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水晶宫”与现代文化的分裂

把1851年伦敦博览会的展馆“水晶宫”与文化思想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1860年代发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1828―1889）和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两位俄国作家之间的一场论战。今天重温这一论战的主要原因，是这一论战以极端的方式展开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它以理性与愿望（或反理性）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涉及到现代文化的一些重大议题。

1、水晶宫：现代文明的象征

1851，是大英帝国“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年头，盛年32的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1837-1901年在位）仪态万方，英帝国百业兴旺，大伦敦一片繁荣，有产者欢欣鼓舞。给这个盛世良辰增添喜庆气氛的是，在女王的夫君（也是其表弟），自幼即对科技和工艺怀有热情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的支持下，设计家科尔(Sir  Henry Cole)组织的“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于5月1日至10月11日在海德公园举行，受邀参展的国家10 多个，厂商1.4万，展品逾10万件，展期160 天，观众600多万。如此巨大规模的产品展示与人口汇聚，在文明史上是第一次。

新产品、新成果、新科技、新玩艺……全都值得展示，全都令人陶醉。确如女王在其日记中说的：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日子，最美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1]事后看来，首次博览会最成功的作品和展品就是其展馆―― 一座金光闪闪的拱形建筑物。这是非建筑师更非艺术家的园艺师帕克斯顿 (Joseph Paxton)从王莲（Victoria regia，其种子由探险家于1837年从南美圭亚那带回英国）纵横交错的页面筋脉中获得灵感而设计的，长1851英尺（象征博览会的时间）、宽456英尺、高108英尺（3层）。由于其外墙和屋面均为玻璃，整个建筑通体透明，故被誉为“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水晶宫”是建筑工业化的标志：第一次使用当代建材（90万平方英尺的玻璃、3300根铁柱、2224条大梁、1128根支柱、34英里长的地下水管、205英里长的窗框条、3300万立方英尺的铺地材料等等），第一次使用大批量的预制构件快速装配，第一次可以容纳10万人。“水晶宫”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建筑秩序，代表了自中世纪教堂的尖顶拱和飞扶壁问世以来的最大创新（以软质的玻璃―钢铁结构来代替沉重的砖瓦水泥结构，以单纤维玻璃构成开放的空间来代替由承重墙四面合围而形成的封闭感），帕克斯顿因此被誉为“现代建筑之父”。在伦敦的德国政治难民布切（E.L.Bucher）当时就介绍说：“这座建筑物没有遭到反对，它给人一种浪漫的美丽印象，这种美的再现，立刻使人联想起遥远的德国村庄的农舍墙壁。当我们面对这座不是用坚固的砖石结构建造的第一座伟大建筑物深思时，我们会很快意识到，迄今为止用来衡量建筑物的准则在这儿已不再适用了。”[2]博览会的顺利成功也使“水晶宫”名扬天下，因此在博览会结束后被移到郊外塞屯南（Sydenham）的小山上改造为游乐场于1854年向公众开放。晚清思想家王韬于1870年、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及其译员张德彝于1877年都来参观过并留下记载，王韬（1828―1897）称为“玻璃宫室”，张德彝（1847―1918）称为“水晶宫”。1904年6月16日，流亡海外的康有为（1858―1927）也来此参观并留下记载：“水晶宫乃一大游囿，兼戏场、曲院、劝工场者也。外有走冰跃水诸戏，每逢来复之日，内外电灯百万，以闹夜游，士女如云。”[3]

不过，“水晶宫”的意义不只在其工艺―技术成就和审美―娱乐价值。

“水晶宫”所代表的博览会是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象征。其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现代、最进步的国家：其工业生产能力超过全世界的总和，对外贸易额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全球经济的主角；其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加；其自由主义的议会体系实行了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改革，避免了1848年革命的困扰，在西方国家中保持了难得的和平。这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0%是其殖民地，约1/4的人口是女王的子民，英帝国是世界范围内的殖民霸权。博览会期间，伦敦的一首街头小调表达了这种乐观情绪：

噢，英国最大的财富

无疑属于诚实的劳动者……

看到成千上万人在相会

真是高兴之极，

不分信仰和国家，

大家相互友好地祝愿。

就像同一祖先的一脉子孙，

愿这神圣的纽带不再被割裂，

愿和平的橄榄枝，

代替沾满鲜血的战剑。

听吧！号角已经吹响，

维多利亚确实来临，

她将永久地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我们国人的荣幸，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会赞同我的提议――

向她的朋友致以良好的祝愿

让她的敌人见鬼去。[4]

