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为人类造梦：技术时代的神话――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所谓大众文化，在一般的意义上与以包括电子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有关，在特殊的意义上，则直接与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媒有关。而无论现代技术抑或大众传媒，其中的核心都是一个，这就是：技术化对于文化的介入。

一

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世的力量。

一般而言，在人类世界已有的自然、人本身、社会这三大因素之外，技术可以说是被追加于其中的第四大因素。技术是人类感官的延长。它可以代替人类去作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以便人类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与传统的自然的手段不同，技术所凭借的是非自然的手段。在此意义上，圆形和蒸气机堪称技术的象征 (因此，汽车应该说是人类技术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以圆形为例，由于它的出现，人类得以增加行走的速度与力量，轮子开始取代了腿脚的功能，人类交通史上的机械时代正是从此而开始。此后，从轮船到火车再到汽车，人类甚至进入了一个通过轮子来创造道路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道路转而成为轮子的派生物。它把道路包孕其中。因此，圆形的轮子实在是堪称人类文明的加速器。至于飞机的出现，则可以看作是道路的无形化。它把道路卷起来随身携带。电子技术的出现，更进一步取代了轮子的作用( 有人说，电脑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件相当于火的出现一样重要的事件，其实应该说，电脑的出现意义更为重大_)。这样，在新的千年，电子已经开始取代轮子，成为人类重构自身、地球的强大力量，千年之交，正是从Ｂ（atmn原子）向Ｂ（bit比特）大迁徙的时刻。总之，人类世界正是由于技术的全面介入而重新洗牌。人类本身也正是由于技术的全面介入而面临着重绘文明的“清明上河图”和重辟文明的“丝绸之路”的重大使命。

由此，我们看到，技术之为技术，实在应该被称之为一种创世的力量。西方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与有所不能而发明了上帝，<圣经>中声称：上帝可以做任何事情，也能够做任何事情，然而这毕竟只是虚幻，但是现在技术却使得这一切完全成为现实。技术就是人类为自己找到的上帝。相对于人类的局限与有所不能，技术却以自身独具的观念化模拟的神奇手段展现出自己的完美与无所不能 。它把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但是在想象中却存在着的世界真实地展现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将可能世界嵌入了现实世界。甚至，与人类完全不同，技术不是先有实物再有设计，先有现实再有虚拟，而是先有设计再有实物，先有虚拟再有现实。因此，技术就不但可以模拟现实，更可以被现实所模拟。同样，技术甚至也不是拷贝式的模拟，不是完全以过去为准绳，而是虚拟式的模拟，偏偏以未来为依据。只要技术能够想象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到。从而，技术在以自己的工具本性去替代人类的器官功能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虚拟世界替代了人类的现实世界。就是这样，技术作了一切人类不想作之事，也作了一切人类不能作之事。结果，未来竟然在技术的挟持之下向我们走来，而不是我们通过自身的拼搏向未来走去。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也竟然不再是人类的福音，而是对于人类自身的危害。就像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王菲）。技术因此而成为人类的真正的诺亚方舟，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技术日益地对于人自身的全面取代。正如贝尔所指出的：“最初，人类设法征服自然规律，并且几乎取得了成功。最近一百年来，人类一直设法用一种技术规律来代替自然规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很好的开展之中。” 确实，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难更为清晰地看到技术所给予人类的深刻影响 。在２０世纪，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技术一路高歌猛进，引导人类建构一个完全独立的、与客观世界相脱离的世界。技术海德格尔说，技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和当代人的历史命运，确实如此。

当然，技术之为技术，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积极的一面固然不可忽视，但是，其中存在着的消极的一面同样不可忽视。例如，麦克卢汉就发现，技术对于人类官能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又类似于一场“无痛截肢”，它使人类原有的功能被搁置起来。换上各种机械和电子的假肢。这无疑又会导致技术对于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切，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分析的：“工具不仅使手臂延长，而且还在人的身上获得延伸。”“盲人的触觉延伸到他探路手杖的末端”，“机枪手和低音提琴手是他们手中工具的延伸”，“司机的变化与汽车马力的大小相应”。结果，“物改变着人”。他还引了《战争与和平》中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士兵图申在他的大炮发射时产生的幻觉的例子，并分析说：“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体格魁梧、力大无比、双手举着炮弹向法国人掷去的伟男子。”当然，这一切毕竟是虚假、麻木的，只能导致人类的身体丧失对于世界的真实感觉。同时，技术的出现在使得人类的工作方式更多地走向精神化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的精神生活更多地走向技术化、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更多地走向物质化。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固然可以通过观念化模拟的方式去作一切人类不想作之事以及一切人类不能作之事，但是其手段却只是复制，因而也就必然要以牺牲人类最为可贵的人性体验、情感体验、内心体验作为代价，等等。不过，无论如何，一个更为明显的事实却毕竟是：我们已经无法退回一个没有技术的伊甸园！

二

技术对于文化的影响，更为引人瞩目。毋庸置疑，技术性对于文化的介入，已经成为人类在20世纪所遭遇到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技术化对于文化的介入无疑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也是20世纪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 。在传统时代，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影响并不十分关键，而且，人类文化、审美就其本质而言，对于技术性的介入也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的。所以中国美学才会强调：“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西方的哈贝马斯也才会认为：技术性的介入对于文化、审美而言毫无用处。“一种一定的，即使是非常‘进步的’技术的运用，也丝毫没有表达出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艺术作品即使具有十分原始的‘技术’一一如没有任何透视知识的画一一,也可以具有在美学上完全的、与合理技术基础上创造的完全相同的价值,即使在艺术意愿局限于‘原始’技术下所产生的那种形式的条件下,也可以具有美学上完美的价值。新技术手段的创造,首先只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区别,并且只提供了价值提高意义上的艺术越来越增长的‘财富’的可能性。事实上,新技术手段的创造,不少具有形式情感‘贫困化’相反的效应。”

