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内容提要】 社会巨变与学术转向互为激荡。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各种路径的传播思想奔涌而来、传播学核心概念分崩离析，致使传播研究主流范式遭遇危机。面对此种情形，传播学必得进行反思现有研究、清理理论遗产、研究范式创新的重建。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纷呈以展开对话、交锋的开阔气象，以达成促进学科繁荣、回应历史变革之目标。

【关 键 词】传播学/学科反思/传播学重建/范式创新

社会巨变与学术转向互相激荡，从来就是人类历史的盛大景观。传播学学科反思近年来成为这个学科的焦点话题，当然与席卷全球的新技术狂潮息息相关。媒介形态的每一次更迭都会点燃传播研究的灵感之火，催生异彩纷呈的传播思想，汇入人类思潮之浩荡洪流。此时此刻，我们又站在历史转折点上。

在我看来，传播研究面临巨大的飞升空间，此刻的反思即是重建。用库恩的话来说，这不是“常规科学”的渐进式叠加发展，而是“革命性科学”的颠覆式跃进。①本文梳理基于学科重建的反思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要反思――旧范式框不住新技术

如果笼统地回答，新技术引发传播革命逼迫这个学科进行反思，就如同海德尔格批驳雅斯贝斯代表的理解技术的流行观念――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是人的行动――时所说，这是正确的大实话，但流于常识之见，未能击中技术的本真。②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新技术怎样使现有理论捉襟见肘、无法应对。

现实情况是，对于新技术的大量研究仍然沿用旧有范式，将新材料、新问题削足适履，以验证旧理论的正确性，形成了李金铨所言的“内眷化”现象，不断用日益精细的技术验证旧理论。③我仿照霍克海默之“文化工业”称其为“学术工业”。不过我以为，这个现象不限于哥伦比亚学派以降的主流传播研究，在人文路径中亦大量可见，“权力”、“政经结构”、“公共性”、“意识形态”屡屡作为理论大棒僵硬地挥舞在新技术带动而生的崭新经验上。简言之，当前大量新媒体研究只是在用新材料验证旧理论。新技术激发的传播实践，被扭曲、删减，强行塞进旧框架中，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沦为旧理论一个个干瘪的注脚。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狼狈情形，在传播领域的研究中尤为突出。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越来越狭窄、单一，研究者仿佛点着几盏孤灯的拾柴人，在茂密的传播实践森林里，刻意寻找能够证明旧理论的枝枝蔓蔓，随后依照旧模版加工，制成了无新意的产品，“学术工业”得以运转，呈现虚幻的繁荣。这种难堪的局面必须破解。简而言之，之所以要进行学科反思，乃是因为旧范式难以解释新技术，因而局限于旧有范式的反思无法达致学科重建之目的。

事实上，针对研究范式的检讨已然展开。波斯特直截了当地说，“现代的分析范畴限制了人们对这些交流手段(指电子交流等新技术)的理解”。④他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正是从范式层面展开的。波斯特指出，哈贝马斯为了克服马克思、韦伯及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理论的局限，提出了一个新的批判范畴：符号互动，后期则是交往行动。哈贝马斯以为，将来的进步依赖于“摒除对交往的种种限制”，于是他把批判理论的基点从工具的理性行动转到了符号的理性行动。如今，成为理论主体的是个体之间交换符号的条件，而不是他们的行动。波斯特因此认为，哈贝马斯已经从行动理论走向语言理论，但他的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能为电子交流的分析提供新范式。原因在于，哈贝马斯援用了理性的传统范畴，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的理性观念，他的论辩中仍然保存着体力与脑力、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这种笛卡尔式和资本主义式的区分，这种历史残留与他自己的交往行动观念相矛盾。理性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⑤波斯特进一步在主体层面穷打猛追，“哈贝马斯版的批判理论依赖一个未被证实的主体观，这一观点认为主体具有‘理想化的’真”。⑥“对哈贝马斯而言，主体仍然是预先给定的、先于语言的”。⑦这个主体观仍然没有跳脱韦伯指认的现代性铭写的主体类型――工具理性的主体。⑧因此，在波斯特看来，哈贝马斯仍然基于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范式，也就是把电子传播的新问题“放到阐释口传文化与印刷文化的旧范式中”，“电子传播仅仅是时空的进一步延伸”。⑨如此，哈氏理论便遮蔽了交往与人类生活关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面向，即语言与主体之关系。波斯特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⑩

借由这个主体观，波斯特提出了一种新范式――“信息方式”，它促成了语言的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建构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成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并不断被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11)这个范式开启了理解新技术的一个崭新面向，它反转了传播与主体之关系。

事实上，只要将视野超越美国主流研究范式，就不难发现，这种重建式反思已经不是个别人的激进之举。波斯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信息方式”也不能算新鲜论调了。他绝不是孤军奋战者。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基于新技术引爆的崭新传播实践，直抵研究范式的层面，打破旧瓶以盛新酒。澳大利亚学者麦奎尔2008年提出“媒体城市”的概念，以挑战城市研究与媒体研究的传统范式。他以为，当下城市与媒体的双重变化与诞生于现代性城市主义的经典理论的描述状况已截然不同。“21世纪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生活在媒体城市中的生活。……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经验经由建筑结构与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12)麦奎尔在专著的开篇即指出，他上述核心论点的展开，必须以打破传统的“媒体表征的理论范式”为前提。所谓表征，“指的是各种建立在这样一种根本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话：媒体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实或不忠实的”。麦奎尔认为，这种认为媒体最终会与“真实世界”相分离的理解影响到了大部分的现代媒体分析。他因此指出，“尽管世界是如何在媒体中并通过媒体被建构的这一问题始终都是重中之重，但同样重要的是充分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媒体不再可能与社会相分离，就此而论，它也不再能够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分离”。(13)长久称霸传播-媒体研究的“真实-再现”范式在麦奎尔这里遭遇了另类范式的强有力挑战。只要我们将眼光稍稍脱开美国传播研究主流范式，就很容易看到，与传播、媒介有关的研究新范式层出不穷，正在爆发式涌现。(14)

