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深度报道30年：轨迹回望与专业反思

关键词：深度报道；30年；专业主义

30年，只不过弹指一挥间，倏忽而逝。30年，却又是百转又千回，风雨苍黄。

改革开放让中国以加速度的姿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从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急遽转型，新闻业的变革亦根植其中，顺势而变。从报道方式到社会功能，从文本形态到价值理念，今日之新闻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回望过去不是为了恋旧，而是为了踏在历史之轨上更好地看清脚下，以期对前路的方向有所把握。如果把新闻业比作金字塔，深度报道无疑是这座建筑物的顶端，当绝大多数从业者按照日常惯例报道着变动世界的“事实”时，一小部分人却始终怀着悲悯之情与勇敢之心挖掘着背后的“真相”，他们就是深度报道的实践者。可以说，站得最高的这群人，也看得最远、付出最多，最有职业风险，最具牺牲精神。本文试图关注和解读的正是他们――他们的面孔和表情、步伐与脚印、奔腾血液与热忱心灵。

如果从“揭示真相”的共同追求看，中国的深度报道显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学者们在传统“文人论政”的办报实践和新闻生涯中找到了深度报道的诸多印记[1]：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以政论为主，但“运用了深度报道解释和揭露功能”；同年4月开始，《申报》连续三年跟踪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题材重大、跨地采访、报道持续，这组多篇的连续报道颇具调查报道的元素；此外，早期中国报刊“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就刊载有关各地物价、土产和税收的社会调查类稿件，辛亥革命时期的“纪实、解释、述评性新闻”也可列为深度报道的范畴，如《广州血战记》、《调查河口情形记》等。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写的“北京通信”中有些报道，如《闷葫芦之政局》、《张振武案之研究》实际上是“我国深度报道的开端与雏形”[2]；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早期发表大量报道揭露清政府腐败无能，1935年特派记者范长江陆续发表报道西北地区的通讯，后结集《中国的西北角》，也是深度报道的典范之作。

对于改革之前的深度报道史，长期研究调查报道的钱钢先生曾作如是概括[3]：“中国报刊早期的调查报道，有的文如聊斋，有的政党色彩浓重，有的夹杂分析和评论，有的流露着作者的好恶褒贬。但如果用最基本的尺度――‘被调查的问题关系公共利益’‘被调查的真相被权力和其他力量遮蔽’――来衡量，他们当属‘调查’无疑……事实上，中国传媒的发展道路与西方迥异，中国调查报道，也和美国调查报道从党派报到商业报一路走来的发展轨迹不同。”百年前的这些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依然流淌在当今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血脉中，同时，政论性、文学性的文本特征也对近30年尤其20世纪80年代的深度报道影响至深。

然而，本文无意考察这些相对较早的历史，而是将目光拉回到近30年深度报道的实践上来。如果不以80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的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旧思维、旧体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1980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批评报道及媒体监督的重要起点，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差不多正好走过30年征程。在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时候，社会各界都在回望改革、反思改革，深度报道恰好提供了一种回顾新闻改革的独特路径。遵循这条路径，我们可以细致考察最优秀的从业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是如何实践职业理想的，他们的专业理念和报道的核心功能有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复杂动因和社会影响又是什么样的。

为避免这种对深度报道30年的回顾流于泛泛，本文尝试以“专业主义”为参照系，在回望实践轨迹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反思。所谓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4].在历史追溯和反思的过程中，笔者试图不断追问“记者如何专业”或“为何不专业”这样的问题：这些不同时期的深度报道精英，今天用专业主义的眼光来看，为什么依然不够专业呢？这种反思显然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过于苛责的回顾背后实则为了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加坚实、更加专业。

20世纪80年代：启蒙之热

20世纪80年代，旧秩序被打破，新规则再建立，中央推动思想解放热潮，民间兴起全民文化热，农村搞联产承包，城市搞增量改革，整个国家在长久窒息后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并以狂飙突进的速度沿着新征途奔涌向前。新闻改革也是热点不断：“新、短、快、活、强”的报道理念改革了党八股式的旧模式，信息概念、受众本位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新闻本位功能的回归，对新闻立法、言论自由的呼吁逐步触碰到新闻改革的边界……伴随整个行业的变革，深度报道于80年代中期快速兴起，在1987年左右形成高潮，极大呼应和满足了社会对新思维、新思想、新观念的信息需求。

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的作品共同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业的繁荣景观。1985年的《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1～8），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突破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1986年的《第五代》报道海外学子的生活情况，开创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思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突破了“丧事当成喜事报”的框架，堪称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1987年《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有力地促使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政治审视和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信息容量和思想张力引起强烈反响。

这些作品也造就了一批名记者，其中，以《中国青年报》张建伟最负盛名。当他拿出《大学生毕业成才追踪记》这样“事件没头没尾，人物不求形象”的报道时，总编辑甚至找不出文体概念为其命名，干脆叫作“张建伟模式”[5]，学界和业界也曾用“全息摄影式”、“深度专题系列”、“新闻怪胎”等来称呼这组报道。由此可见，文体、思维和功能，新时期中国深度报道的兴起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从业者“自发的、冲动的、无意识的”新闻实践[6].

