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因子及其转化

内容提要：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千年国教，在俄国形成了一种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尽管苏联建国后奉行无神论，但苏联政治中仍处处可见东正教传统的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给苏联政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也给苏联的政治传播以深刻影响。东正教传统中的救世思想、圣像与圣徒崇拜、宗教忏悔仪式等均为苏联的政治传播所内化和吸收。苏联的政治传播与其说是一种和旧制度的决裂，不如说是一种沿袭，其核心是一种对俄罗斯千年国教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的改造和转化。

关键词：政治传播弥赛亚主义东正教苏联政治

作者简介：潘祥辉，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学与媒介考古学研究。

原载《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第:44-54页，发表时有删节。

一、引言

从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算起，东正教影响了俄罗斯一千多年，奠定并形成了俄罗斯一千余年的思想根基。东正教信仰使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带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在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看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东正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独裁统治，绝对主义、家产制以及东正教传统”是俄罗斯的四大历史遗产，而东正教传统显得独一无二，“在俄罗斯，正如拥有支配性宗教传统的其他国家一样，东正教会将自己与国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视自身为国教会。传统上，它规劝自己的皈依者用世俗的方式显示对国家的忠诚和顺服，作为回报，国家将其确立为国教。这一遗产仍然见诸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统治者身上，他们努力把自己与俄罗斯的教会遗产联系在一起；也见诸众多俄罗斯人身上，他们拥有一种内在的冲动，将认同他们的国家视为一种更高的精神使命。”[[1]]宗教传统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十分强大。

俄罗斯东正教的传统也影响到了苏联的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作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2]] 无疑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美国文化传播研究学者琼・奥克・尤姆（Jun Ock Yum）所指出的：“传播是一个基本社会过程，因而它受所属社会的哲学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影响。”[[3]]在施拉姆（(Wilbur schramm)看来，苏联政治传播的显著特征就是无处不在的宣传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媒体被国家垄断，作为党的喉舌和工具为维持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服务。所有媒介和传播管道都必须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来宣传和动员、组织和教育群众，任何异端的思想受到严厉的管制，这种传播模式也被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ism）。[[4]]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苏联，也影响了许多以苏联为范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苏联的这种政治传播模式又从何而来呢？是借鉴自外国，还是发端于本土？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无疑十分薄弱。一些代表性的著作，不论是施拉姆等人对“苏联共产主义传媒体制”的研究，还是Peter Kenezt（1985）对苏联大众动员的研究[[5]]，Matthew Lenoe（2004）对苏联报纸和斯大林文化的研究[[6]]，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余敏玲等对苏联宣传及其国际影响的研究等[[7]]，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苏联的政治传播难免有借鉴自国外的元素，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8]]但源自其本土的传统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更不容忽视。由于苏联革命曾激进地反对传统和宗教，研究者因此容易忽视苏联政治传播与传统接续的一面。应该看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对东正教确实进行了强力地清洗，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传统的消失。因为任何文化传统都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东正教传统在俄罗斯和苏联更是如此。那么，东正教传统又是如何影响苏联政治传播的呢？我们可以从延续千年的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入手分析。

二、“弥赛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千年传统

在笔者看来，苏联政治及政治传播中的本土传统，就是东正教中强烈的“弥赛亚主义”。俄罗斯作家卡拉-穆尔扎（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说，俄罗斯人就是一群自觉自愿地背起十字架的人，他们只要一背起十字架，幸福感便由然而生。俄罗斯人心中，隐藏着对全人类巨大的宗教关怀，俄罗斯人觉得，他们生来就被上帝选定，并有义务将天意传达于民。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精神（мисси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无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还是莫斯科是第三国际，都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联系在一起。”[[9]]

“弥赛亚”一词源自古犹太教思想，希伯来名词Messiah的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在旧约《以赛亚书》和《但以理书》等多部先知书中，弥赛亚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解救万民的救世主。弥赛亚思想为后出的基督教所继承，在基督教中有“拯救”、“救世”、“上帝选定”、“庄严使命”、“普济天下”等意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基督教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分化为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即天主教，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即东正教。[[10]]天主教以罗马教廷为中心，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为中心。

