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问该如何表达

关于学问与表述的关系，孔子有两条名言对后世影响极大，一是“言之无文，行之不 远”，一是“辞达而已矣”(注：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论语・卫灵公》。) 。前者指向巧妙的修辞，后者则反对过分的夸饰，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并非易事。故历代文人学者，所争不在是否需要“文”，而在何谓“辞达”。不同文 体对辞采藻饰的要求本就有很大差异，再加上时代风潮的鼓荡与作家才情的制约，对文 与质关系的理解，自然无法一致。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也自有其好处，那就是，一般人 都承认，无论为文为学，均须“慎辞也”。不管是主张“质朴”，还是推崇“富丽”， 都是力图找到表述思想或情感的最佳方案。

如此追求，基本上不受文类高低的影响。借用章太炎的说法，凡有著述，各有其学， 也各有其体，能合轨则者方为雅。“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 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而论学衡文，最忌讳的，莫过于“必执一 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 年12月。)。翻翻《文章辨体》(吴讷)、《文体明辨》(徐师曾)、《古文辞类纂》(姚鼐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等文章总集，不难发现明清文人对“辨体”的高度重视 。如此强调“文体”的意义，对于本不以辞章见长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挑战。

清人治学与为文均讲求综合，但真正能兼及义理、考据、辞章的，实在太少了；倒是 刘师培所说的“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更切合实际些。“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 迥与词章殊科”，这不应该成为“学日进而文日退”的理由(注：刘师培：《论近世文 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3月。)，假如我们承认述学之文也有雅俗的 话。而实际上，章太炎正是从这里入手，借表彰学人之文，以复古的面貌推动晚清的文 学革新。

1909年，针对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笔语为五十家”，将章太炎与谭嗣同、黄遵宪、 王运、康有为等一并列入，章大为不满。在《与邓实书》中，除逐一褒贬谭 、黄、王、康的学问与文章外，更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家的文章理想：发表在《民报》上 并广获好评的“战斗的文章”，不值得推崇，因其“无当于文苑”；反而是那些诘屈聱 牙、深奥隐晦的学术著作如《书》等，“博而有约，文不奄质”，方才真正 当得起“文章”二字(注：《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170页，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因为，太炎先生对“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的 文士之文很不以为然，对时人之表彰其“文士所优为也”的“出入风议，臧否人群”， 自是极不情愿；故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自我辩解，强调“持理议礼”的学人之文(注：参 见章太炎《论式》，《国故论衡》117―124页，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方 才是其理想的追求。

照章氏的说法，自家所撰“文实闳雅”者，除了《书》，还有箧中所藏的数 十首。这数十首，应该就是第二年结集出版的《国故论衡》。而文学史家胡适认为，“ 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国故论衡》即是其一。 如此皇皇大著，其中各章，依胡适的评价，“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 ”(注：参阅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七节(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我很欣赏适之先生的这一看法，不过，作为文章，我更看 好《论式》、《原学》，而不是适之先生推荐的《明解故上》和《语言缘起说》等。) 。这里暂不涉及文、白之争，而只局限于“文”与“学”能否合一。在这一点上，胡适 是解人，毫不含糊地承认太炎先生著述的文学价值。学术著作能否进入文学史，尽可见 仁见智；可学者撰述时有无文体意识，讲不讲究述学文字，却是非同小可，因其关系到 “文”与“学”是否永远分道扬镳。我的态度颇为骑墙：不主张“以文代学”，却非常 欣赏“学中有文”。仔细说来，便是不喜欢以夸夸其谈的文学笔调瞒天过海，铺排需要 严格推论的学术课题；但同样讨厌或干巴枯瘦、或枝蔓横生、或生造词语、或故作深沉 的论学文字。至于什么是理想的论学文字，我同意钱穆先生的意见(注：参见余英时《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章太 炎可算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末民初无可争议的“古文大师”，章太炎还出版过一册论文衡 史的“白话文”――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传奇经历，以下将专门辨析。这里希望指出的是 ，关于学问如何表述的思考，既指向文体，也指向语体。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前者乃苦 心经营，后者则近乎“无心插柳柳成荫”。考虑到新文化运动中，论学文章(而不是叙 事的小说或抒情的诗歌)之采用白话是个关键性的突破，我们对五四白话文的产生与演 进，极有可能形成与《逼上梁山》(胡适)等传统论述不太一致的思路。

这里，有必要引入晚清大行其时的特殊文体――“演讲稿”，而作为研究个案的，正 是充满戏剧性的《章太炎的白话文》。

一、古文的骄傲与白话的先驱

只要稍微翻阅过《章氏丛书》的，都会惊叹太炎先生的博学深思以及述学文字之古奥 。“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的章太炎(注：章太炎：《致 国粹学报社书》，《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其出入三教，活用经典，在 阐扬国粹中提倡革命，当年曾吸引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无数青年学子。可事过境迁 ，“排满”已成历史，“古字”则是实实在在的阅读障碍。面对好用“古字”故显得“ 诘屈聱牙”的章文，今日读者，不要说学步，单是顺利阅读，都有很大困难。除了专门 学者，不借助工具书而能顺利阅读章文的，不说绝无仅有，也必定是寥若晨星。正因如 此，胡适当年才敢断言：“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但因过分好古， 其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 学研究论集》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这里暂不讨论“章炳麟的文学”到底是否“及身而绝”(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我撇开相对皮相的“好用古字”，而专门考察章 太炎阐扬“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对于周氏兄弟文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凸显的千 古文脉之延续，请参阅。)，只涉及人所共知的章文之博雅与古奥。就是这么一位举世 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 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 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 话文的“开路先驱”。

而这，正是出版者最为得意之处。吴齐仁《编者短言》所概述的该书三大特色，基本 囊括了此一戏剧性事件的全部意义：

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这是谁也知道的，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不过他著的 书，往往因说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气横秋”的文言，初学的人，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 。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就是，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好了!有了!你们的唯一讲义 ，就是这本书。这本书的特色：第一，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极少，编者煞费苦 心，才收集这几篇；第二，篇数虽少，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 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以培养道德；第三，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 ，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这是编者愿介绍于大家的主要特点。吴齐仁识于一九二一 年，一月。(注：吴齐仁：《编者短言》，《章太炎的白话文》，上海：泰东图书局，1 921年6月初版。)

此书作为“讲义”的特色，本是最值得关注、也最可发掘之处，可惜编者受时代思潮 裹挟，一门心思希望坐实的是章氏如何“以极浅显的白话，说最精透的学理，可以作白 话文的模范”。这里遵循编者的思路，暂时搁置关于“讲义”体式的辨析，专门澄清太 炎先生之能否成为“白话的先驱”。

在一般人心目中，博雅而好古的太炎先生，应该是站在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才对。这 一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结论，实际上经不起仔细的考辨。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 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 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注：林纾之撰《论古 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 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 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 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 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 86))，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 庄周的评价问题(注：参见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9页所引录的 “胡适存件”574号(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兹引录章太炎致胡适信第一段，以 见其行文风格：“适之你看。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 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 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 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 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 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 注意力，以至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在《文学论略》中，太 炎先生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 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 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 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注：章绛：《文学论略 》(下)，《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 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 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注：参见章绛《文学论略》(下)。)。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 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无绝对价值。作家的 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 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 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偏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 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注：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 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二文。)，以及出版 《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思议(注：当然，论及自家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