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全球化与大众文化――关于大众文化的思考

一

大众文化也与全球化密切相关。

现代社会，不但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载体的自然人化的过程( 以符号交流的信息世界取代实体交流的自然世界 )，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内容的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以等价交换原则实现人的全部社会关系 )，还是一个为大众文化提供特殊视角的世界大同化的过程( 以开放、流动的公共空间取代封闭特定的私人空间与共同空间 )，而且，在这当中，不但文化、审美的本源被市场化加以转换、文化、审美的能力被技术化加以转换，文化、审美的领域也被全球化加以转换，因此，研究大众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众所周知，进入二十世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区域市场经济让位给一种由全球参与者共同构建的世界市场经济。巨型跨国公司的出现、高科技带来的资本配置、信息流通的加速开放性以及资源的流动性、经济的关联性、供求信号的敏感性、经济波动的传导性，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业社会转向了信息社会( 又可以称之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 )。

于是，全球化消灭区域性，流动空间取代地域空间。地域被网络取代。没有谁还可以是一座孤岛。联合国〖１９９７年投资报告〗中介绍：全世界已经有４４０００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其２８００００个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和三分之二的贸易，掌握了全世界７０％的对外直接投资和７０％的专利和技术转让。以生产一架波音飞机为例，需要２０多万个零件，由分布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６０００多家企业、８００多万员工生产加工而成。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然而即使是从这里，也已经不难看出：西方闹感冒，东方打喷嚏，西方被蚊咬，东方打摆子，一切都不再对应于任何特定地区、特定政治，全球世界已经开始成为边远地区与大城市、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和弦”。 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时代开始了。那么，长期分裂、割据、封闭的世界何以一朝瓦解？

首先，这无疑与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力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

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西方的近代社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市场经济统治的社会。全球化的事实再次证明，确实如此。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市场经济一旦呱呱落地，就立即以无比充沛的生命力闯关夺隘，走向世界。在欲望的驱使下，它与国家彼此合谋，到处扩散，而绝不仅仅集中在一个区域、一个国度。它将社会市场化，社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被取消了，甚至，市场自身干脆就变成了社会。它使全球市场化，在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它的身影就会迅速出现 。结果，剥削者无处不在，被剥削者也无处不在。韦伯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扩张，它“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也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它“意味着一种绝弃，一种与追求完整的和美的时代的分离” ，马克斯恩格斯的剖析虽然不是针对全球化的，但是鉴于对市场经济的本性的把握，因此尤显透彻：“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内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为了解决自身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所做的种种努力，只要看一看市场经济从一国向多国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只要看一看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的殖民对象不是亚、非拉各国，而是东欧（为了资本的利益，不惜自相残杀），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全球化正是市场经济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达到的极致，

其次，全球又与现代技术（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把社会各个独立领域的生活要素转化为普遍有效体系的内在驱力以及突破国家民族地域界限的强烈冲动密切相关。

除了以人类的欲望为目的（市场经济）之外、全球化还以技术的疯狂运用作为推行欲望的手段（这两者构成了２０世纪最为引人瞩目的“权力意志”）。其中，尤以大众传媒为核心。多数学者都承认，大众传媒在全球化过程红起着突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架欲望机器，像市场经济一样，一旦呱呱落地，就立即以无比充沛的生命力闯关夺隘，走向世界。而且，假如跨国市场所改变的主要是世界的物质层面的话，那么跨国的大众传媒所改造的就主要是世界的精神层面。与之相应的，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独特的精神传统的消失。海德格尔揭示得十分深刻：“就形而上的方面来看，俄国与美国二者其实是相同的，即相同的发了狂一般的运作技术……如果有一天技术和经济开发征服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如果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在任何时间内都会迅即为世人所知；如果人们能够同时‘体验’法国国王的被刺和东京交响音乐会的情景；作为历史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里消失并且仅仅作为迅即性、瞬间性和同时性而在；如果拳击手被奉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成为一种盛曲，那么，就像阎王高距于小鬼之上一样，”此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沦落已前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各民族已处于丧失其最后的精神力量的危险之中。” 世界开始在一种全新的被传媒中介过的时空经验中重新聚集起来。传媒增加、塑造、中介、同化着我们的一切经验，而且顺者存，逆者亡。与之相应，世界的全球化就也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无非是大众传媒在欲望的驱使下所必然达到的极致，

