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希孟：文化翻译者的历史使命

处在社会变动年代，鲁迅倡说的“拿来主义”又适逢其时。他的翻译目标是开拓民智，“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时。”科学救国行不通，他便弃医从文。鲁迅反对为 “顺”而损害原作。他认为，硬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一面尽量输入新的思想，一面尽量消化吸收，这就是尽可能等值的直译。这一原理没有过时。马丁・路德同样为民众启蒙而翻译。宗教翻译者应有社会担待和使命感。宗教经典的翻译应该促进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化，是传递宗教真义，教化国民而不是中国化，也不是象牙塔中的高雅鉴赏。要提防本土化的陷阱和染缸。翻译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各个族群彼此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促进闭塞痼弊僵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翻译与介绍异域新思潮密切关联，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而不是相反。

宗教翻译者的社会使命感：宗教经典的翻译应该促进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进化，是传递宗教真义，化中国而不是中国化，也不是象牙塔中的高雅鉴赏。要提防中国化的陷阱和染缸。翻译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各个族群彼此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促进闭塞痼弊僵化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翻译与介绍异域新思潮密切关联，促使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而不是相反。马列入华，严复翻译天演论适者生存，乃有新式救亡图存论。因而翻译就是用他山之石以攻玉。

向西方学习，曾经是必由之路，这个道路被遗忘久矣。可叹。翻译是介绍新思想新观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靠的是翻译。这是向旧营垒冲击的武器之一。翻译能为新思想铺平道路，能改变社会人生，能使风气丕变，能够用夷变夏，五胡乱华五胡变华，变乱祖宗法制打破夷夏之防，根绝严夷夏之防的祖宗老例。

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是以圣经翻译为其酵母的。

人们逐渐怀疑当时通行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的权威性，这个译本暴露出种种弊端。中世纪只有教士阶层读经，后来有人鼓吹让神学从神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强大武器。

但是中国宗教学译界有些儿变成名利场，不立文字，就在别人的译著译作上恬然署名，既是丛书主编，又是单册校者，一身数任，有此行状者，以官员官宦官学者居多。这里缺乏学术担待和社会 批判责任意识。人是他思想的主人，路德说，平信徒皆得为祭司，人人是他自己思想的权威和霸主。个人的作品不受侵犯，不是黄世仁可以强霸的喜儿。

文艺复兴时期回归本源的思想， 回到原典。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希腊文新约圣经由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于1516年印行。这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人们有机会把这个译本和武加大译本对比，发现其中的舛误。例如，武加大译本把耶稣最初传道的话（太4 ：17）翻译为，“做忏悔吧（do penance）,因为天国近了。”把天国和忏悔礼放到一起，注重仪节。伊拉斯谟在瓦拉工作的基础上， 改译为“悔改吧”，强调内心皈依，把外在礼仪改为内在态度的转变。这动摇了武加大译本的权威和教宗的权威。一个时代于焉宣告终结。

马丁・路德大胆地认为，福音书不是用文字书写的。耶稣基督一帮门徒原是目不识丁派，不会舞文弄墨，而是死守善道，基督的道，是生命的活水甘泉，是活的流水，是口头宣告，是充满活力的讲道，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向人类发出的声音和公开声明，是当时的民众神学解放宣言，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得到，不是死的文字，根本没有必要写出来，因为它在人们心中。马丁・路德这样说，是为了打破教会的垄断，他区分了神的话和人的话。唯独圣经！路德创造性地把《便西拉智训》中的一段话译为：“信靠上主，尽忠职守”，给予“天职”（Call）以丰富的神学含义，此乃新教伦理。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取酬。翻译，就是一项伟大的再创造工程。

西方神学入华翻译，必须忠实于原典。宗教改革时期，百花齐放，圣经被译为各种文字，但不等于各种文字地位无分轩轾一律平等。也不能借口处境化而篡改原意。威斯敏斯特信条（1646）和浸信会信仰宣告（1689,1855）云，希伯来文（古代选民的国语）旧约和希利尼文（新约时代的世界通用语）新约，受到神直接的灵感，是可靠的。宗教争辩以此为准。但由于百姓文化层次低下，故，凡所圣经到达之地，应当译成各国通行语，俾便大众以通行的方式敬拜神。但它传递的不应该是教宗主教的声音。威克里夫自1382起将武加大圣经译为英语，但这不是政出多门，因为他说圣经是信仰的根本，教宗和修道士，若不合圣经，亦不当聆听之。

