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朝 冯伟莉：论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民俗研究

闻一多的古代神话民俗研究，突破了传统学术研究思想方法的囿限，引进现代西方人类文化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理论方法，从广阔的人类文化视野去把握古代神话、文学现象，将其置入文化整体中去考察研究，从宗教礼仪、文化心理、社会意识乃至于语言、意象、结构、象征等各方面观照古代神话、民俗、文学现象，发掘具有文化特征的神话母题和原型，探幽发微，创见迭出，不仅解决了学术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力求在研究中发现文学作品特定的表现程式和演变规律。闻一多在神话民俗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处于当时国际上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地位。他的相关理论观点极具创见性和启发性，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在海内外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原型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理论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文艺批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吸取了十九世纪以来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象征哲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系统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闻一多是最早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方法研究古代神话、民俗、文学现象的学者之一，他全面而系统地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多角度、全方位地去研究古代神话、民俗、文学现象，大大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

闻一多运用原型批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现象，并非一成不变地机械套用，而是结合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全面分析，创造性地发展了原型批评理论。

神话研究是原型批评理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闻一多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他全面研究了诗经、楚辞等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了神话的心理基质。他认为，神话母题“是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举凡与民族全体休戚相关，而足以加强他们团结意识的记忆，如人种起源、天灾经验、与夫民族仇恨等等，都被象征式的揉合在这里。它的内容是复杂的，包含着多样性而错综的主题，因为它的成长通过了悠久时间的积累”。（注：闻一多：《伏羲考》（袁千正编《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集》6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闻一多所说的“原始智慧的宝藏，原始生活经验的结晶”，是指神话母题或原型凝结着人类集体生活经验记忆的心理痕迹，即容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容格认为：“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形概念指心理中明确的形式的存在，它们总是到处寻找表现，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在原始人心理学中，原型与列维•布留尔所说的‘集体表象’概念相符， 在比较宗教学领域中，胡伯特（Hubert ）和毛斯（muses）把它们定义为‘想象的范畴’”。 （注：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10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西方学者虽然论述了神话母题或原型中的人类“集体无意识”，却没有人从神话母题或原型的嬗变去探讨其中复杂的主题和民族意识。闻一多不仅从人类心理机制的角度探讨了神话的生成和神话的演变规律，而且敏锐地认识到在悠长的历史中，神话母题或原型经过累积、变形，演变成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包含着多样性而错综的主题。闻一多对神话传说演变规律的探讨合理地解释了古代神话层累、杂糅的复杂现象，为研究与分析古代神话演变指示了方向。闻一多对神话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也是极为精辟的，他认为，无论神话母题或原型有多少变体，它总是无一例外地积淀着人类相似的心理经验记忆，成为民族凝聚团结的精神支柱。这一论断有助于人们透过各种神话传统错综复杂的表层语义，深入探讨神话的深层语义，全面理解文学作品、神话的民族性。闻一多在神话研究方面富有创见的论述无疑为文学、神话研究注入了活力。

闻一多善于从零散混杂的神话传说材料中发掘具有文化特征的神话母题或原型，这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一大特点。

高唐神女传说是宋玉《高唐赋》中所叙述的神话故事，其中写道：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望朝云之馆，有气焉，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是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游于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闻王来游，愿荐枕席。’王故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而视之，果如其言，为之立馆，名曰朝云。”

千百年来，人们仅仅将高唐神女传说看成人神相恋的浪漫故事，闻一多却透过神话的表层语义，寻找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始宗教仪式和文化意蕴。他从语音的角度分析了高唐与高阳、高密乃至于高的联系，考察了从母系社会“先妣”崇拜到父系社会“始祖”崇拜的演变过程与社会原因，理清了高唐与大禹的妻子涂山氏、殷商的“先妣”简狄相互的关系，发掘出隐藏在这一类神话传说中的“先妣兼神”原型。他写道“桑林之神是宋的高，而宋是殷后，则宋的高实即殷高，亦即他们的先妣简狄……我们可将楚云梦之神高唐（阳）氏女禄和宋桑林之神有氏简狄比比了。前者住在巫山，能为云雨，后者住在桑山，也能为云雨，前者以先妣而神，后者亦以先妣而神。”（注：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三卷24―2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高唐、涂山氏、简狄等神话的相似，不仅仅反映了古代许多民族出自于一个共同远祖的现象，同时隐藏着古代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先妣兼神”原型实际上表现了古代民族的“生殖”崇拜与“求雨”仪式，这一原型含义与当时农业社会的生产需要与原始社会的生命意识紧密相关。闻一多这一系列论述从民俗、宗教、礼俗、社会生产等多维文化视角观照古代神话、精细入微地剖析了神话母题或原型中的文化意蕴。

