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帆：娱乐专业主义：基于《中国好声音》的解读

引言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实践或期许，近来已为中国传媒业界和学界所熟悉。由于责任、理性和建构性的追求，它对于转型社会的演进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观念和舆论力量。但在我国的媒介市场中，特别在电视领域，娱乐节目的生产、传播，其专业性和社会影响也在显著地同步提升着，这不是一句“娱乐至死”、一纸“限娱令”可以否认的。

因此，娱乐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实践或期许，同样值得中国传媒业界和学界所关注。当然，出此提法，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源自笔者近年来深度观察和贴近参与若干档电视娱乐节目的生产实务，特别是《中国好声音》（下称“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下称“达人秀”）等典范个案。

本文以对“好声音”的复盘为基础，从节目模式、制作团队、生产机制、市场博弈、产业开发五个层面，解读娱乐专业主义。

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必须指出：“好声音”收视与收入的怒放，让我们见识了太多的“事后诸葛亮”和各种不着四六的“惊爆内幕”――其实，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葵花宝典”。在当前的中国电视界，“好声音”、“达人秀”等版权引进海外节目模式的操作，已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但面对“西潮又东风”的生产格局，电视业者、学者乃至观众，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端为西方的节目模式、版权公司马首是瞻；一端痛心疾首于国内没有原创好节目。私以为，上述两端的认识偏差，主要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娱乐专业主义在电视领域的实况和实质。于是，下文的复盘和解读，将尽量回避各种口水话题，在“西潮”与“东风”之间平衡展开。

节目模式

2010年之前，虽已有若干从海外正版引进的模式节目在中国播出，但由于在收视和收入等方面表现平平，未成大气候；而自“达人秀”在这一年启播之后，模式引进渐成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生产主潮。

从概念上说，节目模式，有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在某一国家范围生产、传播某一外国电视节目。

第二，这一生产、传播活动以购买模式为前提，获得版权许可，受到法律保护。

第三，这一生产、传播活动在制作框架、节目流程、游戏规则、细节安排、风格氛围等方面遵循一定套路。

据上述要素可知：因为法律、商业层面的契约性和观念、操作层面的标准化，节目模式及其流动本身，即体现了全球电视娱乐业的专业主义走势。幸而，中国电视并没有被这种潮流抛开，“达人秀”、“好声音”等成功案例更拉近了与西方的距离。事实上，在另一节目领域，《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等纪录片的热播，也印证了学习西方拍摄手法和想法的模式化操作，对于今日中国电视业的发展阶段而言，依然利大于弊。

诚然，在西方电视界，形态接近的节目模式之间的竞争，非常显著；在一定时期，也有优劣盛衰之说。“好声音”的原版The Voice，直接的竞争对象有Got Talent、Idol、X-factor等。单从模式本身来说，“好声音”的成功不是因为引进了一个西方模式，而是因为引进了一个西方前沿模式。并且，这一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是“做减法”（恰与苹果i系列数码产品的审美―技术理念类似），简约而不简单。在全球市场，它迎合了这样的观众心理变迁：对于丰富性乃至“怪咖”频现的审美疲劳，反转追求单纯标准的极致呈现。在美国、英国是这样，在中国莫不如是。

一般而言，购买节目模式，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利好――

第一，“节目宝典”。虽然就是一份“产品说明书”，但仅在纸面上，洋人对核心卖点的精准定位就非常值得称道。比如，“好声音”开宗明义强调“寻找The Voice，不是The Look；绝无其他选秀习以为常的糟糕试唱”。

第二，“飞行制片人”。原版制作方在关键录制档期，飞到模式引进国，现场提供指导。不过，由于“好声音”制作团队自“达人秀”开始已然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在节目录制进程中，并没有洋人在现场指导。

第三，核心装置和道具。比如“好声音”的转椅和现场Logo塑像等，都是漂洋过海从英国运到中国。它们作为节目的关键标签，一方面可直接证明节目的正宗性；另一方面在宣传推广中，也成为吸引眼光的焦点。

