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无文的文化

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中国最早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隋唐以后读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人大概以为这书注重文学形式，是骈俪的文和雕琢的诗的合集，思想不高，语言太难，更加不去读了。问题是：这样一部很“文”的书里有没有无“文”的文化？

不识字人的文化和识字人的文化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文化的记录是文字的，但所记的文化是无文字的。文字的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学。无文字的文化也发展自己的文学。有文字的仍然在无文字的包围中。试从这里窥探一下。

很文的《文选》不收汉代王褒的《僮约》，可能因为它俗而不雅。但不雅的供词收进去了。这就是那篇《奏弹刘整》。这属于知道的人少而读的人更少的文章一类。

《文选》收入各种文体，包括公文。其中有“弹章”，类似检举信或起诉书，不过是官对官的。以前的御史官的责任和权力就在于弹劾官吏，动不动就“参上一本”。他们是“言官”，专职是对皇帝“进言”。这在小说戏曲里很多。“参”奸臣而受害的御史是好官，得到同情。老百姓除造反或侠客行刺外无法打倒贪官，只有告状；告不上“御状”，而且百姓告官有罪，只能盼望“清官”去对“贪官”参上一本。包公的名声多半由此而来。他“参”了驸马，还“参”到皇帝，闹舞出“打龙袍”的戏，使皇帝认了不孝之罪。这是无文的文人所编造而无文的老百姓所喜爱的故事。这种弹劾的事名为替皇帝监察，实是给老百姓开一个出气阀门，减消想造反的怨气。这事本身是在官民之间通气的，也是有文和无文的交会之点。弹劾的是什么呢？可看“弹章”。《文选》收了三篇，都很有意思。一篇是沈约的，两篇是任的。内有供词的是弹刘整的一篇。作者任和昭明太子同时。

皋陶是中国的第一任大法官吧？他怎么审案子的？《尚书》的《大禹谟》、《康诰》、《吕刑》中有些法学原则和律文，但没有案例。《论语》记孔子说子路“片言可以折狱”，又说“听讼吾犹人也。”(《颜渊》)怎么“听”的？怎么“折”的？怎么起诉？怎么问口供？很缺。有的是判案、定罪、行刑，犯人在就刑前讲什么话，如《史记》中记李斯的话，没有过程。后来有了侦察，“私访”，见于公案小说。有了判词，如唐代张的半真半假的《龙筋凤髓判》。但审案的全过程很晚才在小说戏曲中出现。最早的供词记录和检举状见于文字而且被认为文学的恐怕就是这篇《奏弹刘整》了。

审问案件的衙门正是有文的文化和无文的文化的交会点。问案的，写状的，记口供的，写判决书的，不用说都是识字的有文之士。犯人、证人、衙役、公差等人恐怕未必识多少字。宋江当押司，能作“反诗”，也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问案的人中，若是刑名师爷，或科举正途出身的，那是有文的，但也有不少是不知怎么当上官的，不见得有文。官越大越靠不住，说不定是什么王爷、军爷，甚至是太监如《法门寺》戏中的刘瑾，虽则识字却未必读书，一样能决人生死，或打板子、流放。所以公堂之上乃是中国文化的荟萃之处。有文的，无文的，讲理的，不讲理的，统统在这里。再加上案前、案后，堂上、堂下，那就是文化广场，表演民俗心态的广阔天地。可惜只有晚清小说及戏曲有些较多的描写。以前也只是在笔记之类书中有据说是真实的记录。戏曲中关汉卿写了不止一篇问案子的戏。堂而皇之进入史册配合刑法志的似乎不多。进入文学的只怕这篇对刘整的弹章是头一份，离现在已经一千五百年左右了。

