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

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的对话与转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相对于秦汉或者明清这些大、小传统交流较为畅通的时代，近百年中国雅、俗文化的急剧转化仍是个无法回避的严肃课题。晚清维新志士考虑的是如何使精英文化“通于俗”，以利于改良群治；如今“读书人”讨论的是在通俗文化大潮冲击下，如何为精英文化保留一席地位。表面上还是雅、俗对话，可主动权和立足点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物换星移，百年一觉，当初苦苦追求“通于俗”、“大众化”的精英们，如今反过来，必须为捍卫自己的文化理想而抗争。这一大趋势，说好听是通俗文化的崛起，说不好听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

一、商品经济大潮与通俗文化的挑战

通俗文化的崛起非自今日始，精英文化的失落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只不过千里之堤溃于一旦，不免有点触目惊心。1992年很可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早已酝酿、积蓄多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终于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此后文化精英们所主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文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唐・吉诃德们，最可悲的结局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权威的处罚，而且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代之而起叱咤风云的是“躲避崇高”因而显得相当“平民化”的玩主们，用王蒙的话说，“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

在中国，通俗文化的迅速崛起，与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关系。尽管在此之前，通俗文化其实已有燎原之势，可真正解开魔咒，确实得益于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至此，官方意识形态方才正式认可了市场的这种文化选择。连中宣部长也都大谈起流行歌曲、迪斯科、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化如何值得重视来，这在此前是不可思议的。对通俗文化采取“重视、支持、引导”的策略，除了强调“广大群众需要”还隐约可见“工农兵文艺”的遥远回声外，主要立足点是在促进“市场经济”与“工业化过程”。市场需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通俗文化焉能不如虎添翼？更何况近百年中国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其实已经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准备了足够的外部条件。经济的增长、教育的相对普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得文化消费的需求迅速增加。以报刊发行为例：晚清影响极大的《时务报》和《民报》，最高发行量都只有1.7万份，而1993年中国发行量超百万的期刊就有20种；1924年中国平均164人阅读一份报纸或其它印刷物，而今天全国报纸发行量已达1.7亿份。如此庞大的报刊产业，一旦真的被推向市场，通俗文化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在市场竞争中，靠增加信息量或提高品味远不及突出娱乐功能来得便捷。去年年底各报大战周末版和扩大版，今春又有不少“严肃”刊物改换门庭，靠的大都是“明星追踪”，“热点透视”以及无奇不有的“纪实文学”。如果再将已成规模的畅销书生产线、流行歌曲排行榜、还有以播放娱乐节目为主的全国七百多家电视台、五百多家广播电台考虑在内，通俗文化在数量上已占有绝对优势。

与通俗文化的蒸蒸日上相反，精英文化日渐冷落萧条。八八年初春，文化热方兴未艾，王蒙已看透热闹背后的苍凉，讨论起失却轰动效应后的文学走向来。虽说“凉一凉以后才会出现真正的杰作”的预测似乎过于乐观，“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依约出现；可文学热在降温这一总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正在降温的“文学”，其实是指“纯文学”或“高雅文学”；同期通俗文学不但没有降温，反而获得长足的进步。1980年代后期纯文学的衰落，可作为精英文化面临困境的表征。只是由于突然的政治变故，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精英与政治权威的冲突上，忽略了市场为背景及动力的通俗文化的潜在挑战。就在精英文化因受挫而迷茫、困惑并重新调整组合的几年中，通俗文化却因有利于创造祥和的氛围与轻松的生活环境而被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并因此而得到迅速发展。一夜醒来，文化精英们面对已变得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一时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破口大骂其庸俗无聊的，有欣然认可其消解政治权威的，有步其后尘杀向市场的，也有冷眼旁观稳坐书斋的。反应自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通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不容漠视。

在市场竞争中，通俗文化因其娱乐性容易被一般受众所接纳，又因其复制性可以批量生产，就牟取商业利润而言，精英文化决非其对手。在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中，只要把文化推向市场，必然会出现通俗文化独领风骚的局面。此前因政府干预或意识形态对抗所造成的精英文化主宰社会历史进程的“神话”，很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在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中，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各有其位置，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谓的雅俗对峙与竞争，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向谁家的一统天下。近年中国通俗文化的急剧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惊异的是精英文化面临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举止失措。

相对于大量作家经商、教授下海之类的社会新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引起的争论或许更值得重视。因为前者毕竟只是个人的职业选择，没必要横加褒贬；后者则显示出精英文化对通俗文化的屈从，颇有象征意味。这么一部平庸的通俗回忆录（或称纪实文学），就因为满足了眼下中国人的发财梦，再加上成功的商品推销术，以及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于是红透了半边天。此类读物畅销本不足为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有著名评论家站出来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未来的文学应从这部书开始”；也有著名学术刊物发表专文论证此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起的开拓作用”“不容忽视”。这些过于离谱的评价，似乎很难用“诗无达诂”来辩解。吴亮建议“批评界应当反省它的失职”，我则感慨面对商品经济大潮中崛起的通俗文化的挑战，精英文化竟如此无所作为。屈从于商品广告和大众舆论固然不足取；即便批评精当，也丝毫无碍此书的畅销和传播。文化精英的意见（除了能促销者被广泛传播外），已经不为公众社会所关注。真正影响大众的文化消费的，再也不是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是书商和大众传媒。比起排山倒海的广告攻势来，文化精英的意见实在微不足道。要不媚俗，要不沉默，明知《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制作成功，是“对中国读书界和批评界智商的侮辱”，可文化精英们几乎只能袖手旁观。最后引起公众对此书价值的怀疑的，是一场近乎滑稽的文坛官司，仍然与文化精英的褒贬无关。

