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在野：墨家尚同，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立宪”

中国墨子有尚同学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公民立宪”组织纲领。墨子所说的尚同也就是提倡“同一天下之义”，这是个谋求共识的过程。而这个共识，就是当时的人定法，墨子认为应该得到必要的遵从。这里面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显然都是以这个法律为依据。而不是执政者主观意见的善与不善。而这个正是关键。也是法治的核心。

整个尚同篇其实就讲两件事：其一，求取共识：其二，执行共识。求取共识的时候自下而上；执行共识的时候自上而下。仔细看看，你就会明白其中的思路的。不能只盯住一两句话，这叫断章取义。

尚同的过程，很是有“公民立宪”的味道。人们选举政长，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制宪委员会”。首先，发布公告，广开言路，确保民意民情通达。其次，采用归纳的方法收集人民合意，总一家之义，总一国之义，总天下之义，并且将之公布于众，一直总到上天的意志那里，没有违背上天兼爱百姓的自然法，于是取得了共识，达成了合意，将之确立为“联邦宪法”。

有了共识就必须切实遵守，为了“同一天下之义”，墨子主张由先前的民选政长来担任法官，建立一个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司法的规则是“上同而不下比”。规谏、傍荐都是可以的，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遵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墨家尚同学说的确有非常强烈的法制精神，其强调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墨子认为人们不管怀有何种异议，仍必须在行动上遵从司法裁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究其根本，“尚同”乃是一种对法意的遵从，而非对领袖的膜拜；“上同”乃是对天志民意的敬畏，而非对官僚的苟同；“上同”乃是求同而存异，绝非范天下于一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并不认为这个人定法不可更改，也不认为天子永远正确。人定法必须符合天定发，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参考墨子《法仪》篇，文中明确讲到了君亲师皆不可以为法，而是要“以天为法”服从自然正义。而尚同诸篇也明确讲到天子还必须服从于天，敬畏天志，联系到墨子“以天志为法仪”的重要思想，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实际上古典墨学是否认天子的绝对权威的，墨家学说中的天子必须接受“法仪”的约束。

我们当然不是说墨子的尚同学说非常完美无懈可击，毕竟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学说，不论是从民选细节来看，还是从分权制衡的设计来看，古典墨学显然都是非常初步和不足的，但这依旧不妨碍我们赞扬其合理成分，正确评价其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的卓越不凡。至少来说我们应该有基本的学术良知，来还原墨学的真面目。真诚的学术应该是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坚持或附和某些儒生的门户之见将谎言重复一千遍。

尚同，是墨子政治学说的第二大纲领。尚贤主要论及政治之中人的因素；而尚同主要论及国家起源，政治体制，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墨子》有尚同三篇，文分上、中、下。从篇幅上看，上篇最为简洁，中篇最为冗长，下篇居中。从内容上看，上篇语言明了，可操作性强，偏于强调民主选举，以及法制的统一性；中篇引经据典，长于说理，偏于强调政府的义务与责任；下篇明辨是非，偏于强调民情民意，主张自下而上“总天下之义”。据此推测，上篇是“从事者”的记录版本、中篇是“说书者”的记录版本、下篇是“谈辩者”的记录版本。

墨子尚同，后人颇多争议。孙中原说：“尚”即崇尚，“同”即同一、统一。任继愈说：“尚”字和“上”字有时通用，“尚同”也就是“上同”。伍非百说：尚同者，天下为公也。这些解读自有其参考价值，但皆各执一端，不可偏信。南方在野通考《墨子》，剔除偏见与苛责，深入分析墨家学说，得尚同之基本精神：共处精神，协约精神，法制精神，民主精神。

尚同乃是一种共处精神。读《墨子-经上》，墨家以为同有四种，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墨家所崇尚的乃是“合同”。墨家对“合同”有明确的定义，在墨家看来，社会失范，天下崩裂，人与人相贼，国与国相攻，乃是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则天下之人不能相和合，故此墨家把“合同”关系，看作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状态，并加以推崇与追求。这体现了了平民对政治和谐、国家法治、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殷切期盼。

尚同乃是一种协约精神。合同的本质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合意。在墨家看来，人们之间没有合意，缺乏基本共识，则社会合同难以订立。故此，有必要崇尚合意。读《墨子-尚同下》，墨家谋求人民合意，具体方法是自下而上的：选政长，总民意，得共识，订立合同。

尚同乃是一种法制精神。墨家崇尚社会合同的法律效力，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切实的遵守。所谓“言必行，信必果”，信守承诺，遵守合同，不可出尔反尔。故此墨子主张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在这个司法体系中，司法者必须仰望星空，心中有道德律；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民众的遵从，遵从裁判，此时有“上同”的刚性法则；赏贤罚暴、罪行法定，又有求同而存异的地方，法定之外有自由，绝非范天下于一型。

尚同乃是一种民主精神。综观尚同三篇，“尚同”说并非主张天子专制集权，因为他是以“尚贤”即贤者在位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并且最终要服从于“天志”。[4]墨子认为政府的产生，乃是出于民选；选立政府的目的，乃是让政府行“义政”；公权力必须摆正位置，上同于天，下同于民；执政者不行义政，则上下不同义，人民莫肯上同，责任在执政者；面对党争，墨子强调搞民意调查，掌握民情，顺民意民情而为，做到“上下通情”。――每临大疑，谋及民意，尚此为“同”。

墨子的尚同学说，或谋求合意，订立合同；或裁判司法，执行合同；或服从民意，更新合同。――一切乃是立足公义，一切乃是是围绕“崇尚社会合同”这个中心点而展开的。――明确“尚同”之“同”，乃“合同”之“同”，这是解读墨家尚同学说的关键所在。