刘整是什么人？被弹劾的是什么事？他不过是一个“中军参军”，和寡嫂的产业吵闹，嫂子告了小叔子。所争的是几个奴婢，有公用的，有分归两房的。小叔子把分给侄子的奴和婢占为公用，将一个婢子卖了又不分钱。有个婢子偷了寡嫂的东西，小叔子不认，反而全家去嫂子屋中“高声大骂”。叔打侄。嫂子出问：“何意打我儿？”小叔又叫婢子：“何不进里骂之？”婢子便动手冒犯女主人。这篇弹章除首尾外全是录诉状原由及审问奴婢所“列”供词记录。虽非口语录音，记录简括已经文言化，但尚存奴婢口气“娘云”。这本是极其微小的事，似乎值不得上奏朝廷，惊动皇上。但由于犯者是个官，以致惊动了“御史中丞”以“笔”(非韵文，公文、应用文)著名的任。他开口便设马援当年对嫂子如何恭敬，“千载美谈，斯为称首”。(这两句曾在《镜花缘》中讲双声叠韵时引过。)随即“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案”，抄录诉状供词及审问吏议。以后加上“臣谨案”，认为被告本非贵族，“名教所绝”，因为是“前代外戚，仕因纨。”他这样对待嫂侄，“人之无情一何至此！实教义所不容，绅冕所共弃。”所以建议罢官，治罪，“悉以法制从事。”最后是“诚惶诚恐以闻。”

关于这篇弹劾公文的文章及其社会内容这里不论。要提请注意的是雅俗相错，贵族与平民互通。“名教”、“教义”是要隔绝，而隔绝不了。文中说的“无情”的“情”指的其实是“孝悌”之礼。“情”生于礼。礼规定了“情。”父母死了，“哀毁骨立”，这就是“有情”。不敬兄嫂就是“无情”。“无情”与“无礼”、“无义”是相连的。“情”在礼中，不能越轨。礼规定“嫂叔不通问。”(《礼记》)现在“高声大骂”，当然是“非礼”，也就是“无情。”何况又是平民出身靠裙带关系做的官？关系在前代，现在靠山倒了，他就不配做官。文中首先强调指出他的身份。平民而又“无情”，这就是犯法，要治罪，罢免官职。可是为什么官民，主奴，雅俗，文白，都混在一起了？很明显，礼和“名教”定下轨，正是因为事实上无轨。由于“无礼”，才有“礼”。少数的“文”是处于多数的“无文”之中。因此，第一部将自周至梁八代诗文“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序》)的《文选》也不免收入不文的供词。

这类不文或“无文”的文化常被称为民间文化或下层文化，并不确切。若单指文学，没有用文字记下来的叫做“口头文学”还可以。记下来而不为文人、雅人、高人所承认的称为“俗文学”就有些勉强，因为其中有不少是文人喜爱以及自己创作的。如词、曲、小说在古代只是不入官方考试，并不是不入文人书斋。至于比文学范围更广的文化，那就从来不专属于上层或下层，也不是只在民间，而是遍布于全国、全社会。前面提出了衙门，公堂，并以古代有文字的文学的一个高峰《文选》中的一篇弹章为例。不妨再多想一想，所谓民间文学不是有许许多多是起于下而兴于上的吗？远的如《诗经》中的“风”是怎么采集保留下来的？是不是经过有文之人(如号称“删《诗》”的孔子)整理、修饰以至改写(去方音、方言)的？楚王不是有优孟当面表演，五代后唐不是有“伶官”吗？近的如京戏、西皮、二黄入北京以后，不是慈禧太后特别欣赏还在颐和园中修一座大戏台吗？“小叫天”谭鑫培等著名戏曲演员不是当“宫廷供奉”侍候“老佛爷”吗？怎么能限于“民间”呢？

高级的，“文”和“无文”的文化的交会之处首先是宫廷。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皇帝，有几个皇帝是能文之士？恐怕还是“无文”的居多。识字的也不过是能批奏折而已。读书能文的皇帝，从秦始皇算起，紧接着的项羽、刘邦都不好读书，不喜儒生，不过各留下一首歌词：《垓下歌》和《大风歌》。严格说也不过是古代的“顺口溜”，是配乐歌唱的。汉武帝有《秋风辞》。他和唐太宗同是能文能武的大皇帝。曹操、曹丕都在诗人之列，但没有一统天下。唐玄宗长于文艺，尤其是乐舞，政治不大及格。词坛盟主李后主，工书善画的宋徽宗，都是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词人李中主也去帝号称臣。赵匡胤、朱元璋不必提。忽必烈是蒙古族人。明成祖虽修《永乐大典》，仍是武胜于文。只怕算到满族的乾隆皇帝就数不下去了。有“文”的皇帝实在是寥寥可数。皇帝“无文”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文”的皇帝懂“文”，也不一定对文化有利。