这个时期的深度报道，总体上呈现出这些特征：（1）实践主体，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为主，这些报社当时的新闻人才比较集中、全国发行量比较大，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此外，颇具“民间色彩”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大量经济领域的深度报道，1986年开始，该报将关注点扩大至政治改革之后报道视野更加广泛、深入；（2）文本特征，挥洒叙论结合的报道风格，篇幅短则数千，长则数万字，凸现主题高度与宏观视角，内容充满哲学思辨、理性思维。如名记者张建伟曾将这些深度报道作品的显著特征，概括为“专题性、客观性、启蒙性、综合性、信息化”；（3）报道主题，关注经济改革的方向、新旧体制的碰撞等，比较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注改革，面对社会热点难点，试图对时代进行解惑；二是关注个体，跳出集体至上的传统观念，呼唤个体意识的觉醒[7].此外，报道思维上突破非黑即白、政治审视的旧模式，报道方式上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

究其社会功能，笔者认为可以用“社会启蒙”来加以概括。纵观80年代的深度报道，“无论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报道，还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报道，由于它们的时代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启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对新体制的呼唤，对新观念的钟情，都使这些报道有很强的前瞻性（启蒙的意义）。”[8]有“深度报道之父”之誉的张建伟也将启蒙概括为当时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主要追求，“思想理论在报道中的作用和直接参与报道的可能性，尤其是报道多担负的启蒙作用，对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观念进行启蒙，是80年代新闻工作者乐此不疲的努力方向”[9].深度报道的启蒙意义在于改变观念、启迪民心，解答公众的困惑、廓清改革的方向，这种报道的启蒙功能深刻契合了社会变革对新思维、新思想的需求，“使用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开启民智，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报道方法”[10].在名记者卢跃刚看来，80年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启蒙，一个是改革，前者是社会的精神形态，后者是社会的制度诉求，“一种经过大灾难后的制度性需求”，深度报道满足的正是公众对改革的理解诉求、对思想的启蒙需要。[11]

1986年，“深度报道”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1987年，因大量深度报道作品的“井喷式”发表被誉为“深度报道年”。《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对这一年的深度报道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

与深度报道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也在80年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且形成了多种题材、多种类型的创作格局。有的作品重在推崇知识和知识分子，如徐迟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著名作品《歌德巴赫猜想》，理由写遗传学家童第周的《让我们活得更年轻》，柯岩写青年学人的《奇异的书简》等；有的为极“左”思潮和十年浩劫中的不幸者鸣屈、正名和表达怀念，如记录陶铸不幸遭遇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聚焦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四五运动”的《革命》、纪念真理斗士张志新的《正气歌》等；还有的关注改革主旋律和社会精英人物，如李士非报道蛇口工业区创建者袁庚的作品《热血男儿》，鲁光报道中国女排精神的《中国姑娘》，黄宗英描绘女科学家故事的《小木屋》等。

这些题材中，与深度报道最具相似和相通之处的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类报告文学兴起于1986年左右，主要聚焦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映、审视，对丑陋落后现象进行无情批评[12].由于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贴近，作家创作前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扎实的采访，不少记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果要追溯，这类报告文学至少应该始于5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文革”结束、平反复出后，他又采写出《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经典作品，前者聚焦轰动一时的王守信贪污案，却没有局限于如实报道案件过程，而是指出了背后官员之间形成的关系网、金钱网，具有相当的社会深度和批判力度。他的报告文学不仅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也对很多深度报道从业者产生了标杆意义。笔者曾邀《大河报》原副主编马云龙先生来复旦做讲座，他在回顾新时期深度报道史时就坦陈，“刘宾雁是80年代深度报道的先驱，也是我自己新闻生涯的‘老师’”，之所以选择新闻事业，“就是在看了刘宾雁的一些报道以后，懂得了新闻记者的责任是什么，历史使命是什么。”[13]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背后有一种从文学性报告文学到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向。在《歌德巴赫猜想》这样颇具文学性的作品中，其实存有很多作家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内心冲动。与之有所差异的是，纪实性报告文学则使用绝不虚构的报道素材，强调事实的准确性和现实的贴近性。遵循这种原则，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如赵瑜报道太行山交通不畅的《中国的要害》、呼吁人们理性看待体育的《强国梦》，贾鲁生混入丐帮进行调查写出的《丐帮漂流记》，苏晓康关注年轻人感情生活的《阴阳大裂变》、反思教育问题的《神圣忧思录》，卢跃刚揭露湖南娄底“非法拘禁人大代表”事件的《以人民的名义》，钱钢于197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之际出版的《唐山大地震》等。

与深度报道相似，这些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体现出作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姿态，亦融合了社会批评与社会启蒙的双重功能。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中国青年报》山西记者站记者麦天枢曾这样解释创作初衷：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