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于右任主持时期的《神州日报》

《神州日报》从1907年创刊，到1927年停刊，出版了近二十年，是上海旧报坛上寿命较长和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它多次易主，前后分成好几个时期，仅1907年到1916年这十年，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于右任主持时期，汪彭年主持时期和孙钟主持时期。各时期的主持人不同，言论主张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是截然不同。本文介绍的是它的第一个时期，即于右任担任该报社社长(当时称经理)主持该报工作的时期。时间是1907年4月2日到同年6月20日。

一

《神州日报》创刊于1907年4月2日(丁未年二月二十日)，创刊时的社址设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对过辰字五八二号，创刊后的三天内日出对开四大张，第四天起改为三大张，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继《警钟日报》之后在上海地区创办的又一家鼓吹革命的大型日报。它的创刊上距《警钟日报》的被封约两年，填补了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报刊宣传工作的空白。《神州日报》的创办人是于右任。早在1906年4月，他就为办报事赴日本筹款，在同情革命的留日学生当中募得办报经费两千数百元，回到上海后继续征集股金，进行办报的准备活动。协助于右任参加筹备工作并担任发起人的有杨笃生、叶仲裕、汪彭年、汪允宗、王无生、庞青城、金怀秋、邵力子、李孟符、黄桢祥、张俊卿、谭价人等。该报创刊初期由于右任任经理，杨笃生任总主笔，汪允宗、王无生等任主笔，其余各发起人也都积极地参加了撰稿和编辑出版业务方面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神州日报》和同盟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发起人当中的于右任、杨笃生、庞青城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邵力子在该报创刊后不久也加入了同盟会。报纸的筹备工作，得到过孙中山的积极支持。他曾经指示于右任要把《神州日报》办成革命的机关报，并以此为基地，联系“东南八省”的“党务”，开展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

同盟会江苏分会和同盟会设在上海的健行公学、中国公学、爱国女校等“革命运动枢纽”，也给该报的出版以很大支持。该报刚创刊的那几天，曾经刊有它们致送的贺词。其中，中国公学的贺词是：“黄帝挥戈，战驻蚩尤；神武既张，民乐自由。”(4月5日)同盟会江苏分会以会长高天梅个人名义致送的贺词是：“(水调歌头)凤立高刚哕，蓦地噤鸱鹗。仿佛五云深处，吹彻大成韶。秽史魏收羞死，直笔董狐复活，元箸尽超超。夜半钟声响，静听海音潮。铸轩圣，拜虞帝，梦神尧。诸公今日，应尔公义未能消。敲起昆仑天鼓，把这睡狮唤醒，敌忾励同胞，料得收功日，铁马荡□□。”［1］都隐约地寓有反满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表明了革命党人对这个报纸的热烈期望。由于于右任和报纸的那些发起人多数是中国公学的教师或学生，这个报纸和教育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得到过不少积极参加办学活动的社会名流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赞助和支持。创办震旦学院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的天主教爱国人士马相伯，给该报送来了洋溢着爱国感情的题词：“以热心毅力鼓舞国民，恢复我神州二万余里之权利，完成我神州四百兆同胞之责任，扫除三代以降小康之事业，而跻斯世于大同之景运。”（4月3日)担任中国公学董事的张謇则亲自为该报书写了报眉。上海地区的几个著名学校，也都和这个报纸有密切来往。此外，由于于右任、汪允宗个人的关系，该报和西北各省及安徽人士的联系也很密切，报上经常刊有这些省地方人士的来稿和反映这些省各方面情况的专件及评论文章。这和这个报纸的一部分创办经费直接募自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也有一定关系。1907年4月2日，“孕以丙午，生以丁未”，“经营弥年”［2］的《神州日报》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报纸是一个大型的日报，新闻文字和广告各占一半篇幅。从版面的安排看，四大张十六版中，第一、四、八、十、十二、十四版全部刊登广告，第二版为宫门抄、专电、紧要新闻，特别调查及诗词小品，第三版为社论及通信，第五版为专件、通信，第七版为各省新闻，第九版为短评、小说，第十一版为杂俎，第十四版为各种专栏和文艺作品，第十六版为译论等。这几个版也部分地刊登一些广告。船期和剧目广告则固定地放在最后一版。第四天以后篇幅缩小，减为三大张，原第四张的内容即分别并入其他各版。除广告外，整个报纸每天的总发稿量在2万至2?5万字左右。《神州日报》刚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从创刊号的版面上看，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以下两点：一是它的纪年方式。它拒绝使用清朝帝王的年号，报头上的出版日期印为“丁未年二月二十日阳历一九七年四月二日”，没有“光绪三十三年”等字样，表示它不遵清王朝的正朔。二是它的那篇“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的发刊词。这篇发刊词约3000字，署名“函三”，由于右任、王无生、杨笃生等人合作写成，使用了大量骈四俪六的句式，文字皇典丽，古色斑斓。文中提出了三个主义，即：（1）“神州社会主义”。其“特色”是：“封建既息，阶级遂平，卖浆织屦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斩木者，赤手而论大宝。”（2）“神州国家主义”。其“特色”是：“应天顺人之微旨，旁薄乾坤；外夷内夏之大防，昭垂云汉”。（3）“神州帝国主义”。其“特色”是：“建冠裳以会万国，崇封禅以召百灵。”

