些什么？我以为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和趋时精神。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学者，他任何时候都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地追求进步，追求理想。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他所在时代的强音。他所弘扬的科学、民主和革命精神，正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主弦律。
其次，是他在学术上敢于开拓的精神。在他以前，中国还不曾有过一部新闻学专著，为了完成《新闻学》的写作，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新闻学的理论，而且对新闻的性质、任务、价值，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报纸的编辑、采访、广告、发行，以及新闻事业与各方面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虽然参考过西方的同类著作，但“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新闻学》自序）。这种自我作祖，勇于开拓的精神，体现了先驱者的勇气和智慧，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是他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徐宝璜是系统学过西方的新闻学的，但是他的这部专著并没有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密切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书中的绝大部分事例，都取自中国，全书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丝毫没有生吞活剥之病。这一点也是为后来的某些言必“罗马希腊”照搬国外那一套的新闻学著作所不及的。今天看来，以徐宝璜为学科带头人的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研究，起点并不低，当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并不大。抚今追昔，我们绝不可以妄自菲薄。目前，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正处于一个新的大发展的时期。纪念和学习徐宝璜，将激励我们更深入地探索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使我们的新闻学研究，走向世界，达到新的高峰。
注：此文是方汉奇教授为纪念徐宝璜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