第四，若干节目模式自带赞助。虽然“好声音”没有，但节目团队之前做“达人秀”的Got Talent模式就自带宝洁公司的赞助。

第五，原版节目的识别度和影响力。通过互联网观看西方原版节目成为中青年受众的媒介使用常态，因此，引进优质模式、制作“中国版”，中青年受众非但不会陌生，原版节目反而会增强“中国版”的观看黏度，特别是：可将较少观看、关心中国电视的中青年受众拉回电视机之前。

制作团队

引进西方模式，哪怕引进西方最前沿、最热门的模式，如果没有一支优质的本土制作团队，也做不出好的“中国版”――大量高价引入中国却因为风格、内容、形态各种“水土不服”的模式节目，往往也输在这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卫视在2013年推出的《唱出我人生》，将是明年的一大看点。因为它的原版X-factor在西方是一个热门模式（星空传媒也曾想购买）。虽然，过去的两年，辽宁卫视将其引进而制作的《激情唱响》反应差强人意，但电视湘军的实力加上模式本身的优势，将是明年其他同类节目的强力对手。

回到“好声音”，普通观众乃至一些学者会认为：它在今年夏秋，唱响的是“浙江卫视中国蓝”华章。但若真正了解中国电视行业，就会明白：“好声音”的主要制作团队――灿星制作，成长、脱胎于上海电视业；“好声音”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向前推演，“好声音”团队自2010年推出《中国达人秀》之后，在中国电视界树立了模式节目引进的里程碑。在亿元导演、收视飙高等话题之外，其中更重要的是：制作团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一方面，从西方模式中学习了充分的专业分工和岗位职权意识；另一方面，因为与西方版权方、制作方、节目、模式多年接触，反向激发起团队主创的本土意识和中国情怀――这是我与金磊、陆伟等团队主脑平日交流感触颇深的一点，假以时日，随着在技艺方面与西方业者的逐渐接近，在内容层面真正本土化的好节目值得期待。

再向前推演，“好声音”、“达人秀”这支团队，在这两档模式引进节目之外，更早前就通过《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等本土选秀节目试水全国电视市场，且在当年获得了不低的行业和社会评价。

通过上述两次推演，我想强调的是，专业主义的媒体团队及其生产，不论是资讯内容还是娱乐内容，都需要较长期、充分全面的经验累积和多年合作而磨练出的人力资源――灿星能出“好声音”，其实不占“天时”（同时段全国多档同类）和“地利”（首次跨地域合作），更在于占了“人和”。若再深入细究，灿星的“人和”因素，一方面是专业生产领域的合作无间，另一方面则是组织文化领域的高度认同度。目前星空传媒内部的组织氛围，与在早年处于上升期的凤凰卫视较为类似：它们都是体制外的媒体公司，规模不大、人手不多、工作强度大、危机意识重；但正因为此，它们对专业主义（凤凰―新闻，星空―娱乐）的追求坚决明确，同事之间“惺惺相惜”，做出来的节目产品，在业界和社会上反响也很大――这也可用日常生活中一个有趣的小例子来佐证：灿星业者聚在一块儿KTV的时候，最后都喜欢点唱黎瑞刚作词的《年轻的战场》，一则“黎叔”是灵魂人物，二则歌词也反映和激励了他们现在的工作。因此，这首歌及其被传唱，即为灿星制作内部认同的一种外化表征。

生产机制

正是制作团队的实力使然，“好声音”在生产机制方面，紧跟上目前全球电视业（特别是娱乐类）的发展主潮：社会化大生产。

基本上，几只聪明脑袋、几块背景板、几句俏皮话、几万块钱说不定能撑起一个还不错节目的小作坊年代在国内都早已过去。“好声音”和其他几档全国热播的大型节目一样，在项目流程、人财物支撑、分工协作等方面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最直观地，可以从快速滚动的片尾字幕看出。

“好声音”的评鉴标准是简单的，但在简单中，时时处处都是细节。比如，许多学员，在歌声之外，他们的经历，怎么也那么打动人？这些故事是怎样的，在此不赘述；但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或许才是生产机制层面的一个话题。

