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千正 赵慧：闻一多与中国传统文化

闻一多早就被称为集诗人、学者、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人物。作为诗人，他以《红烛》《死水》等著名诗集确立了自己在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为斗士，他以自己的生命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页。毫无疑问，作为学者，他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但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位学者，他是否也像他在现代诗歌史上、民主运动史上的地位那样，也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然是研究得不够不充分的。新编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的出版，为认识和评价学者闻一多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在中国现代学术上，闻一多是个博通古今中外、才华横溢、见解独特、成就卓著、影响巨大的杰出学者。他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中心，而又眼光辐射整个传统文化；他以中国传统学问为根基，而又大力汲收西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他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而又善于创造性思维，勇于提出并证成种种假设；他长期在“故纸堆”中生活，而又将历史与现实沟通，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感和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他是以自己的特殊学术个性和贡献跻身于屈指可数的近代大学者之列的人物。

一

闻一多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一部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即反映出大学者的渊博学识、非凡魄力和宏大气度。就古代文学的研究而言，闻一多和那些只研究某个时期、某个流派或其个作家、某个作品之类的学者不同，他集中研究了神话、《诗经》、楚辞、唐诗。而在这几个方面，他的研究范围也是十分广阔的。有关神话的研究成果，虽在《全集》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涉及到了许多学科、许多非文学的问题。《诗经》的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个别词语的考辨到通释、选本，无不赅备。其成果数量几近《全集》的两卷。楚辞的研究，为解决“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的问题；“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错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忘羊的苦境”的问题；“后作品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的问题，即在“说明背景”、“解释词义”和“校正文字”三个方面①，他都有杰出的贡献，论著达27种之多，是开楚辞综合研究一代风气之作。至于唐诗研究，其范围就更广了。从诗人流派到唐诗，从唐诗到“诗唐”（唐诗的文化背景），从个别诗人年谱到全唐诗人传记，从全唐诗校勘、补遗到唐诗选本，内容丰富，数量占《全集》的1／3左右。无疑，闻一多还是杰出的文学史家。《全集》中的《歌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津诗底研究》等等，都说明他对文学发展历史高层建筑瓴式的整体把握。

闻一多的研究范围，还扩展到了非文学或非纯文学的领域，涉及民俗、艺术、宗教、哲学、历史、考古、金甲乃至思想、政治、时事等各个方面，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周易》博大精深，通常把它看成哲学著作，闻一多却“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以独特的眼光研究了有关的“经济事类”、“社会事类”、“心灵事类”②，涉及到器用、服饰、车驾、田猎、牧畜、聘问、争讼、刑法、征伐、迁邑以及妖祥、占侯、乐舞、道德观念等广义的文化范畴。在新编《全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涉猎或深入研究过儒、墨、道、法、名、杂各家和历史著作《左传》、《国语》、《史记》，以及《穆天子传》、《燕丹子》、《尔雅》、《文选》、《古文苑》、《易林》等等。③。他的手稿中，还有许多他已经开始或计划研究的内容。由此可见，作为学者的闻一多，从古代文学到整个传统文化，几乎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之中，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这在现代学术史上是罕见的。

郭沫若在旧版《全集》里，在谈到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时说：“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学家们，假使能有得一篇，也就足以自豪了，事实上他们是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不仅如此，闻一多的许多学术论著，如《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谈之分析》、《神仙考》、《诗经的性欲观》、《诗新台鸿字说》、《说鱼》、《司命考》、《屈原问题》、《端午考》、《什么是九歌》、《类书与诗》、《四杰》、《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贾岛》、《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等，更是极有学术价值的文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如有人能写出一两篇这样的文章，恐怕也称得上高明的学者了。而对于一个平庸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章则是不可能有一篇半篇的。至于他对钟鼎文、甲骨文的研究和贡献，又使他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古文字学家。所有这些，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认识：闻一多研究古代文化，其领域之广阔和郭沫若有相似之处。“千古文章未尽才”，如果闻一多能从48岁的中年活到老年，沿着学者的道路再走几十个春秋，他必将在他已经开辟的广阔领域驰骋，取得无法估量的更加辉煌的成就，当然，闻一多留给我们的内容极丰、价值极高的12卷本的《全集》，也足以使他不朽了。

二

无疑，研究领域的宽窄并不是评价学者的首要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一个人能否成为现代杰出的大学者，至关重要的条件是他是否有卓著的成就。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再杰出的大学者也不能可提供谁都认同和绝对正确的结论。因此，衡量一个学者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前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以及前进、发现、创新的多少和程度如何。

