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对我国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与展望

【内容摘要】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之一是正确选择授方，克服单向度，坚持多元化。在全球化时代，以新闻传播学为代表，西学东渐达到新的高潮。同时，东学西渐的新态势已经出现，这种新的跨文化传播潮流，具有更强、更有活力的文化势能。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是吐故纳新，吸收他国的先进文化，扬弃自己文化的落后东西。

【关键词】单向度 西学东渐 东学西渐 吐故纳新

全球化发展的态势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的延伸。20多年来，文化帝国主义正被文化的全球融合日渐取代，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今全世界普遍的文化景观。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互融、合作，有力地提升着各国、各民族、各文化族群的文化自觉，共享着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在同一时期，中国经济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中国的文化建设无论是本土文化传播还是跨文化传播，同样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有不少教训和鉴戒。

一、授方选择：跨文化传播切忌一边倒

跨文化传播的功利取向是毋庸置疑的。跨文化传播的前提之一，是正确选择授方，即确定向哪个国家或地区请教、学习，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哪些文化为我所用，然后从政策上开"绿灯"，从物质上提供方便条件，确保该国或地区的文化能够顺利地进入、传播和推广。众所周知，我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当时，我们实行单向度的文化交流政策，"一边倒"倒向苏联，而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则采取抵制、批判甚至完全排斥的立场。现在看来，"一边倒"，全方位倒向苏联的这种单向度的跨文化传播，起初是迫不得已，且获得一定的好处：向苏联学习，使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有机会系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列宁的新闻观和苏联的新闻制度，了解和继承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传统。但是这种单向度的跨文化传播，确实给中国新闻界带来很多危害。首先是不看具体条件，不分中国外国，只要是苏联的经验，只要是《真理报》和塔斯社的经验，都机械地照抄照搬。其次是绝对化、教条化，一切唯苏联是从，唯《真理报》和塔斯社是从，对苏联新闻界的经验不作历史的、批判的分析，结果是对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不适合中国特点的机制和方法也盲目崇拜、照单全收。这种情况，到1956年已明显表现出不妥和有害，直到毛泽东指出，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有批判地接受，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刘少奇对此也有分析和批评。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对于跨文化传播中授方国选择出现的这种"一边倒"现象，有深刻的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一边倒"倒向苏联，实行单向度的跨文化传播方针，首先由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所规定。毛泽东强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①其次是美国等西方大国，不欢迎也不支持中国倒向他们。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游弋，又发动了朝鲜战争，怎么可能进行有规模的中美或中英之间的跨文化传播？

但是，类似向苏联"一边倒"这样的单向度跨文化传播的失误，这些年来我们也时有重犯。改革开放以来，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过多地偏向美国。在有些学科和文化层面，人们言必称美国，以美国的学术标准为准则，以美国的是非好恶为依据。美国文化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不少人。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又一种新的单向度跨文化传播，值得我们警觉。

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为跨文化传播克服单向度，坚持多元化提供了路径和机遇。新兴媒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使每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已无法强行推广单向度的跨文化传播，为跨文化传播的多元化和去政治化开拓了巨大的空间。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能够全面衡量利弊，正确地选择授方，更加有效地推进现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我们应该珍惜和利用好时代给予我们的这个条件和机遇。

二、文化的东学西渐新态势正在出现

大凡一种文化能够从本国传向他国，或者一种文化能够从他国进入本国，最根本的动因是，这种文化于进入方有用，有价值，有意义。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由清廷派往美国，其中一位名为容闳的学生(1828-1912)是学成回国的第一人。他之后一生奔波于太平洋两岸之间，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理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他的自传出版时用了这样一个书名：西学东渐记。