最后，全球化还与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有关。

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犹如人类欲望的两翼，一旦展翅翱翔于全世界，无疑就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系列全新的问题。例如，正是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使得人类真正意识到了“双赢”的奥秘。人们发现：经济活动的蛋糕可以越做越大，因为大家都有足够的互利分割余地，你死我活的争夺则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总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再如，正是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使得人类真正意识到了民族国家的确立并没有消灭战争、掠夺等种种不公，两次大战更是民族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历史证明：每当一个民族高扬自身的特殊性之时，往往就同时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之日。事实上，人类存在一些共享的文明。自由、民主、市场、法治，就是共同的东西。中国的唐诗、国画，德国的音乐，古希腊的雕塑、建筑，古埃及的金字塔，也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展翅翱翔于全世界时所催生的大量区别于传统的、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追求、审美趣味，更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成果。由此，彼此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国家至高无上的观念也受到了挑战。这样，世界日益变小的结果，就是联系的普遍性最终造就了各民族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从与自然的关系看，是全球问题；从社会角度看，是和平问题即东西问题，还有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解决,为此，人类甚至必须各自主动让渡一些主权与国家利益，以服从于全球性的事务，以求得共同发展，显然，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本机器与媒介机器的神奇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负面问题也推动着世界走向全球化。例如，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出于种种考虑，往往会去寻找一些新的投资地域。这些地域的许多资源由于还没有被市场所覆盖，因此不但没有所有权，没有价格，而且占有者自己也对之漠不关心，这无疑就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资源与己无关，因而在开发时往往也就不会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而是过度使用，不负责任地将本应由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别人，不惜危害邻居，危害子孙。像西方虽然不再靠刺刀、大炮但却靠行贿来掠夺非洲、拉美的资源，而且在把原料运走之后，又把垃圾运回来。再如，所谓全球化还包含着转嫁危机的隐秘动机。在这里，物质生产作为财富的源泉的真相是被掩饰起来的。西方为了自身的危机不得不全球化，诸如金融泡沫的膨胀，全球金融交易的增长是以物质资料生产的衰退为对比的。这是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唯一的对策，就是从物质生产中掠取更多的物质资源，以免泡沫破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当代方式。是市场经济对世界的剩余部分的最后征服。显然，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过去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也都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解决。正确的选择也只有一个，这就是：全球化。

二

全球化对于人类文化尤其大众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

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但是，它的人文意义究竟是什么？却长期未引起人们的反省。刚刚发明“天赋人权”的西方人，在北美、南美所作的，仍旧是屠杀、屠杀、屠杀。直到今日，我们才意识到：哥伦布的发现实在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东西两半球的两个一度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开始遭遇，自古以来的分裂、割据、封闭状态被打破了 。也因此，哥伦布的发现所刷新的不仅是一块新大陆，而且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所改变的也不仅是一张世界地图，而且是人类的文化、审美经验。世界因哥伦布的发现而变大，人类的文化、审美也因为全球化的出现而变大。全球化对于人类文化尤其大众文化的影响的重要意义恰恰也在于此。全球化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继续，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每个人都是哥伦布，每个人都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代。无数的思想家也曾经用不同的语言概括了自己的惊奇：维科所提示的“世界历史”、歌德和马克思所呼吁的“世界文学”(“一切国家的生产与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麦克卢汉所瞩目的“地球村”。 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出现、一战后美国文学的崛起、六十年代拉美的“爆炸文学”的问世也告诉我们：人类的传统文化、审美一旦与全球化的眼光相结合，就一定会出现全新的图景。

大众文化的诞生也不例外。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托马斯•哈定等对此作过很好的总结:"对进化的特殊观点包含了一种把文化当作一个开放系统或适应系统的观念。适应包括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关系(除非一个社会完全孤立〉。对自然界的适应将造就一种文化的技术并由此造就该文化的社会成分和观念成分。而对其他文化的适应亦会造就社会和观念,后者又反过来影响技术并决定其进一步的发展。适应过程的全部结果就是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文化整体,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社会和观念,它应付着可供选择的自然界和外部文化的双重影响。总之,这就是文化适应的机制。" 全球化也如此，它使人类不仅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难题、技术难题,而且也面临着共同的文化难题。这无疑就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尽快形成一种全球化的经济适应机制、技术适应机制，也必然要求人类必须尽快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文化适应机制”，以回应全球化的世界。那么，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文化难题是什么呢？就是由于远距离交往而产生的时空压缩。现代化专家吉登斯称之为“疏离机制”。全球化把社会关系从特定的场所疏离出来，把“何时？”、“何地？”从“何人”、“何事” 疏离出来，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大众传媒的出现，过去所存在着的时间束缚、地理束缚，即何时的新闻、何处的新闻都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关心的就是“何人”、“何事”。 这样一来，传统的以特定空间规定特定时间的方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