皇帝本人以外，他周围的人更是无文者众。后妃有文的极少。宫中最多数的人是太监和宫女，其中有几个识字的？“御沟流红叶”是真有其事吗？是真的，也是因为稀罕所以名贵。从秦汉到明清，太监对于皇帝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第一名，指鹿为马的赵高就是“宦官”。唐玄宗信任太监高力士超过诗人李白吧？魏忠贤有文化吗？他那么善于弄权，能够使“生祠”和干儿子遍天下。这也是文化，不过是无文的文化，不学而有术的文化。清末的李莲英更不用提了。

现在再来看《文选》。其中作者差不多都是官，还有帝(汉武帝刘彻，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王(陈思王曹植)，应当是上层文化、官方文化、有文的文化，决非民间无文的文化了。那倒不一定。假如不存成见，就会承认有文和无文互为表里，可分而又不可分，正如人体可以解剖区分而生理、生活一人实为一体。这样来看，除文学语言用了比口头方言笔下异体能传播更远更久的通用语(文言)以外，无文的一般人的文化到处都是，赋、骚、诗、文中全有。许多话都已变为成语，流传千载，至今才有点断绝迹象。随手举例，翻到《六代论》，据说是曹同写给魏代掌权者曹爽(后被司马懿所杀)看的，读的人不多。文中有“百足之虫至死不<IMG=DS9107037AZA>，扶之者众也。”其中的前八个字不是现在还有人口头讲吗？可惜后半句实在是用意所在反而不传。这又是为什么？是不是像曹爽那样的人多，不爱听需要群众扶持的话呢？这是不是成为习惯的心态呢？爱听什么和不爱听什么都是心理趋向。紧接这一篇是《博奕论》，是针对吴国当时盛行下围棋而写的。这更是民俗了。同时也是“官”俗。这篇文中反对下棋的理由，一是耽误时间，二是耽误功名，不能升官发财。这第二条是主要的，因为“大吴受命，海内未乎，圣朝乾乾，务在得人。”“一木之枰，孰与方圆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如果“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于诗书”，就成为圣贤；“用之于智计”，就成为张良、陈平；“用之于资货”，就成为大富豪；“用之于射御”，就成为将帅。而下棋“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都是空费时间。这样看来，下棋的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不“妨日废业”下棋，把才智用于升官发财为朝廷所用，那就好了。这也就不怪吴国当年围棋大盛，至今还传下不定真伪的吴王孙权诒吕范下棋的棋谱了。此外，挂名宋玉的那篇《招魂》不是地道的民俗吗？《古诗十九首》中那首“青青河畔草”连用叠词，形式新颖，结语竟是，“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不是大有现代诗风吗？《文选》中的民俗心态真是说不完道不尽。文辞古，那是一千五百年到两千年以前的古人写的啊。可是心态呢？也那么古吗？

《文选》赋中缺了陶渊明(潜)的《闲情赋》。这篇未入昭明太子主编殿下的“法眼”，也许是由于“人言可畏”，有舆论压力，不愿改变陶公形象吧？“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想变成带子束在她的腰上。“愿在丝而为履，随素足以周旋”。想变成鞋子跟着她的脚到处跑。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总是会被抛开，不能时刻不离。这实在太浪漫了，过于现代化了，“超前”了，所以不得不割爱。陶大隐士清高飘逸，为什么要作这篇赋，以致后人说“白璧微瑕”？这就要看赋的本文。“闲”是“防闲”之“闲”。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闲”就是栏，拦住。只“闲”大德，不“闲”小德，何等开明？陶老先生要“闲”住“情”，可是只在开头点了一下，全文大部分都是描写“情”的幻想。这好比暴露阴暗面之前有一顶光明大帽子，实在压不住阵脚。这样的“穿靴戴帽”点出用意，或者还不明点而暗指，是不是我们的讲话、作文、作诗、著书时不知多少年多少人留下来的一种习惯，一种不必有意学而能心领神会不由自主就运用的方式？这算不算是民俗心态？《水浒传》的“石碣天文”排座次，《金瓶梅》的死后因果讲报应，“只是近黄昏”，“更上一层楼”，诸如此类数得过来吗？

《文选》有个“连珠”栏目，只选了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连珠”是汉魏六朝的一种文体，后来没有了。据说许多人都作过。这种文体是骈俪对句，“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世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汉书》)所选的陆机的五十首并不是不明说用意，只是将格言加上比喻，排成对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