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

公共领域是指介于个人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自主性社会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众舆论』的范畴」1。由于公众舆论的形成与表达，与民办报刊的勃兴密迩相关，而民报的崛起又是大众传媒民间化的结果，因此，本文拟从考察1901-11年间上海报刊业的民间化现象入手，就公众舆论的表达方式及其特点作一简单论析。

一报刊传媒的勃兴及其民间化

近代上海因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信息流通便捷，加之政治生态环境特殊，报刊业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俄而成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了」2。继《时务报》等维新报刊之后，二十世纪初，上海迎来了「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3。据不完全统计，1901-11年间，上海先后出版的各种日报，总数不下30种。期刊方面更是精彩纷呈。仅据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的统计，这一时期在沪出版的中文刊物就有69种。日报与期刊合计，总数当在100种以上4。这还不包括数十种小报以及其它仅知其名但已散佚无从查考的报刊。

除了数量、种类繁多之外，这一时期上海报刊业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民间人士为运作主体的华资民办报刊比重大，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据查，在清末百余种中文报刊中，仅《江南商务报》、《舆论日报》等由官方机构和地方官吏所办，属官报；1910年前后的《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申报》，「或纯系官款，或半系官款」5，具有准官报性质；《大同报》、《汇报》、《尚贤堂晨鸡录》等几种是外报，其余均为民报。因此，粗略估算，民报在全部中文报刊中的比例当不低于90%。从民报的年增长量来看，以期刊为例，1901-11年间，除了1905年仅新创一份外，其余年份少则六份，多则八份。这一速度不可谓不快。由于戊戌前后创办的《苏报》等报刊一直在持续发行，加之众多在日本出版的留日学生刊物，或秘密流入上海，或公开在沪设立派报处，因此，即便作保守估计，这一时期营销沪地的各类民办报刊年均也不会少于20-30种。

民办报刊的勃兴，是报刊传媒民间化的结果。所谓民间化，是相对于甲午以前官方半官方的邸抄、京报以及外报在报刊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局面而言。相对于官报和半官报，民间化即是非官方化；相对于外报，民间化则意味着本土化。具体而言，报刊的民间化可从以下多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办报宗旨立足于民。旧式邸抄、京报，记载传录的「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其「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6。而外报出自西人之手，前期「凭教会之力，其宗旨多倚于教，于政治学问界，非有大关系焉」7；后期虽因时势迁移转而瞩目于外交，但其言论也多与外国在华势力沆瀣一气。与官报和外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报或积极传输西学新知，或注重开化风俗，或瞩目商情实业，或致力于宣传政治变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总以立意作为民众的「向导」与「喉舌」为指归。

其次，办报资本主要来自民间。大体而言，民报的资本来源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私人筹资，如《时报》、《天铎报》。二是同人集资，如《二十世纪大舞台》；三是招股集资，「照有限公司办理」8，如《警钟日报》。四是接受社会捐款，如《竞业旬报》、《民呼日报》。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一份报刊的筹办与维持，往往采取多种筹资方式。以《中国女报》为例，它除了公开招股集资外，还接受社会捐助，并以推举捐助者为名誉赞成员的方式表示谢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报的资本来源呈多元化态势，但其编辑经营权一般多由报馆经理、主笔掌握，从而保证报刊不至于因资本关系而改变其民办性质。

再次，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报馆行政大致分为编辑、营业、印刷三部分。每一部门皆由专人负责，而总其事者为「总经理」。总经理为报馆领袖，一般由办报人自任、委聘，或由同人公举，「代表报社经理一切事务」9。总经理之下各职，由办报人或总经理聘任。因此，较之于官报听命于官府和外报由外人把持而言，民报的馆政与用人权相对独立。即便某些报刊为「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10，曾以外人的名义向外国驻沪领事署登记，但究其实，这些报刊的经营业务完全掌握在国人手中，外人几无权干涉。

第四，报刊的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民间化。旧式官报，所刊消息大多来自官府或与官方有关，「从新闻来说，它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11。而戊戌前外报所载「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其内容「大半模糊而琐细」12。与官报和外报相比，民报的消息来源趋于多元化，其主要途径有：其一、采译外报的消息。上海外报发达，种类繁多，因有本国势力为依托，且通讯手段先进，故消息灵通，成为华资民办报刊的重要信息源。当时「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13。其二、派设访事员，独立采编新闻。二十世纪初，新闻业卓然成为新事业，往昔乏人问津的报馆主笔、访员之职，一时竟成为文人学子的时尚之选。访员之派设也因之由本埠扩大到外地、甚至海外。由此，报刊新闻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大为提高。其三、向社会征稿，并以「征文」、「通信」、「来稿」等形式予以刊载。例如，《选报》虽是以集录中外报刊为主的文摘性刊物，但也明确宣告「兼收外来诗稿及通论并紧要时事等函」14。《俄事警闻》除了征集时事新闻之外，还开列了「普告国民」等60余个征文题目，向社会各界广泛征稿15。

