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价值及其民族样态

文化评估尺度的博弈关系

文化评估是对国家文化现状的科学判断，它必须有限地接近变化真相，而不是背离这种真相。但在这评判之中，必须动用政治、宗教、伦理、市场等各种尺度。但这些尺度总是构成互相抵制和角逐的态势。每一种力量企图对文化做出决定性的审判。绝对公正的评估标准是不存在的。总有一种势力会成为左右整个评估方向的支配性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政治权力，就会误导文化评估，遮蔽文化现状的真实图景。

这其实就是权力优先的法则。也就是说，权力及其利益目标，对文化评估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任何评估都是针对公众的宣传手法，它必须遵守政治游戏规则，也即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为了避免这个弊端，文化评估的主体必须由那些相对独立的机构进行，这就是所谓“第三方评估”。在西方，这通常是由私人咨询机构或大学研究机构担纲，无论如何，它必须是权力以外的独立主体。而基于国家威权的集中性，民间智库无法发育生长，第三方评估，只能是权力主体的自言自语而已。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在于，基于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评估尺度具有强烈的暖昧性，它是前现代（启蒙时代）和后现代（解构时代）的混合，呈现为严重的价值分裂态势。例如，后现代拒绝一切威权、中心和深度，而前现代则试图维系普世价值体系，也就是指望建构一个被全世界共同遵循的价值中心。这种文化逻辑的自相矛盾，正是中期社会主义的活力所在，但它却令文化评估陷入了困境。

这几乎是个无法逾越的逻辑障碍，除非文化评估使用双重标准，在不同的层级和区域，使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只能导致整个评估体系的紊乱和崩溃。为了维系公正性和普适性，通常只能采用“就低法则”，也就是迁就在时间上更早和结构上更初始的价值尺度，以此作为文化评估的最低纲领。

文化价值的三大类型

我们置身于一个被预先设定的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必须服从它的价值规则。这种价值规则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架构，呈垂直分布的状态，可以大体分为基础价值、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三个阶面，它们自下而上地组成稳定的金字塔格局，矗立在人类永恒忙碌的平台上。

基础价值负责处理人与物（钱）的关系，因而总是与货币真理或身体真理对接，指向跟基本权利、利益和娱乐相关的系统，用以指导或填写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个人生命建构的核心，它指涉前面所说的一切私权。而这些权利的优先性，总是随着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转移。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不挨饿和不被屠杀具有优先权；在北朝鲜，摆脱贫困可能更具优先权；而在那些初步摆脱了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会把索取自由和尊严视为需要优先考虑的权利。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财富不仅在基础价值中具有绝对优先权，而且成为整个体系中的最高价值，指导着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种拜物教是一种严重的价值倒错。

中间价值是介乎基础价值和终级价值之间的体系。它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因而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在中国，它往往跟集体主义真理发生对接。民族国家在自我辨认和圈定的同时，总是形成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三位一体。在国家的自我表述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联盟，它们以三足鼎立的形态，托起政治领袖的伟大造型。然而，一旦进入后威权时代，三位一体结构就会发生分裂：国家主义（Statelism）要以国家至上的立场出发，倡导国家利益为最高本体，并以规训方式去指导国民的集体政治／伦理生活。民族主义（Nationalism）要大力推销“爱国主义”信念，并且藉此修正或干扰国家外交策略。民粹主义（Populism）则指望由平民大众的价值和理想来主宰整个世界。这种三方互博是充满戏剧性的，它们构成了古怪的依存和对位关系。

终极价值表达人与神的关系，因而跟神学真理（终极真理）对接，它吁请着人的内在和最高的精神关注。美国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认为，人对自身存在及意义的极度关怀就是终极关怀，而所有在这关怀中诞生的价值汇聚成了终极价值，它是所有价值（灵魂和身体）的精神性总和。神通常是这终极价值的顶点，但这似乎只是一种修辞学象征而已。在蒂利希看来，“上帝”就是人的自身存在的隐喻①。

终极价值是中国人最为陌生的事物。在农业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被儒家所操纵。而来自印度的佛教学说，似乎不能帮助中国人民完成这纯粹意义上的精神超越。盛行在中国的宗教大多是契约型宗教，教徒和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奏鸣曲式的契约结构上：祈求（生育、发财或升学）――以财物许愿――神灵显灵庇佑――以财物还愿。这与其说是一种终极信仰，不如说是一场秘密的市场交易，因为它充分调用了基础价值的原理。

就哲学而言，信任、信念和信仰，是支撑价值体系的三大鼎足。基础价值跟信任密切相关，它所指涉的市场、财富和日常交往，需要用信任加以维系；中间价值跟信念有关，要求人把国家、民族和人民（集体）的利益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信念会促使人放弃私权和牺牲“小我”；终极价值跟信仰有关，它要求我们拥有强大的精神信仰，并在神的凝视下满含希望地生活。

后现代的二维化态势

三大价值体系的多层平衡发展，是衡量社会发育优劣的重要指标。在转型中国，基础价值具有统治地位，而终极价值严重缺席，尤其是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未能形成有效的终极信仰结构，导致价值系统的严重错乱。而在中间价值级位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相博弈，企图把民众引向各自的价值营垒。对话和资讯交换都变得异常困难。

基础价值的主体，如财富和消费、身体和纵乐，这些事物的意义被无限夸大，而成为衡量日常生活的唯一和最高的尺度。这是价值系统的癌变，它创造了一种物化的宗教。它要把一切事物跟钱财（或权力）进行兑换，藉此估算它的价值。这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它主宰了中国人的日常事务。

