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何处是家园？

2013年底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后，笔者与深圳大学的吴予敏教授在首都机场候机厅里有过一次长谈。我们有一个相同的看法：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虽然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不少成就，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一、传播研究在中国的“理论的旅行”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引入分两次：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早期引入，当时曾经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知悉者只限于极少的几个大学新闻系的教师。第二次引入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7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提出要发掘中国文化中的传播学遗产。一年后，在其弟子余也鲁的努力下，香港和台湾两地，分别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并找出了“12个探索的入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也拉开了序幕。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当时80多位第一届新闻学研究生做学术报告。但是给他配的翻译由于对专业词句的陌生，无法翻译出来。后来他用英语讲话，在黑板上写出“masscommunication”。

1981年，复旦大学《新闻大学》创刊伊始即刊载陈韵昭等人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论文和译作。如第一期首刊陈韵昭的《传学浅谈》，第2期发表了陈韵昭的《传与传播》，第５期载有陈韵昭《传的周折》，第６期载有陈韵昭摘译的《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概况》，第９期刊登了《欧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特点和发展趋势》等等。1978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1981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期至第4期连载刊登了由张隆栋编译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

1982年4月，时年75岁的施拉姆教授（时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顾问）在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首次来中国大陆，并在华南师范大学作了为期7天的教育传播学学术报告，全国电教界同行参加。施拉姆随后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以及复旦大学等单位。施拉姆在大陆访问讲学期间，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他向中国学者描绘传播的前景时说：“在未来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科学见面的基础。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标志性事件。

1982年11月23~26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倡议下，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６所高等院校的新闻系和少数新闻单位的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工作者30余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提出：“对西方传播学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否定，也不要简单肯定。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传统，对传播学作具体分析；千万不能照抄照搬，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点的新闻学或传播学，使它在‘四化’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要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的、有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第14期发表施拉姆在北京讲学的两篇经过整理的演讲稿《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了新闻业界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施拉姆和余也鲁将这次的讲稿修订与增补成《传媒・教育・现代化――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其中，该书第二到第八章都是根据广州讲习班七天七个专题的讲稿整理、修订与增补而成。第一章和第九章则是根据余也鲁教授1984年应西北电化教育协会的邀请在兰州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的两篇整理而成。此外，他们“又把西方与东方四十年来在传播教育与研究上的历史与发展合写了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刊在本书之首，当作序言”。

1983年9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一书，这是中国大陆地区的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1983年，《新闻战线》连载了郑北渭的《传播学简介》，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传播学的原理、模式。《新闻业务》月刊1983年第1期也登载了他撰写的《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陈力丹也在《新闻学刊》上发表了《对〈传学概论〉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文章。

不过，一开始有很多专家反对在中国大陆发展传播学。方汉奇教授曾介绍说，因为传播学只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现象，没有所谓的阶级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报纸、媒体的阶级观念依然很强，这就使很多人对传播学怀有敌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才普遍接受了这一概念，而此时距离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已经过去了大概10年的时间。

张国良教授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学习、应用、创造。学习阶段的主要事务是译介和编写教材。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版了少量的译著，而近10年译事一直繁荣，有时翻译的书基本上与外文书同步出版，译介的面也较早期广泛得多，虽然翻译水平良莠不齐，但其繁荣的景象自不待言。在教材编写方面，郭庆光教授、张国良教授、李彬教授，邵培仁教授等出版了各自撰写或主编的传播学教材。传播学的应用阶段与学习阶段是重叠进行的。大概是在197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介绍传播学时就尝试了一种探索性的应用。当时复旦的学生们用刚刚习得的传播学方法研究受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江青林彪集团受审的。调查的规模不大，却是传播学实证研究的尝试，祝建华教授应该就是在那段时间的学习中，对实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科学的实证调查则是在1982年之后，如陈崇山、卜卫、喻国明等人做了一些开风气之先的探索性应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近几年，实证研究几乎成为传播学场域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研究路径了，虽然质量良莠不齐，但繁忙的景象吸引着无数的学子投身于此。

二、中国的传播研究存在什么问题？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一直以美国为师，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便落入了政治宣传和媒体企业经营的逻辑。虽然有美国实证主义哲学的传统起作用，但政治公关和企业绩效思维，左右着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事实上，美国传播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战争宣传、政治选举和健康传播（主要来源于烟草行业）。在魔弹论的刺激下，美国学者对各种传播手段（尤其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传播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检测了各种传播变量引入后的传播效果。但所有这些研究，却很少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建构，也鲜有介入社群分析的。我们虽然不能将今天美国人“独自打保龄球”的独处生活形态，归因于大众传媒对社区、共同体关心太少，但大众传媒和传播学研究者对这方面的关心不够，却是不争之事实。

中国传播学研究，从主体上看，基本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学界译介最多的是美国人的著作，课堂上主要讲授的是施拉姆式的《传播学概论》，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质量好的一点文章也是美国式的实证分析，引领中国大陆传播学术圈的主要是从美国获得学位的华人学者们。虽然近几年，陆续有些人介绍欧洲式的传播学，但这方面研究的影响力比较少，研究的人也不多。

1983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的《旅行中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旅行的理论（travelingtheory）。该观点最早见于他于1982年出版的《拉里坦季刊》（RaritanQuarterly），后收入萨义德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萨义德认为各种观念和理论会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他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为例，演绎了观念或理论在从甲地到乙地或甲文化到乙文化的旅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他认为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这种流通（circulation）所滋养，往往也是由此得到维系的，而且，无论流通所采用的形式是世所公认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借用，还是大规模的挪用，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是使智识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不无用途的条件。“理论的旅行”势必要涉及不同于源点（pointoforigin）的表征和体制化过程。而这就复杂化了对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transplantation）、传递（transference）、流通和交流（commerce）所做的任何解释。

换言之，旅行理论大致经历四个主要阶段：（一）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二）各种外在压力促使理论跨越一段横向距离（distancetransverse），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寻找到新的栖息地；（三）新环境接纳吸收或抵制长途迁徙来的理论；（四）适应新的时空环境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后，理论全部（或者部分）得到容纳（或者融合）后，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传播学从西方走来中土，我们吸收、改造都是正常的情况，但既然我们还称之为“传播学”，那么它的“芯”是否也需要被再造升级呢？

新世纪之后，中国传播学界创造性研究的呼声越来越强，在一批华人传播学者，如潘忠党、陈韬文、祝建华、赵心树、郭忠实、赵月枝等的影响下，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在不同高校展开。张国良教授曾分析说：“我们的创造是在艰难摸索，但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应用也是一种创造，或者说创造性地把国外的一些原理、方法应用于中国实际，这多多少少会构成一些特色，不一定是理论框架上的突破，或方法上的创新，这是很难的，但是在应用或思考过程中对前人观点如果有一点修正、补充、质疑，那么也应称之为创造性劳动吧。”

其实，传播学引入中国不久，就有学者指出，纯粹的模仿式研究并不可取。如1983年7月，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马戎在其所撰论文《泛论中国式传播学之研究》中指出：“研究中国式传播学，要明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式’。……只有根据中国国情来进行传播研究，才有前途。”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其讨论内容大致就是围绕施拉姆提出的“12个入口”展开的。为推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会者还决定要编写出版《中国古代传播概论》（后来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华夏传播论》）和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

黄光国先生曾指出，“19世纪以来，华人留学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大多只专注于学习各种不同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