从“琼瑶热”，到“《渴望》热”，再到《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走红，中国的通俗文化制作日趋成熟，已经不再需要精英文化的“引导”和“教训”了。在市场竞争中，精英文化的生存空间将日渐缩小，这点几乎已成定局；再加上不少识时务者的临阵倒戈，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精英文化的处境将十分艰难。从“化大众”到“大众化”，近年中国精英文化的明显失落，似乎很难单纯归因于现代化进程的必要代价。这一雅俗易位的过程，有几点“中国特色”值得注意。

二、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及经济地位

百年中国，在雅俗对峙中，精英文化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绝对数量上，通俗文化早就占有明显优势；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仍然系于精英文化的诠释。清末民初的上海，各种或“品花”或“嘲世”的游戏文字风行一时，追求的都是“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的娱乐效果。这一通俗文化潮流，同时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先是传统士大夫斥责其伤风败俗，若《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便受到“文字轻佻，接近优伶”的指控；后又有新文化人批评其拜金主义，若文研会和创造社联手“攻击《礼拜六》那一类的文丐”。“五四”以降，拜金色彩浓烈的通俗文化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很大原因是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沉重打击。

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抨击“贵族文学”起家，很容易被误认为推崇通俗文化；可实际上不管是欣赏白话小说的胡适，还是倡导平民文学的周作人，“五四”先驱者全是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代表。他们与传统士大夫在鄙视通俗文化的拜金色彩及娱乐取向这一点上取得共识；可在是否“文以载道”及载什么“道”上却大有分歧。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既反“国粹派”的“传道主义”，也反“鸳鸯蝴蝶派”的“娱乐主义”，理由是前者“使文学陷溺于教训的桎梏中”，后者则“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这种两面出击居然大获全胜，除了“新文化”本身的魅力外，其实得益于帝制覆灭后意识形态的松动和政治文化权威的真空；另外，也得益于其时孕育通俗文化的现代都市生活尚未普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不少人此前曾在上海生活过，甚至《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可“新文化”作为一种思潮，则只能兴起在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前帝都北京――除了其特有的强烈的政治氛围、良好的人文环境外，更因其远离商业气息和通俗文化。

新文化运动辉煌的成功，在当今反抗流俗的文化精英看来似乎“神话”。历史无法复制，那样的“辉煌”大概只能有一次。“士”生今日，无力回天，不在于通俗文化是否必须排斥，也不在于远比当年强大的通俗文化能否被排斥，而在于精英文化本身没有能力重振雄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研究者一般都归因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可我想补充两点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新文化倡导者优越的社会角色和经济地位。这自然是基于对今日中国精英文化困境的思考：知难，行亦不易――即便找到了“突围”的最佳方案，能否实施也都大成问题。

在传统中国处中心地位的“士”，进入20世纪，转化为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从晚清到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仍然在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其思想、言论及倡导的文化运动，仍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导向，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国、共两党，都不能不心存敬畏并有所顾忌。正如余英时指出的，这种文人振臂一呼武人仓惶失措的状态，“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一方面是“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西化狂潮，使得新文化人占据极有利的社会地位，出则可以组成专家治国的“好人政府”，入则可以评议朝政指点江山。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舆论日趋一律，新文化人处境也因而日渐窘迫；连大名人胡适也都丧失言论自由，余者可想而知。丁文江于是慨叹我辈读书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自嘲不幸而言中，此后20年炮火连天，知识分子微弱的声音几乎全被枪林弹雨所淹没。19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更是江河日下，从反右到“文革”再到近年的反自由化，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课题是以工农兵名义整肃敢于胡思乱想的知识分子。先有战火的煎熬，后有政治运动的批判，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当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抱负与“振臂一呼江山易帜”的雄姿了。更可悲的是，几十年宣传教育的结果，一般民众对知识及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敬畏和信赖之感，有的只是偏见和蔑视。198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科学的春天”，1990年代也曾重奖科技专家，可知识分子整体地位的提高，仍然停留在报刊的社论上。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为“臭老九”摘帽，这本身就非常滑稽可笑。帽子好戴不好摘，更何况为知识分子加紧箍咒，符合一般民众的“平等要求”。几十年“工农翻身得解放”的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知识分子为其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特权赎罪。近年虽说给了一个说法：“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其文化上的优势仍让“粗人们”耿耿于怀。嘲弄知识分子于是成了最新时尚，文学艺术中“无耻且无知的读书人”再次被拉出来祭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