最后以下面这样一段抒情文字作为结束：“嗟夫！即因求果，弥怀履霜集霰之哀；振聩发聋，宁辞被发缨冠之诮。欢娱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怅蟪蛄兮盈耳。惕亭林匹夫之责，绎南雷待访之编。嗟我兄弟，孰非轩昊之神孙；请续阳秋，备纪中原之文献。空言可托，有痛哭流涕以陈辞；来日大难，冀口哓音之有补。矫矫风云之气，会扶白日再中，昭昭天祖之灵，眷我黄图亿。”隐约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思想。自从1905年3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以来，上海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革命派的日报出版，《神州日报》的创刊和它的宣传，使读者的耳目为之一新，因而受到欢迎，发行数量超过1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和同时期的大多数革命派报刊一样，该报以“上中社会”为主要对象，尤其侧重于学生和军人。创刊伊始就宣布：“凡我全国官私公立各学堂以及各省军营均常年致赠一份，以备公阅，不敢报资。”［3］对个别的学生订户则实行半价优待。其目的：一是为了配合各地同盟会组织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发动工作，一是企图通过他们把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扩散于全社会。

1907年5月8日黎明，创刊才37天的《神州日报》突然遭到了一场火灾。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是从它的近邻福州路584号的祥兴琴行烧起的，首先受到波及的是《时报》馆，有正书局和《新民丛报》支店，然后延烧到《神州日报》，火势迅猛，相邻的十几个铺面楼房俱告焚如。起火时，《神州日报》的印刷工人正在工作，编辑部的人员刚刚休息，闻讯仓皇逃出，无一伤亡，但所有主笔房、排字房、机器房及其中的访稿、存稿、藏书、藏报、藏纸、印机、铅字、铜模等均付一炬。遇火的当天，《神州日报》被迫停刊，但只中断了一天，就又恢复出版。复刊后，该报在望平街黄字160号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事务所，分散进行编辑，委托商务印书馆代为排印，每天暂出一张，“就现在销数送阅，不取分文”。同时积极另觅馆舍，购备器械，准备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由于事先保有火险，从承保的合众保险公司领到了1万元赔款，恢复的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5月12日改为日出两大张；23日起恢复为日出三大张；6月1日起，又迁入了福州路辰字451号新址；日常的出版工作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这次意外的火灾，使《神州日报》蒙受了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绝大多数的发起人并没有气馁，他们把这次火灾当做除旧布新的一个吉兆和他们事业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以积极乐观的精神从事恢复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这一精神，在复刊后的第一天发表的下面这一段文字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国民前途之希望无穷无尽，神州将来之事业无穷无尽，则本社社员之责任亦与之无穷无尽。本社一切职事者幸未焦烂，即当重整旗帜，逐日出版，庶有以慰读者诸君之廑存，即以副向来之期望。传曰：火者所以除旧布新。今旧神州之黑暗将被扫除，新神州之光明将益见，盖已于是乎兆之。昔者柳子厚有贺某京兆失火书，彼个人事业者抑何足道。以吾《神州日报》读者诸君与我新神州新事业之关系，讵不可贺也耶。”［4］

但是，没有多久，由于善后工作的头绪很多，又很棘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于不胜繁剧，宣告退却。于右任就是其中的一个。1907年6月20日，《神州日报》在头版位置刊出了于右任宣布辞去经理职务的一则启事：“右任启事不佞自总理神州以来，竭力经营，妄冀鼓吹文明，于神州前途(有)所裨补，不意出版未久，竟遭祝融，本当收合余烬，勉复旧观，自顾才力竭蹶，不足以肩此重任。乃从权邀集在沪发起人及股东会议，推举叶仲裕、汪漱尘(即汪彭年)二君接任。此后凡有关于社中一切事件，即与汪、叶二君接洽可也。”至此，《神州日报》历史上持续3个月共80天的于右任时期，即告结束。这以后，《神州日报》在叶仲裕、汪漱尘和汪允宗、杨笃生等人主持下继续出版，进入了它的第二个时期。

二

于右任时期的《神州日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喉舌和同盟会直接控制的舆论机关，通过它所发表的消息、评论和其他文字材料，多方面宣传了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思想观点。首先，用力最多的是有关反清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神州日报》创刊的这一年，正是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在国内各省大力发展革命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一年。该报密切注意这一形势的发展，对各地革命党人的活动，特别是他们的武装起义活动，作了详细的报道。仅在于右任主持的80天内，它所发表的有关武装起义和各地革命党人反清活动的消息、纪事、专电和文件资料，就达62篇之多。

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关于钦廉、黄冈、惠州七女湖三次起义活动的报道。钦廉起义开始于1907年4月下旬，黄冈起义爆发于同年5月2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爆发于同年6月2日，是同盟会继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之后，发动起来的几次大的武装起义活动。对这几次武装起义，《神州日报》都作有报道，以黄冈之役为最详细，黄冈起义爆发后的第六天即1907年5月28日，该报就以“本社专电”的名义刊出了来自北京的有关革命党人在饶平黄冈“攻陷县城，戕官毁署”的消息。此后一直到6月16日，又相继发表了16条有关这次起义的新闻和电讯，6月15、16日两天还以《广东最近两乱事详志》为题，连续用三个整栏的篇幅，发表了16条有关这次起义经过的较详细的综合报道。这些消息和报道力图在读者当中造成以下的印象：

1.起义是正义的行动。它们宣传说：起义的原因“始于闹捐”，是政府腐败和“道失民散”的结果，对于封建统治者说来是“咎有所归”［5］。

2.起义部队锐不可当。它们报道说：那些革命党人“十一夜攻击黄冈县署，放火烧毁，杀死官兵十余人，后复往攻税关，将税司击伤”；“十三日袭得诏安县城，十四日复夺得饶平府城，两处官员现均不知下落”［6］；“官军不敢进剿，现急盼大兵赴援”；“诏安县之兵全行失败，死伤不下千人”［7］。说明官军根本不是起义部队的敌手。

3.起义部队纪律严明。它们报道说：“乱党自称为革命党……纪律甚严，除官员外，概不骚扰”。“举动颇似文明……令居民照常贸易不必惊慌”；“如此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