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摘要】在盛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时，全国媒体开展了有关抗战历史的各种大型主题报道，各种有关抗战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成为了我国当下研究历史和报道历史的一条基本原则。回顾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可以让新闻工作者全面了解本行业历史，建立科学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并在实践中从新闻史研究成果里发现历史规律，合理找到新闻由头，引起读者兴趣，将历史活用为新闻源，使历史以鲜活的面目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让人民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这是新闻工作者报道历史类题材、还原历史真相的初衷与追求。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现状；新闻报道

在盛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人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这一指示不仅为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等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揭示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无到有，新闻史成为一门科学

新闻史研究在中国至今已经有厂百多年的历史。它从无到有，历经萌芽、初步成长、曲折发展、恢复开拓、创新繁荣等五个时期，成为一门历史的科学。1834年1月，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简略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与现状，开启中国近代新闻学研究的端绪，中国的新闻史研究由此进人萌芽时期。新闻史研究成果首先是《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中国各报馆始末》《报馆百年》《中国各报存佚表序》《泰西新报源流表并序》等报刊文章。虽然这仅是一种不自觉治史行为，却使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来。1908年，报人章士钊出版著作《苏报案纪事》，成为中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新闻史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并取得初步系统性成果，如1917年，姚公鹤撰写的《上海报纸小史》分三次在《东方杂志》连载，后汇集出版。

自1917年至1949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初步成长时期。据统计，该时期新闻史研究著作达59种，其中，中新史著作39种，外新史著作20种。1924年，汪英宾在美国纽约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报刊的兴起》是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报业发展过程的新闻史著作。1927年9月，蒋国珍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新闻发达史》是中国第一本新闻通史著作。同年11月，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的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①通史外，还有《中国近代之报业》等新闻断代史著作、《浙江新闻史》等地方史著作、《中国新闻教育史》，《中国的通讯社》，《广播事业》和《中国广告事业史》等专门史著作、《新民报社史》等媒体个案史著作，初步形成综合通史、分类专门史和媒体个案史等多角度的新闻史研究格局，新闻史研究初步成长起来。

1949-1978年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当时国内的新闻史研究重点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报刊史，主要成果有《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等，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基础；另外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广播史资料》等。“文革”爆发后，新闻史的研究因政治运动而被迫停止，而此时在台湾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却取得诸多成果。如外新史著作有《近代日本的新闻事业》《世界新闻史》《美国的新闻事业》等；中新史著作有《先秦传播事业概要》《中国报业小史》《中国新闻史》等。在大陆新闻史研究遭受挫折时，台湾地区的新闻史研究独领风骚。

从1978年至上世纪末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恢复与开拓时期。在改革开放春风下，随着思想的拨乱反正和“左”倾影响的逐步消退，新闻史研究活动逐渐恢复发展起来。一些经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方汉奇教授的《报刊史话》和《中国近代报刊史》、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纂的《中国广播史料选》、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纂的《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等。国内的外国新闻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渐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②不仅引进了台湾学者著作《世界新闻史》，而且外新史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如《世界新闻史纲》（（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等。新闻史研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方面，均有突破，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港澳新闻事业史、海外华文报刊史、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史、国民党报刊史、汪伪报刊史、伪满报刊史和广播史等。新闻史研究迎来一次高潮。从1979-1998年，出版相关论著255部（其中大陆有206部，台港地区有49部），形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的多维、全方位的立体式研究格局。③特别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组织―中国新闻史学会于1989年4月3日获得民政部批准，1992年6月11日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人到一个科学的、有序的、成熟的史学研究局面。在中国新闻史学会组织下，新闻史研究取得突破性发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编写工程，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历时12年合作至1992，1996，1999年分别完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④从1992年6月到1998年3月底，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新闻史论文和文章，累计达1053篇，公开出版的新闻史专著，达88种。一大批新闻史专著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或高校优秀教材奖。新闻史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发展，新闻史研究者不仅意识到：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⑥；而且更加深刻认识到新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新闻史目的是为了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革命和进步报刊的优良传统；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参考历史上各种类型报纸的办报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向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学习；帮助新闻工作者丰富本专业的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便于我们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顺应规律、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少数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事情，对于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来说，也都是十分重要的。⑦

正是由于对新闻史研究的学科地位和现实意义的深刻认识，在进人21世纪后，新闻史研究进人了一个创新繁荣的新时期。

创新发展 盛况繁荣

“创新”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第五个时期的主题。有研究者认为：该时期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1）新史料的发掘。地方新闻史研究表现突出，个案史研究在史料挖掘方面着力颇多，专门史研究充分重视史料发掘。新闻思想史、少数民族新闻史、新闻报刊图书、新闻文学史、经济新闻史、报业制度变迁史、报刊发行体制史等专门史研究，也呈现出通史研究很难使用的新史料。（2）新范式的探索。新闻史学者积极探求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推出富有新意的新闻史著述。如黄瑚的“新闻本体”范式著作《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吴廷俊的“媒介生态”范式著作《中国新闻史新修》、李彬的“新新闻史”范式著作《中国新闻社会史》、陈昌凤的“媒介社会学”范式著作《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王润泽的“现代化”范式著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等。（3）新方法的运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2010）《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2012）《广东传媒风云人物访谈录》（2014年）都运用口述历史方法。文献法、量化统计法、内容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新闻史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过程更加系统、严谨、规范。（4）新角度的选取。姜红指出，新闻史书写要超越进化论。李彬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当超越“传统与现代”思路，开拓“文明与现代”思路。唐海江指出，政治文化视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阶级分析视角、本体视角、现代化视角的某些缺陷。吴果中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引人社会文化史视角。（5）新人的涌现。十年间，老、中、青三代学者携手努力。在老一代学者的扶掖下，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⑧

在“创新”理念的影响下，新闻史研究成果丰硕、佳作频现，空前繁荣。据统计，自2004至2014年十年间，新闻通史类专著与教材34部，个案史研究专著28部，断代史研究专著19部，地方新闻史研究专著26部，专门史研究专著41部；发表论文1300余篇；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新闻史类项目共计110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立项的新闻史类项目共计84项；中国新闻史学会及其下属8个二级分会，即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史研究委员会、广告史研究委员会、公共关系史研究委员会主办和联办的学术会议达70余次。⑨一批通史著作，如《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通史》等填补了学术空白；专门史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如新闻思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教育史、少数民族新闻史、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新闻事业图史、新闻制度史、报刊发行史、媒体经营管理史、体育新闻史、经济新闻史、租界新闻事业史等诸多领域得到拓展；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被引入众多国际大学图书馆，标志着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成果率先进人国际学术殿堂。当然，目前新闻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正如昊廷俊总结：（1）赶场子，凑热闹；（2）追时髦，盲目西化；（3）重复劳动，走不出“学术内卷化”怪圈。（4）自设禁区，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的研究者热衷于“权威话题”，为各种政策作注脚，只做“注释史学”；有的研究者忙于“热点话题”，为各种决策做理论论证，只做“服务史学”。

多做基础性研究工作，发掘新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理论创新的前提。《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的设立，说明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势必会涌现出中国新闻史料学系列研究成果。方汉奇指出：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必须对新闻历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着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他多次呼吁，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

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

当前，新闻史研究者应加强学术成果向新闻界的转化力度，积极向新闻界分享其新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则应当熟悉和了解新闻史研究的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