"西学东渐"，成为当时西方文化向中国实行跨文化传播的代名词。报纸的传入和西方新闻学走进中国大学的课堂，是这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亚文化之一。1807年9月，英国基督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受伦敦布道会派遣，辗转来到中国。他怀着"征服中国人的心"的使命来到东方这块陌生的土地，利用报刊作媒介，将基督教思想秘密地渗透到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中去。另一位传教士郭士立谈到他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目的时说，"这份月刊是为保护广州和澳门的全体外人的利益而创办的，其目的在于使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以及道义，从而打消他们高傲排外的观念。……本刊编者更愿意采用摆事实的方法，使中国人确信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③

中国的西学东渐，就是在这样的内外共同需要的情况下起步、延展、深化的。

新闻学最初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研究会聘有两位主要的导师：徐宝璜和邵飘萍。徐宝璜191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1916年归国，先任北京《晨报》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校长室秘书，在文法科系开授新闻学。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任副会长、新闻学导师，主编学会会刊《新闻周刊》，开我国新闻学正规教育之先河。所著讲义整理出版《新闻学大意》一书(后改为《新闻学》)，是国人自著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蔡元培为这部书写的序说："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Joseph Pulitzer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徐宝璜)游学于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究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今根据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新闻学》一篇，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④方汉奇教授也称这部著作"多数观点，渊源于西方"。⑤

自《新闻学》开始，国人通过自己的著述把欧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观点逐步介绍到中国来。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代表人物及代表性著作多数被我国译介出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译介、传播以至推广欧美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活动不断拓展。这里仅以2005-2010六年间的译作出版为例。2005年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新华出版社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与传播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2006年增加了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国外传媒经济管理经典译丛》。2007年，又推出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社科・媒介环境学译丛》，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我知道什么"丛书・传媒卷》、《媒介经济大视野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2008年推出华夏出版社的传媒理论和传媒实务两大系列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继续推出媒介与社会译书系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西方新闻传播学名著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有新的译作出版。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未名社科・新闻媒体与信息社会译丛》又有几部重要著作出版，华夏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也有几部新闻传播学代表性译作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则推出《欧洲新闻传播学名著译丛》，该社《传媒经济管理经典译丛》也有新作问世。武汉大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分别推出《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丛》、《新媒体经营与法律系列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则推出《全球化译丛》。2010年各出版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作出版不减往年，中国传媒大学的《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继续推出多种新作，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推出一系列新作，如《清华传播译丛》和《媒介经营与管理前沿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的《新闻传播学新视野译丛》也有多种作品问世，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的《当代英美新闻传播高级实务译丛》推出新的译作，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政府新闻学译丛》。

上面列举的六年间各出版社推出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译作，据不完全统计，当在600种以上。仅以新闻传播学而言，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西学东渐，达到了一个新的热潮。

现在需要调转视角，看看东学西渐的新态势。

最近五年，东学西渐的一个突出标志，是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积极拓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中国儒学，正在"润物细无声"，通过汉语、汉字，进入海外学子的心田。实际上，中国文化引起西方注意，已有悠久的历史。乐黛云教授认为，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庞德、布莱希特、奥尼尔、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在进入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有时还曾获得很高的评价。1938年，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出版，引起了轰动，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且持续时间长达52个星期之久。后来，此书在美国重印了40余次，并被译为十多种不同的语言。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过"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汤一介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当下正面临着新的复兴，"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⑦

这些分析足以说明，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新态势，东学西渐的新时代，正在出现。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预料，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跨文化传播潮流，将具有更强的更具活力的文化势能。

三、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吐故纳新

从传播的角度看，所谓现代化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传播领域的全球化，二是传播手段的数字化。而数字化传播又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被传递信息的海量化。现代传媒单位时间内传送的信息，比十年、二十年前同一单位时间内传送的信息，不知要多几十、几百倍。其中新兴媒体如互联网所传递的信息，又比传统媒体即报刊、广播、电视要多出几百、几千倍。二是被传递的信息质量多元化、复杂化，可谓良莠不分、真伪混杂，精华与糟粕共生，鲜花和野草齐长。

基于这样的分析，对于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我们都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立场，对具体的文化作品和具体的文化经验，都应该实行具体分析对待的方法。学者单波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