基础价值正在以消费主义的名义肆意扩张，侵占了其他价值空间，逼迫终极价值萎缩和死亡。这是20世纪末发生的最严重的文化危机。从80年代的“信仰危机”，到90年代的“信念危机”，到21世纪初叶的“信任危机”，这种层级递减的危机形态，恰恰是危机加剧的征兆。

中国社会不仅要承受来自上述消费主义的挤压，还要面对传统价值消亡的事实。经历多次革命（如文革），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先秦传统价值被彻底击碎。新儒学、新佛学和新道学的出现，无疑是对大陆文化断裂的外围援救，它流畅地接驳了先秦以来的文化道统。

在消费时代的语境中，传统文化的复苏变得困难重重。新兴的所谓“国学”，不仅是大学权力分配的筹码，而且成为符号资本和知识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的渴望遮蔽了国学的伪化，把它变成一种自我炫耀的文化身份。但国学并未得到真正的复活。“百家讲坛”式的说书形态，不过是一种文化代理制度而已。电视台推出“说书人”，以注水阐释来替换先贤的原始文本，迫使国学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继续维系古旧的面貌而遭人遗弃，要么在代理人的胡乱篡义中焕然一新地复活。无论哪条道路，传统价值都无法避免被消解的命运。

普世的中间价值

当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简单维系经济增长的速度（GDP），而是如何进行文化重建，藉此修复被颠覆的文化价值体系，并借助文化原创力的苏醒，重构中国制造在U型链中的地位，令民族经济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新的优势。于是，以文化启蒙的角度，对民众进行文化价值补课，重申普世文化价值的非凡意义，成了文化学者需要履行的重大使命。

所谓普世价值，又称普适价值，或叫普世的中间价值，指人类的中间价值中被共同认同的部分，它建立于文化哲学“同质性”逻辑之上。近代哲学家发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的共同人性，这是继地理大发现、生物大发现和化学大发现之后的最大“精神发现”。它构成了“人性论”的伟大基石，也是近代理性主义发育的精神摇篮。但此后，现代生物遗传学的基因研究，不仅证实了“人性论”的生物学，而且把它推向新的阶段。近年来流行的“基因论”认为，基因决定了普世人性中的所有特点，如人的自私品格、同性恋和暴力倾向等等②。一些最新的基因研究甚至认为，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形态，都是基因作怪的结果。这是从“人性论”到“基因论”的一次重大飞跃，尽管这种“生物决定论”有过度扩张的嫌疑，但它却为普世价值的存在，做了一次生物人类学的确认。

19世纪中晚期，马克思主义首次以普世价值名义进入国际舞台，并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运动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制订各种有关人权、和平与文化保护的全球性公约，而那些公约的法理基础，就是关于个人私权的认定，也即地球上的所有人，都应当平等、公正、民主、自由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而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意义，它要从信念的角度捍卫这些基本权利，使其不至于被邪恶的势力所侵吞。这些价值信念不是某种文化霸权的结果，而是人类经数千年探索而凝结成的共同认知的结晶。

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普世价值，狩猎时代的勇敢和自我献身的品质一直延续下来，被农业文明所吸纳。农业时代有着更为完善的普世价值。在中国，基于儒家大力推广，中庸、仁慈、友爱、智慧、教养、忠诚、义气、敬畏、节俭等伦理尺度，以公共美德的形态出现，由朝廷和文化精英大力推广，成为普适的公共价值，而且还要向周边的邻国扩散，进而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显性普世价值，它们被教会、国家和文化权威所确认，并在权威典籍中被反复书写，成为指导国民或信众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智、信等等，这种价值可以通过战争和土地征服来强行推广，例如十字军东征旨在推销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价值观。第二层是隐性普世价值，它们不依赖于权力扩展和文化传播，而是依据人性的法则，普遍而自然地发生于全球各地，如在基督教的博爱、墨子的兼爱和佛教观世音普度众生的信念之间，有着内在完整的同构性，俨然来自同一个神学起源。这种普世的爱可以由不同的语词命名，却具有高度相似的语义，可以被接受、理解、传递、感染和共鸣。而这种从普世人性中生发出的共同价值信念，是人类彼此沟通与合作的纽带。

台湾新儒学试图在现代语境中寻求儒家价值和西方价值的对接，也就是寻找在普世价值体系中的对接点，同时保留儒家自身的话语表述（如张灏的“幽暗意识”）。这种卓越的努力，缩短了东西方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此外，中国政府耗费巨资向西方推销“孔子学院”，也体现出本土文化普世化的良苦用心。

在农业时代，显性普世价值的扩散受到了地理性阻碍，它向外扩散的踉跄脚步，终止在国土的边界上。空间是不可超越的，它击碎了无数征服者的梦想。工业时代改变了这种分裂的图景。普世价值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它只是先在欧美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后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向各地扩散，最终形成全球共同认定的价值体系，如此而已。这些价值包括博爱、自由、独立、和谐、和平、公正、平等、民主、正义、尊严、诚信、教养等等。作为人类价值主体谱系的确立，以政治伦理的形态出现，意味着人类已经具备建立良性国际社会的精神平台。而这正是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诞生的逻辑前提。

在晚期资本主义，基于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些更新的理念被投放到价值运作的平台上，以拼贴和更加暧昧的形态出现，如时尚（摩登）、多元、绿色（环保和节能）、节制、女性主义等等。绿色和平组织和女权运动领袖，成为21世纪新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