反思立足于何处――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

传播学反思的工作并非从今日始，有众多前辈前赴后继。如克格雷在二十世纪末就做过一次获奖无数、好评不断的重要反思。他通过梳理传播理论七大主要研究传统(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批判学派)，呼吁学界对于传播理论中的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相对优势给予更多的思考。(15)这个被延森判定为“局限于传播领域内部”的反思，也在正文的注释中讨论了传播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作为一种元视角的传播”的观点。(16)当下的反思应该立足于何处？仅以传播领域内部而言，传播的碎片化现象导致选择一个恰当的立足点也不是那么容易。

利文斯通描绘了传播碎片化的景观，“在美国的‘传播’学科体系下，上述这两个领域(传播研究、媒介研究)均有着十分广泛的范围。以国际传播学会的构成为例，它包含了大众传播分支、人际传播分支以及从人际传播分支发展出来的组织传播分支。而在其他国家，传播研究则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诸多领域。以英国为例，我们或开展‘媒介研究’，或感兴趣于媒介制度与文本以及文化工业(我们关于权力的理论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关于文本的理论则来自法国的符号学派和结构主义)。然而我们从未思考过人际传播――这一领域往往留给社会心理学家，除非某些对于通信技术中的人际传播格外感兴趣的学者才会对此展开研究。而这些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大都受到一套特定理论的影响，即由加拿大学者发展形成了‘媒介理论’……与此同时，与上述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的是文学和语言领域中研究文字素养的学者，以及对文化叙事、仪式和传统如何形成社群等话题感兴趣的人类学者，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与前述的大相径庭……无怪乎彼时学术期刊上纷纷痛陈传播研究这一领域的碎片化”。(17)如此看来，当前诸多的所谓传播学反思，不过是采撷美国主流范式中的一两个小碎片而作井底之观，看到的是怎样的画面自不难想象。

即使只是局限于传播领域，只要我们稍稍转换视野，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别样风景。如法国学者斯费兹早在1991年出版的名为《传播》的小册子中，就将关于“传播”的思想概括为三个定义：再现式、表现式、混合式。

再现式：传播在此是发出者通过渠道传递给接受者的讯息。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和实在的。事实是客观的、普遍的，外在于再现它的主体。这是一种被笛卡尔所珍视的二元论观点。笛卡尔图式假定了两种不同物质间的关系：肉体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再现是保证主体与自然之真实性的唯一方法。

表现式：在这里，不存在主体发出者向客体接受者发送信息。传播是一个复杂性主体向一个复杂性环境的融入。主体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是主体的一部分。主体继续存在，但是与世界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对主体/世界组合，二者不停交换。

混合式：讯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主体消失。主体事实、世界事实，继而个体间的互动事实被取消。所有指向主客体的笛卡尔式再现的参照被取消。同样，所有指向斯宾诺莎式的表现以及复杂主体向复杂环境微妙融入的参照也都被排除。在此，传播只是一个主体科学中无休止的相同重复(同义反复)。(18)以上论述，恐怕能引得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的会心一笑，因为它几乎是西方主体哲学历史的传播学版，在这样的思考中，传播与其他学科理论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如此等等极为丰富的传播研究碎片很少进入当前传播学反思的视野。

更何况，重建式反思断乎不能局限于传播领域的传播研究。它的基本立足点，应是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所谓实践，对于学术理论的意义自不待言。恐怕谁都不会否认，当今传播学反思的冲动，首先来自新技术引发的传播实践变革的滔天巨浪，“传播”因此正在成为人文、社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传播学不可能固守原来的传统议题，必然要捕捉实践巨变中蕴含的丰富内涵。传播思想，是指各种路径学术研究以及社会思潮中关于“传播”的观念。学科发展不能建立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只有永远保持与其他研究中的传播思想开放对话，才能不断焕发传播学研究的活力。局限于传播领域现有理论范式的反思，永无可能实现重建，连进行点小修小补也不过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当前，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存在两种不良偏向：或是隔绝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以求所谓的传播理论自主性，抵御其他学科的“入侵”；或是罔顾理论概念的学术脉络，随意拿来其他学科的理论，嫁接到传播学研究中，传播领域于是成为各种学科理论、概念的演练场，传播学因此陷入学术研究的下游、末端、工具性的命运。这两种偏向是传播研究主流范式僵化的一体两面，足以表明缺乏学术自信、丧失理论创造力在传播学领域已经是相当普遍之现象。

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思潮中的“传播”观念展开持续对话，是传播学反思的重要方面。隔绝自己不仅不能保全传播学所谓的自主性，反而会造成传播学脱离主流学术脉络，丧失回应现实的能力，无法摆脱学科边缘化的命运。如何保持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简略说来，是要将传播学发展嵌入蔚为大观的人类整体学术脉络中，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锚定的传播学核心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只会加速边缘化、直至自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