与信息来源的多元化相应，民报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采，且以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为主，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学术、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无所不有。尤其是一些反映社情民意的社会新闻，在报刊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第五，报刊的栏目设置与版面编排灵活多样，务求贴近民众。中国近代报刊业由模仿外报而起步，在初始阶段，「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16，版面设计，简单粗糙，刻板呆滞。自民报兴起后，报刊面目从整体上大为改观，新闻报导、外报摘译、时事点评、谭丛说荟、广告文艺等，一应俱全。尤其是「论说」、「社说」专栏常常揭载报馆主笔的重要时论，较之旧式邸抄，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而且还明确表露报刊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取向。一些报刊所辟设的特色栏目，如《苏报》之「学界风潮」、《时报》之「时事批评」等，也颇为读者所关注。从版面编排上看，自1898年《时务日报》及继之的《中外日报》采取分栏编辑、双面印刷，首开报纸版面改良之滥觞后，沪上各报即积极探索版面的创新，纷纷置备各号字模以及各种符号，分别内容轻重，或参用大小字样，或于「发论精当、时论绝要之处」施加圈点17，既给读者以提示，又藉以表明报刊自身的倾向性。

第六，报刊印刷日趋民间化。如所周知，中国古代民间的私刻及坊刻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传入、印刷版料的改进，在民间印刷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一批以石印、铅印技术为依托的专营或兼营出版印刷业务的书局、印书馆。这为民办报刊快速、批量印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仅1902-1904年，上海就有44家新式译书机构。至1906年，租界内书局已发展至79家，1909年增至92家18。其中，若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文明书局等，皆颇负声名。尤其是商务印书馆，除了译印各类西书、教科书以及编辑发行《外交报》、《东方杂志》等多种报刊外，还承接多家报刊的印刷业务。

第七，报刊发行建立起独立的民间网络。近代报刊业创兴之始，由于所载多琐碎支离之事，内容浅薄，不切实用，「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19，所以尽管印数无多，但发行殊为不易，甚至出现「沿门丐阅」的现象。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流转，报刊转而成为社会公共读物，发行量大增。与官报通过行政手段逐级强制发行不同，民报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报馆分馆、邮局民信局、各地书局书肆、会馆公所、民间社团以及私人寓所等多种渠道，建立起以各个报馆为中心的发行网络。由于各个销售点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此，即便偶尔有某一个点因故不能代销，但其它点仍旧照常运转，不会对报刊的发行造成太大影响。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说，民报的发行，除了与交通、邮政通讯部门打交道外，基本不受官府控制。

第八，报刊的受众以社会公众为主。旧式邸钞、京报的读者，人少面窄，自不待言。而外报的发行也仅局限于由少数官吏、买办、商人和边缘知识精英所组成的狭小圈子内。时至二十世纪初，民报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大众传媒，因能快速、准确地报导时事，反映民情民意而备受人们青睐。其结果，报刊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受众的社会构成愈加丰富，由前此的特殊人群转向以一般社会公众为主，举凡官商绅学乃至一般市民都成为报刊读者。

总之，大众传媒的民间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持续演变过程，其基本运作趋势是报刊经营的社会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步加强。

二报刊传媒民间化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

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产生了多种社会效应。其中，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官民文化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对峙。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按照文化特性和社会功能，可分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子系统。从根本上说，官方文化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人格载体、以经典文献形式流传于世的垄断性文化。经典文献与儒家训诫相结合，结果是「文字造下了阶级」20。另一方面，传统的以手工抄录、雕版和活字印刷为主的手工作坊式的文化复制方式也制约了文化的广泛传播。最终，文化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官方文化是政治国家的精神支柱，其主要功能在于从思想文化层面为现有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与体系完备、结构严谨、形态雅致的官方文化不同，民间文化一般以民间戏剧、歌谣、话本演义、民间宗教、祭祀礼俗等形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下层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娱乐休闲。总体而言，官方文化因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民间文化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未必一定与官方文化合拍，但一般总是从属于官方文化，受到官方文化的制约。

然而，随着民办报刊的兴起，这一文化格局从两个方面被打破。一方面，民报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从而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民间营销网络的建立，又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再者，大众传媒覆盖范围广阔、形式新颖灵活，也刺激了普通民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文化传播技术手段的提高与民众需求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不仅传统文化难以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而且随着西学大量输入，一个包括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新的更加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并逐渐完善，官方文化的垄断性因之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挣脱官方文化的控驭，迅速成长，呈现出全面上升的态势。小说原是文人末技，不登大雅之堂。但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冠冕堂皇地进入主流文化殿堂。一时间，包括《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在内的各种文学杂志纷纷创刊。小说的出版数量，也颇为可观。仅1907年，沪上15家书局、报馆出版的各类小说就达121种21。与那些才子佳人、文官武侠、鬼怪狐妖之类的旧小说不同，新小说无论是译作还是自行创作，多半是「描摹时事，讽刺朝政，激励革新」22的社会政治小说，揆其立意，无不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23为宗旨。再如戏剧方面，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的推助下，上海出现了戏剧改良运动，不仅在南派京剧的基础上形成了「海派」京剧，而且还孕育产生了早期话剧──「新剧」，一批宣传政治变革与社会风俗改良的时事剧、西洋剧以及经改编的历史剧被搬上舞台。与小说、戏剧繁荣相映照的是，以传媒为依托的社会通俗教育也展现出勃勃生机。除了《中国白话报》等明确标明为白话报刊，面向下层民众发行之外，许多刊物，或文白并用，或开辟白话专栏，或完全以浅近俚语白话为表达工具，不仅促进了文体的通俗化、口语化变革，而且在教育层面上弥补了正规学堂教育的不足，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思想启蒙。

官方文化垄断地位的瓦解与大众文化的勃兴，改变了过去官方文化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