具体来说，所谓文化，是在物质、行为（包括仪式、节日、制度等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精神方面体现出来的对于意义的生产与解释。而技术，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定，则是指的“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在传统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是自然本体论的。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直接的生存方式，一种技术含量几乎为零的生存方式。这意味着：尽管人类是借助于外在的工具这一特定的手段才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因此技术是人类所特有的最早而且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活动，但是却毕竟只能作为自由的手段，而不能作为自由的目的），尽管人类也正是因此而置身于手段与目的的永恒矛盾之中，然而由于人类所借助的外在的工具毕竟只是自然的，因而人类生存的手段就整体而言也就仍旧是自然的，不但与自然未曾分离，而且人类对于自然的“改变或控制”事实上也无非是自然对自身的“改变或控制”， 这一点，我们从传统社会所特有的自然进化、躯体进化、体内进化的方式就不难看出。也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手段从根本上而言，也就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的相对一极而存在，但却并不优越于人类生存的目的，更无法取代人类生存的目的。当然，人类有时也会迷失在手段的王国里，例如在西方出现的理性手段的突出以及在中国出现的伦理手段的突出，就是不容忽视的例证，不过，由于它们从根本性质而言并没有外在于人本身，而且也仍旧是自然的，因而无法对人类施加任何的根本影响，而只是造就了人类生存的内在紧张，从而使得人类生存始终置身于一种“必要的张力”之中。而且，我们看到，由于审美的介入，即便这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也得以深刻地协调。人类在理性、伦理方面的异化在审美方面都得到了扬弃。显然，正是人类在理性、伦理方面的异化的扬弃这一重大使命使得审美充盈着自己特定的深度空间、不可取消的距离以及 “妙不可言”的内容。道与技、言与意、形与神，情感与语言、内容与形式……之间所存在着的内在矛盾，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之间所存在着的外在矛盾，更形成了一道道保护人类生存的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保护审美的天然屏障。人类的生存因此而成为曲线的、复杂的、循环的，自然本体论的的生存方式的指向也因此而始终围绕着生命自身的目的这一根本目标。

进入20世纪，人类的生存方式转而成为技术本体论的。在一定意义上，这可以被称之为一种间接的生存方式，一种技术含量占据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这意味着：一方面，从手段的角度讲，技术手段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不但与自然完全分离，而且也不再是自然对自身的“改变或控制”，而是人对自然的否定 。这一点，我们从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技术进化、工具进化、体外进化的方式就不难看出。在传统的自然进化、躯体进化、体内进化，一切都只能是线性进化，即使是不断进化，也非常缓慢，而现在却是非线性进化，它不仅可以替代、放大、优化人自身的种种不足，而且因为放在人类的身体之外而得以无限地加以提高。这样，人创造了技术手段，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可是技术手段又转而创造了更多的奇迹，这实在是奇迹中的奇迹。遗憾的是，技术作为手段却并不与人类生存的目的构成严密的对应。因为技术所针对的是大自然与被自然化了的人本身，是手段与对象在发生关系，但却不是手段与人本身在发生关系，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这样被轻轻搁置一旁。结果，一切都开始与技术有关，但是一切却又偏偏却与人自身无关。更为严重的是，技术往往以最节能的最优路线来改变或控制对象，所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因而总是从面向未来的发展向度亦即对于时间的单向理解来看待世界，这难免就会导致世界的直线性。而一旦以此看待人类生存，更会导致生命本身的直线性。这无疑是与人类生存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的无限扩张的，是理性手段、伦理手段的消解。对此，从西方的“上帝死了”与中国的“父亲死了”之中，就不难看到。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是审美的对头，因此只要取消了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人类就会进入自由的王国，可是现在情况却恰恰相反，面对理性异化与伦理异化的消解，人们发现：距离自由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甚至连人自身的存在都反而成了问题。一旦失去了对立面，审美本身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根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不再去否定现实，而是否定自身，也没有了深度的表现，而只是平面的宣泄。最终，人类的精神王国一旦没有了内在的紧张与“必要的张力”、审美也就只是一场游戏而已，无限扩张的技术因此而轻而易举地乘虚而入，摇身一变，竟然成为审美的主人。人们经常说：在当代社会，技术已经取代神话与宗教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道理就在这里。本来，技术作为手段充其量也只是自由的前提，但是却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可是，现在犹如手段对于目的的僭代，技术也成为对于人自身的僭代。技术因此而成为人造的上帝。结果，人类创造了技术，技术又反过来创造着人类。也因此，在当代社会中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而存在的技术就不再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的相对一极，而是取代人类生存的目的成为唯一的一极 。

三

杜夫海纳指出：在当代，审美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尤其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参见杜夫海纳等著《当代艺术科学主潮》的导论，刘应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确实如此。而没有文化的技术化就没有20世纪文化的进步，没有技术的文化化就没有20世纪大众文化的诞生，应该说，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就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审美的影响而言，因此而导致的文化的技术化与技术的文化化就同样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