社会合同是人民之间达成的一种合意，合意既然是一种相互承诺，那么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墨家提倡“言必行，信必果”，信守承诺，遵守合同，不可出尔反尔。换句话说，合意就是法律，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必须得到切实的遵守。

然而，社会合同虽然已经成立，未必就人人能自觉遵守。单方面失约的事情很是常见，对合同不同的理解也很常见，各说自话，纠纷由此再生，如果没有裁判，那么天下之乱就永无停息。人民之间没有合意，或者有合意而得不到切实遵守，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墨子把天下混乱残害的根源归结于两点：第一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认识，第二是由于缺乏共同的政治领袖――缺乏共同的认识，指的是人们之间没有合意，社会合同就无法成立；缺乏共同的政治领袖，指的是没有裁判，社会合同的法律效力就无法维持。故此，社会合同成立之后，为了维护合同的尊严，使合同得到切实的履行，就必须设立专门的裁判。

这个专门的裁判，今天我们称之为法官。在墨子那里，法官是由先前的民选政长来担任的。

有意思的是，法官上任时，有一个就职演说，法官们说：既然选我来执法，那么，执法的最终结果请大家务必遵守，“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否则，不仅是上面要惩罚，百姓也是要非议的。――这里的“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并非说大家不可以有语言上的异议，而是指大家必须有行动上的遵从。否则，就不会有“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之说。“上同而不下比”，强调的是向上走司法渠道，指的是对法官裁判结果的一种向上服从。墨子所担忧的是大家没有司法遵从意识，司法权威遭到破坏，纠纷无法停息，出现法官判决结果无法执行的情况。

石头抛上天，终究要落下地。有必要的司法遵从，才能息诉止讼。若大家都没有遵从裁判的意识，则法制社会就无法建立。所谓法以必合，为了“同一天下之义”，墨子主张建立一个严密统一、逐级服从的司法体系。这个司法体系有如下三个特点：

强调法官的道德修养，以及法官对天志兼爱的信仰。首先，各级法官都必须心中有道德律，有极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必须是，“里之仁人也”，“乡之仁人也”“国之仁人也”“天下之仁人也”；其次，墨子认为，各级法官还必须仰望天空，以天志为信仰，不得有违天志兼爱的原则。如果说墨子尚同也有上同的意思，那必须明确，墨子上同，最高的同是上同于天。天子上同于天，天又下同于民，“天志兼爱天下之百姓也”，墨子所谓天，不是苍苍莽莽之天，乃以百姓为天。墨子要求法官上同于天，下同于民，不忘民意与社会合同。

强调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首先，各级法官有权依法进行判决，在出现诉讼的时候，里一级的法官“一同里之义”，乡一级的法官“一同乡之义”，国一级的法官“一同国之义”，最高级的法官“一同天下之义”；其次，司法统一，逐级上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从司法判决的效力来说，上级法官的判决效力要高于下级法官。最后，司法的规则是“上同而不下比”。规谏、傍荐都是可以的，但司法判决的结果必须得到遵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强调赏贤罚暴的路径，以及罪行法禁的存异法则。其实，如果明白墨家崇尚的乃是合同，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尚同，乃是求同而存异。所谓求同，那是谋求人民合意，以社会合同为法，遵从法官裁判；所谓存异，则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让不同的人各得所宜。这里列举两例：

墨子说“赏贤”“罚暴”――暴，必用法律来规范，一同天下之义；贤，适宜用奖赏的方法来鼓励，对不贤的人，可以存异;

B.《墨子.尚同》有言“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墨子?经说上》又提出“罪不犯禁，虽害无罪”;

这是墨家尚同之中的存异法则。从罚暴惩罪的原则出发，墨子在诸家中最早提出罪行法定主义。墨子将“罪”与法律明文所禁相联系，指出“罪，犯禁也”（《墨子?经上》）；只要不触犯刑法明文所禁，虽然行为有害，也不构成犯罪。

任继愈说：“尚”字和“上”字有时通用，“尚同”也就是“上同”。[2]这种理解是部分正确的。

这种理解的合理之处在于：墨家尚同学说的确有非常强烈的法制精神，其强调了司法系统的权威性，以及司法判决的刚性法则，墨子认为人们不管怀有何种异议，仍必须在行动上遵从司法裁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继愈没有认识到，墨家尚同，首要在于崇尚社会合同；其次在于谋求人民合意；然后才是“上同”于司法裁判。“上同”乃是一种对法意的遵从，而非对领袖的膜拜；“上同”乃是对天志民意的敬畏，而非对官僚的苟同；“上同”乃是求同而存异，绝非范天下于一型。剔除偏见与苛责，还原墨子尚同学说的基本精神：一曰共处，二曰协约，三曰法制。此外，还可以明了，贯穿尚同三篇的，有“义政”精神。

孙中原先生说：“尚”即崇尚，“同”即同一、统一。[1]孙中原之说，认为“尚”有崇尚之意，此论持之有据，墨子尚贤，就有崇尚贤智的意思。但将“同”作“同一、统一”之解，则有些随意。所谓“同一”，是何种同一？所谓“统一”，是何种统一？语义不明确，含糊其辞，未得要领。孙中原先生有所未察，墨家认为，“同”有四种：1.重同；2.体同；3.合同；4.类同。墨家论“同”，明察莫过于墨经。《经上》：“同，重、体、合、类。”《经说上》又有定义：“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所谓“重同”，即两个名字代表同一个实物；所谓“体同”，指包含在整体内部；所谓“合同”，意思是处在同一个空间范围里；所谓“类同”，是类别相同。

同有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