二、最近几年，学人们孜孜不倦地译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但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汉语神学的理据。

因为，这其实仍旧是西方神学，并非“汉语神学”。你用什么语言，是为着方便，为着通俗，并不改变福音的实质于万一。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我似乎认为，东方目前仍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学。范明生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时说，用汉语去传达希腊哲学的概念范畴时，难免要不厌其烦地借用西方辞书，尽可能消除由不完全对应的汉语译文造成的误读。我以为这也是译西方神学著作的原理。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属不同性质的文化，有很大差别，各自体现不同文化传统。如在中国古老观念中，没有灵魂（psyche）的观念。古代中国对人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故，同西方基督教相比，汉语常常缺乏对应的词汇。这给汉语“神学”带来困难，必须或最好以欧洲语言表述或阅读基督教。我认为，能直接阅读英文文献，更好。

中华基督教，中国特色，今日弊端毕现。五四以后，抵制外来基督教，心劳日拙，节节失利，于是改弦易辙，搞自立运动，自外于人类环球大家庭。其实我们无须另起炉灶搞神学建设。如果没有体制改革，神学创造在中国就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我们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爬行，可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吸收人类既有先进成果惨痛教训可也，何必事事处处独立创新标新立异乎！

在翻译理论上，我赞成鲁迅的硬译，注重原来句式的保留，注重原文句子结构。因为以中国人私心来揣度，会误解天主真意原意，过于灵活，也会无知妄说！以庄子解尼采，焉能不进入误区！孔子加耶稣，犹如一根香花加一朵云彩，得不出任何数字！西方的就是西方的，一旦中国特色化，就是乌何有！我特别反对在中华固有术语中寻章摘句，牵强比附，因为以中国无神主义心态，难以揣度西方博大思想。

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梁实秋先生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唐译佛经，元译上谕。我国自东汉开始佛经翻译，到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最著名的是玄奘主持译出的佛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元朝强制规定诏令、奏章和官府文书都必须使用蒙文，而附以汉文的译文。唐代和元代这类翻译多为直译，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语法结构，有的词还用汉语音译，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词汇和语法，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鲁迅先生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 “话总是会说的”，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鲁迅认为，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介绍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康伯度（康伯度即买办comprador。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答文公直的回信说：“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都用得很恰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三、 奥古斯丁提出的翻译理论，三个标准：朴实、优雅、庄严。 “朴实”的简单易晓的圣经语言针对的是文化水平一般的民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得到上帝的感召和启发。

“优雅”的语言针对的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让他们享受语言美的，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力量和魅力。“庄严”的话语风格是针对所有人群，彰显上帝语言的权威和正统。他又认为，儿童启蒙文学要朴素，颂扬上帝的文本要典雅，规劝引导要庄严。解经和布道都是艺术，需要训练有素。他反对只靠神宠、无师自通和靠小聪明。这全赖上帝的恩典和从教师学会阅读才可以。上帝的恩惠还得加上师从老师，接受训练。圣经的诠释需要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其次，需要文法修辞论辩术的知识。这有助于了解圣经语言的微妙优美。历史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中事件的知识。机械工艺和自然知识有助于了解圣经的场景和人物。基于此，他要求把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编成一本书。异教哲学并非可以不加考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就从异教徒那里带走金银（据优西比乌）。广博而深刻的知识，就是翻译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注释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作者的真实思想。遇到疑难和歧义，如果原书作者本意不同，也未始不可。但他不赞成带偏见的解释和任意的比附。其《基督教教义》捍卫了忠实于原意的原则。“如果他的错误解释有助于旨在律法目的的爱，这就和走错路但走到目的地一样。但是，还得纠正他。最好不要偏离正路。”

奥古斯丁强调直译，要求译者遵循语言系统和规则，不能随心所欲变更原文的意义和表达。否则就可能误导读者产生误解。换言之，直译是圣奥古斯丁翻译和阐释神的话语的基本途径。因此，奥古斯丁最推崇希腊文本，因为拉丁文本不如希腊文本“典范”和“忠实”于上帝的旨意。

奥古斯丁强调必须熟悉古罗马文字、希伯来语或拉丁文字，因为他认为这是译者最根本的素质和要求。译者还要对上帝的话语有深刻的理解，要借助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并做出准确的修改和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