闻一多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特别重视从宏观上去把握，不是孤立地去看待某一个神话意象，而是将其置入神话演变的整体运动中，多方比较，全面观照，寻找众多神话传说之间的联系，进行结构分析，探讨神话传说演变的内在规律。

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极为重要的神话母题，闻一多对这一神话的研究极具创见性和启发性。他在《伏羲考》一文中，运用穷尽举例的方法，从中外各民族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中选取了四十九个相似的故事，打破历时关系，把它们按类型归纳排列，将神话内容划分为九个构成单位――童男、童女、家长、仇家、赠遗、洪水、避水、占婚、造人，列出表格，按共时关系逐一进行比较分析。他发现这些神话传说都具有共性，即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洪水造人等神话母题。接着，他对神话构成单位进行结构分析，进一步发现所有的这些神话中都具有相同的神话构件――避水工具“葫芦”意象及其变体，同时这些“葫芦”意象及其变体又都具有造人功能。闻一多由此得出结论，“造人”神话与“洪水”神话应是两个不同的神话母题，“葫芦”意象及其变体本是“造人”神话的构件，在神话的流传和演变过程中，“葫芦”意象这一神话构件以其渡船的作用，巧妙地变成缀合洪水故事与造人故事的连锁，于是这两个神话母题混合成了兄妹配偶型的洪水造人神话。

闻一多对神话母题进行解构分析，不仅弄清了神话的结构方式，而且揭示了神话传说交错嬗变、增殖展衍的演变规律，给后代的学者以极大的启发。六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也着手研究神话的构成方式或结构，他从许多神话故事中抽取出若干原始构成单位，称之为“神话素”，打破它们之间的历时关系，把它们按照交响乐总谱的方式列，从这些神话故事中的“神话素”的纵聚合关系寻找它们内在的逻辑关系。显而易见，他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与闻一多十分相似。1971年，原型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弗莱曾在其《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一文中写道：“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clusters），与符号不同，它们是复杂可变化的，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常常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传播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注：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15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弗莱对原型的论述与闻一多《伏羲考》中的结论十分相近，两人都是从神话母题或原型的功能入手，揭示其传播与嬗变的过程，力求发现文学特定的表现程式。由此可见，闻一多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对神话的研究明显处在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其研究成果无疑启发了后来的学者。

闻一多一九四五年发表《说鱼》一文，在运用原型批评方法上显得更为圆熟。他在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中“鱼”原型意象时，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方面进行纵横交叉的比较分析。他旁征博引，从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宗教现象中选取材料进行全面论证。他发现，“鱼”作为“匹偶”或“情侣”的隐语，广泛地出现在古今中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从东周到当代、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从汉族到各少族民族，从中国到古埃及、西亚和希腊，从卜辞、故事、民歌到文人诗词，都无一例外地的出现过“鱼”这一意象。闻一多认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中必然积演着人类共同的心理感受。他以其犀利的目光察觉到这一原型的含义与鱼旺盛的繁殖力有关，因而将其与原始人的婚姻礼俗联系起来。他写道：“为什么用鱼来象征配偶呢？这除了它的蕃殖功能，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不必赘述。种族的蕃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蕃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注：闻一多：《说鱼》（袁千正编《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集》141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闻一多从剖析了“鱼”原型意象的深层含义着手，联系古代礼俗和宗教意识发掘出人类生活的本真形态和原始的生命冲动。闻一多认为，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生物的原始生命冲动，体现在“鱼”原型中的生物意识恰好表现了人类生命欲望与情感。

诗人兼学者的闻一多更为欣赏这种真实健康的表现，他写道：“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蕃殖种族的生物意识，代之而兴的，是个人享乐主义，于是作为配偶象征的词汇，不是鱼而是鸳鸯、蝴蝶和花之类了。幸亏害这种‘文化病’的，只是上层社会，生活态度比较健康的下层社会，则还固执着旧日的生物意识。 ”（注：《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24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鱼”原型意象中隐含的生物意识和社会功能体现的是生命的自由律动，真实直率的人类情感，而后世代之而兴的鸳鸯、蝴蝶原型，体现的是贵族式的颓废病态，是生命意识的弱化。显而易见，闻一多这一系列论述将文学批评引入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文学批评不再是孤立的作品、意象分析，而成为一种基于人类全部生活的生命观照。

闻一多融会贯通东西方文化思想理论，对文学现象作总体把握，从民俗、宗教、神话、心理学、道德等多维文化视角去系统观照文学现象，全面深入地发掘文学意象的深层意蕴，力求揭示文学表现程式和演变规律，在理论创新、系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