《全集》中数量最多的著作告诉我们：闻一多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极富创造力的训诂学家和考据学家。他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上，往往能大胆突破前人的成说，有力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又同时勇于探赜发微，解决前人从来无法解决的疑难。他对《诗经》、楚辞的校释和考证即反映了他的辉煌成就。有关《诗经》的一些考辨，如《诗新台鸿字说》释“鸿”为蟾蜍，以及《说鱼》对有关隐语“鱼”的考释，其惊世骇俗的创见，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他通注通释《诗经》的著作，创见更多。在新篇入《全集》的30余万言的《诗经通义》（乙）中，随处可以发现他的创见和解决疑难的能力。王瑶说他一直记得闻一多在课堂上说《诗》解颐的情景④，那主要出于闻一多观点的新颖，例如在讲《有梅》时认为“”就是古抛字，并和《木瓜》的诗义联系起来。今查《诗经通义》（乙）的解释，可证王瑶所记不误：“，古抛字。《玉篇》：‘掷也。’《说文新》：‘抛，弃也。’重文作。……《诗》字正谓掷以予人。梅犹《木瓜篇》之投瓜投桃投李也。”又《匏有苦叶》有“士如归妻，迨冰未泮”之句，旧注训“泮”为“解”，闻一多认为当训为“合”，“迨及冰泮”谓及冰合以前也；并说“古者春秋为嫁娶之候，故诗中所记，皆秋日物候，在冰未泮之前。如以旧说解冰泮的冰解，则与物候相左矣。”《衡门》的“衡”，旧说以为居室横木为门，闻一多认为衡门即横门，即陈都城东西向之门，古代男女相会之处。《狼跋》的“硕肤”，《毛传》训“大美”，闻一多认为“大美”没有什么意思，而释为“大腹”。原来，此诗是被他当作一首善意和公孙开玩笑的诗来理解的：公孙被比作一只前脚差点踩着胡子，后脚像要踩着拖地的尾巴的胖狼了。这些校释都是典型性的创见。闻一多关于《庄子》、楚辞的校释同样是极富创造极性的，早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在闻一多看来，校释古籍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属于最下层的研究，而不能算作研究的最高层次。因此，他又进一步对古代文化作了许多旨在探讨“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其中有关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唐诗等学术性很强的论文，无不卓然有识，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伏羲考》是闻一多研究远古神话的代表作。它在详尽地考察了我国古代文献和少数民族的传说之后，提出了“伏羲女娲原是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的崭新见解，是一篇揭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和变异的力作。有关创世神话和伏羲女娲的研究，至今也没有人能和闻一多相提并论。闻一多研究高唐神女和朝云、美履大人迹以及神仙、龙凤的文章，也都独具慧眼，立论新颖，闪烁着智光。至于《诗经》的论文，除已经提到的《诗新台鸿字说》、《说鱼》外，新编入《全集》的《诗经的性欲观》更有代表性。此文作于1927年，是他发表最早的一篇研究《诗经》也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学术论文。和“关睢乐而不淫”，“国风好色而不淫”的旧说完全不同，他认为“《诗经》时代的生活，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为了能够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应该用完全赤裸的眼光考查《诗经》。他大胆指出《诗经》有五种表现性欲的方式，称它是一部“好色而淫”、“淫得厉害”的“淫诗”。这是古今从未有人提过的观点。可见闻一多作为学者一开始就用他独特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他的关于楚辞的研究论文，多达10余篇。《屈原问题》和《人民的诗人一屈原》是他用“人民性”和阶级观点评价屈原的成功尝试。前者“一面承认屈原是一个‘弄臣’，一面则指出屈原的‘人’的价值加以推崇”⑤，认为他是“时代之了”，又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后者更进一步认为屈原的身份是“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实即文化奴隶），其主要作品《离骚》是人民性的形式，《九歌》是民歌。前者在内容上喊出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愤怒”，而屈原的“行义”又最为人民所热爱所崇敬。由此，他得出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的诗人”的结论。而且认为：“屈原虽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如此评价屈原，在建国前的楚辞研究中是没有过的。闻一多对《九歌》也有自己的见解，最富独创性的是把它当成“一套完整的宗教歌舞剧”看待。他的《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在新编入《全集》的《东皇太一考》和《楚郊祀东皇太一乐歌》里，闻一多认为《九歌》就是《楚效祀东皇太一乐歌》，东皇太一也就是伏羲，即苗族传说中的人类始祖。而楚人移居苗地后信奉苗族宗教，因此也以伏羲为始祖，作为天神来祭祀。这些观点，自成一家，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上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歌舞剧《楚韵》即由《悬解》脱胎）。至于闻一多的唐诗研究，独到见解更多，集中地反映在原来被称为《唐诗杂论》的几篇文章里。文学史家一般给初唐盛唐诗很高的评价，闻一多不同，比较贬抑初唐诗，认为大多是类书的堆砌与宫体诗的延续；而对晚唐诗则十分推崇，认为读晚唐诗又胜于读盛唐诗，主要成就在“感伤诗”、“闲适诗”的白居易，不如“始终走着文学与人生合一的大路”的孟郊。此外，诸如分析《春江花月夜》的詹绝的宇宙意识和深沉寥廓宁静境界；认为孟浩然是“为隐居而隐居”，他的诗淡到见不到诗了；又说贾岛情调阴冷灰暗，他作为一种调济很适合从晚唐五代到以后各个时期的共同需要，等等，更是与众不同的新颖别致的见解。闻一多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自成体系的独到见解。例如对中国文学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问题，古代有无史诗的问题，巫史文学问题，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他都提出了崭新的看法，其中的基本建构至今还可以成为一部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只要浏览一下《歌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以及新编入《全集》的《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我们便不难获得这种认识。总之，闻一多校释和考据以外的深层研究，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其创见俯拾皆是，处处是勃勃的生机和智慧的闪光，展现出大学者的非凡创造力和求新精神。

三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一个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的具体研究成果，往往也会为后人所超越。对于闻一多也应作如是观。因此，我们在推崇他的非凡创新精神时，注意力似乎不必集中在认同或评定其某个具体观点或某篇文章的得失，而应着重探讨其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以便窥见其创新精神的底蕴。

审视闻一多的学术，总觉得它是一种很有个性的智慧。西方人才学家分人才为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