博览会就是新世界，“水晶宫”就是极乐园。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比走在新时代前沿的大英帝国之都更适合举行“世界博览会”的呢？对发起博览会的阿尔伯特亲王来说，为了给维多利亚时代的新理想、新力量以一个具体的表现，博览会“要包含每一个国家的出产品，原料的，机器制的，厂家生产的，应用的和造型艺术的，应有尽有。不但要有利于实用和装饰，而且要作一种极高的教训。要成为一个国际的纪念碑，表彰那些文明的最大赐与――和平、进步、繁荣。”[5]

这不只是英国的骄傲，也是现代西方世界自我庆祝的仪式。告别或丧失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西方世界又在科技与物质财富中找到了一种新的信仰。1815―1914，西方世界虽有局部战争，但大体维持着承平岁月，主要国家作为民族统一起来，迅速实现工业化变革，各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成就震撼了世界，政治民主、财富增长、科技进步、个人自由，“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是欧洲凯歌行进的“实力世纪”，也是西方社会繁荣和信心的代名词。西方人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前进的时代、一个巨大的物质进步和政治安定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动力和信仰的科学理性、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等等，不仅对西方承诺了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而且也必将成为其他非欧社会的典范。正在19世纪，西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世界的“发电站”，现代化差不多就等于西方化。此即伦敦博览会的主题：“各民族同心同德，致力于完善人类的伟大事业”――现代西方有理由自我陶醉。史家们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总结的是“进步”和“力量”：

“进化”的概念以及随后的“进步”概念，不管是就个人、全国还是全球而言，都渗透到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6]

实际上，欧洲人不仅自命强大，还自觉高人一等。他们切身感受到各种不寻常的“力量”：电流和炸药释放出新的物质能量，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带来新的人口压力，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大众”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市场和技术的空前拓展创造出新的商业和工业力量，新型的军事力量则动员起数以百计的人力和机械，新型的文化力量孕育出反映大众呼声的各种“运动”，新的政治势力在全世界确立起从未受到挑战的霸权。[7]

所以博览会不仅仅是“经济、科技与文化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也凝聚了现代西方的力量和自信：理性与科学像“水晶宫”一样光照人类。“一切始于博览会”，人类世界终将“水晶宫”化。以至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志在动员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从19世纪的进步的中发现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潜能和走向大同世界的信念。1934年在德国留学的黑格尔专家杨一之如此评论说：

我们只要看贯通19世纪社会思想家底著述，大多数都确信一新时代底福音，不久便不可免地会降临，我们看看克鲁泡特金底《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全书都是这种乐观而元气淋漓的论调，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他底回忆录中，也说马克思在1850年7月，忽然激动地回家，说在瑞金街(Regent Street)陈列了一个推动火车的电引擎……经济革命一发动，政治革命也必然随之而起。于是李卜克内西是晚竟不能入睡，因为他相信革命要来了。这表示前世纪底人对那时的物质繁荣是如何热切希望。[8]

马克思的学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在科学的功效与日俱增的19世纪下半叶，主要是通过恩格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的“科学化”努力，马克思主义也挟带着科学的威力而强劲传播。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水晶宫”是启蒙主义“理性王国”的具体化，它表明了在人间建立天国的可能性。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表明，人类理性是“发现”、揭示自然规律的手段和途径。而在启蒙主义看来，不但自然是有秩序的、宇宙是一架机器，人以及社会有机体也是一部机器，也是有规律的。如果人类能够摆脱不合理的权威和神学的监护，摒弃陈旧的迷信和偏见，就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推动物质繁荣、道德进步、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只要按照理性的要求生活，无限完美的人性和因此产生的无限完美的社会就很可以实现，人类就会走向“天堂般的城市”。就其对“自然规律”的崇奉和探索而言，启蒙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就其对理性王国的设计和追求而言，启蒙主义又包含着乌托邦的冲动。现代西方层出不穷的乌托邦，如欧文(Robert Owen)的“新和谐村”（New Harmony）、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法朗吉”（Phalansyeries）和卡贝（Etienne Cabet）的“伊卡尼亚岛”(Icaria)等，都不是基督教的天国，而是人类重新安排世界与生活的理性计划。这些乌托邦并未成功实践，但在此时此地的现实人间之外另有更美好的理想社会这一信念本身，却一直推动着现代人类的社会实践。“水晶宫”当然也是一个可以感知的乌托邦。

“水晶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西方就一片光明，它有其阴暗背景。1845―1849年，爱尔兰大饥荒造成100万人死亡，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于1849年8月对都柏林的国事访问并未伴之以政府的有效帮助；1852年阿伯丁勋爵（Lord of Aberdeen）组成的联合政府在克里米亚陷入反俄战争（1854―1856），因战争中大量死亡和节节败退而崩溃。……，伟大的作家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用“艰难时世”指称他所生活的时代。在其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工业城市伯明翰的景象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而在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工业小镇焦煤镇的场景也并不比地狱好：“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