事实上，“好声音”团队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故事导演，他们会不断地、长时间地与学员交流，了解其职业、情感、家庭等方方面面情况，并不仅是歌声。然后，在确保不编造、篡改事实的前提下，故事导演会选择学员所说的最闪光部分，让他们在节目中自然表达，并提炼出有特色的关键词――这也是同一团队在操盘《中国达人秀》的做法。

从“好声音”拓展开来看，若干全球先进的节目生产理念，在国内少数优质节目案例中已有体现――

第一，节目内容和形态必须由节奏来呈现。支撑节奏的是画面、声音各种高频次的排列、配比，“好声音”中导师转身的一刻是为典范――导师表情动作和话语、转椅动势和音效、学员歌声（一般是副歌转主歌部分）和表情动作、亲友表情动作和话语等交错剪辑，观众诸感官统统打开。

第二，对于任何电视节目的机制而言，细节和节奏方面的探究，都是没有止境的。西方电视业者能够在不少生产领域领先于我们国内的同行，不是因为他们一步两步就迈开步子超越了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不管大步小步一直在迈步。包括The Voice、Got Talent、X-Factor等经典模式在内的节目，每季末都会通过讨论和修订优化节目模式，以及吸纳各国版本中的有效操作，充实到下一季的“节目宝典”中，“达人秀”就为原版提供了“媒体评审”这一环节，被写入“宝典”。即便是目前尚未写入“宝典”的，“好声音”选择庾澄庆作为导师，对The Voice的模式本身也具有较好的启示作用：由于哈林除了是一名专业音乐人，还是一位资深主持人。在录制现场，除了在音乐方面有精彩点评之外，他对于节目进程的控制、推进的感觉极好。有时录制进度或提问方向有些问题时，导演也时常走到庾澄庆身边，提示他帮着掌控节奏。

第三．在任何国家，任何的电视节目若要成功，都必须走本土化的道路或注重本土化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化恰恰是一种全球化的节目认知和机制实践。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和电视观众，“好声音”、“达人秀”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强调选手在才艺之外与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符合转型期一般民众的人情诉求。而且，在迎合观众收视习惯的基础上，“好声音”团队在节目中还是有意识传递和引领正能量。通俗说的，不是“比惨秀艰难”，而更注意反映出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虽然身处底层、遭遇逆境，但依然保有向上向善、达观奋进的积极情绪和建构性行为。

市场博弈

模式―团队―机制，是支撑“好声音”乃至整个灿星出品的“铁三角”。它们的优劣成败，都在中国电视的准市场环境中得以检验和演练。诚然，“好声音”并不具有明显的普适性，因为它在模式、团队和机制方面的探索超越了大部分同时期的其他节目；但它又具有突出的典范性，因为它能够预示中国电视业态的某种趋势，若干生产潜力的解放可能性在其中彰显。

在若干次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我经常会被问到：“好声音”或灿星，是不是在这里那里遇到很多矛盾、摩擦或纠纷。一般地，我都会纠正记者的说法，这些词用得有些太主观、太感性、太过了。因为，在我看来，只要是诉诸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环境和市场行为，一定会遇到基于不同利益、立场的不同理解和操作。这种可以统称为博弈的情形，恰恰是动态、良性、可持续性的市场业态。

就“好声音”而言，具体可以区分为内部博弈和外部博弈――

关于内部博弈。毕竟，这档节目不是在灿星制作同公司属下的星空卫视主播，而是与浙江卫视合作，由此，在利益共享、互动进退的同时，自然也有不同平台、主体的不同诉求。聪明如您，若仔细阅读有关“好声音”的新闻报道，就会发现：灿星业者和浙江卫视业者在若干问题上的表述会有微妙的区别――但，这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不必过度诠释。两个成熟的市场主体，若任何问题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反而古怪。而且，从浙江卫视的角度来看，除了收获了广告和品牌的利好之外，“好声音”乃至《舞动好声音》进一步巩固了其歌舞类节目在中国电视界的优势地位（加上原有的《我爱记歌词》、《越跳越美丽》等）。

关于外部博弈。“好声音”被提到最多的，是与“老东家”SMG，特别是与东方卫视的明枪暗战。但细心如您，马上又可以看到新一季的《中国达人秀》，依然在东方卫视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