和天主教相比，东正教较少强调教会的权威和组织结构、圣礼、祭司的守身，以及宗教的其他世俗性的方面，而是更加强调神学问题。东正教神学倾向于强调单一本质，接受基督的神性而忽视它的人性。东西方基督教的另一个差异表现在教会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上。天主教权力集中于教宗身上，教权至上，教会的权力可以和世俗权力相抗衡，甚至一度超过世俗君主。而东正教则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性，其最高权力则属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宗教从属于世俗君主，东罗马皇帝既是世俗权力的最高拥有者，又是教会首脑，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及重要的主教都由皇帝来任命。[[11]]

尽管天主教和东正教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由基督教分化而来，对于《圣经》的基本内容，如“上帝信仰”、“末日审判”、“赎罪”以及“弥赛亚主义”等则没有分歧。公元988年，拜占庭皇帝将安娜公主嫁给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则接受了东正教教义，命令罗斯人接受洗礼。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接受希腊牧师的洗礼时，弗拉基米尔大公下令，将罗斯人原先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进河中，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了俄国罗斯的国教，并深深地嵌入了俄罗斯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之中。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俄罗斯接过了拜占庭帝国的大旗，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继续延续着东正教的传统，历千年之久。

俄罗斯的东正教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一是与“慈爱”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僧侣－禁欲主义；二是在生物界发现神的能量并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宇宙中心说以及与此有关的索菲亚学；三是致力于在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的积极性的人类中心、历史诡辩和末日论。这三种流派虽然有所不同，但都隐含着共同的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这种信仰造就了这样一种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不喜欢这个世界强盛，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主要不是被宣传和说教所培养，而是被圣餐式和深入到精神结构最深处的基督教徒慈悲的传统所培养。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具有特殊的使命。”[[12]]这种“特殊性”就是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王国就是一个凝聚和形成在弥赛亚思想象征之下的王国，寻找真理的王国，“俄罗斯王国的属性是由真正的东正教信仰所决定的……正如在古代犹太人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宗教的因素和民族的因素相互促进、成熟。弥赛亚意识，就像它是为犹太教所特有的那样，它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所特有的。”[[13]]

东正教与世俗政权合二为一的拜占庭传统也为俄罗斯所继承和沿续。东正教的宗教思想渗透于强有力的国家形式之中。教会成为专制制度的附属工具，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使皇权得以神化，承认沙皇是通过主教公会实施权力的最高教会统治者，而主教公会则处于沙皇任命的总监的领导和监管之下。帝国皇帝被称为“通过上帝主持的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是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牧师”。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传统影响下，专制思想一度成为俄罗斯正教会的政治象征。[[14]]尼古拉一世时期，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著名的三位一体公式即：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这一公式对东正教及其教会的政治职能作了非常好的描述：东正教是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其使命就是为沙皇的极权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15]] “莫斯科正教帝国”就是这样一个将政权和神权合一的极权主义帝国，正如俄国著名的君主专制理论家伊凡雷帝（伊凡四世）所宣称的：“沙皇不仅应该管理国家，而且，还应该拯救灵魂。”[[16]]

东正教的宗教思想及其与政权的合一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千年之久而根深蒂固。苏联十月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思想激烈地反对教会和沙皇统治，但这种政治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事实上，俄罗斯思想传统中的“弥赛亚主义”不仅见诸于十月革命前，也见诸于十月革命后。不仅表现在普通民众身上，也表现在那些激烈地“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

三、苏联政治革命中的弥赛亚主义

在法国学者德布雷看来，俄国共产主义正如人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救世主降临说的一种替代品，它保持了一种“运动”的状态因而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谱系要追溯到卡尔西顿主教大会。共产主义“这种世俗的教权主义既从圣保罗那里继承了野心和方法，也在圣约翰那里获得了原始精神。”[[17]]

别尔嘉耶夫也曾深入探讨苏联革命与传统的关系。在他看来，受俄国特殊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俄罗斯化”了，变成了一种“无产阶级的弥赛亚”。“与无产阶级的弥赛亚联系在一起的马克主义的弥赛亚思想与俄罗斯的弥赛亚思想结合起来并混为一体。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的神话。共产主义革命是现实的革命，是万能的弥赛亚说，它希望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并解除压迫。”[[18]]可见苏联人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正教并非完全对立，在“救世”这一点上，就和俄罗斯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共鸣，很容易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及民众所接受。

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经历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个阶段，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它非常符合俄国的社会心理，因为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了一种“弥赛亚”。“马克思创建的无产阶级弥赛亚（救世说）是信仰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科学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