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在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逻辑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最有成绩的一个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也是现代文化中极具学术竞争力和现实关联性的理论之一。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意识形态调整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日益成为学术思想界的显学。尽管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我们对统一的、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对文化的深切召唤与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必须也完全可能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为了今天的理论创新与明天的理论辉煌，我们有必要回顾、总结这一伟大理论传统的演变过程和发展逻辑。

1、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特性和体系，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很少使用“文化”概念？

马克思的著作很少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他有时循黑格尔而来，用“精神”概念来指称文化，但他总是强调“精神”内在于人类社会的一般“生产”之中。在更多的情况下，马克思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指称文化，这是一个与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的概念。大体上说，马克思的“文化”观念在与经济（生产方式）、政治（阶级政治）的复杂关系中得到澄清与解释的。这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创立其理论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性强劲展开、“文化”被日益自觉地用作批判工业文明的理据的时代。18世纪末，德国浪漫派与古典派（歌德、席勒）均主张对现代社会进行审美批判；1869年，英国批评家阿诺德出版《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主张以“文化”来解决当代英国的社会矛盾；1857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问世，开始了先锋文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和机械文明的批判。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文化”的概念被提炼出来，用以对现代生产方式和中产阶级价值观进行批判。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在传统上几乎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文化的概念是作为对中产阶级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作为它的盟友成长起来的。文化讨论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质，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侩。”[1]由于“文化”经常被用于反对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概念。从马克思关于对观念与人的实践条件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所作的解释来看，文化不能被看作社会生活总体中的一个独特的领域。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文化依然是某种更深刻的、几乎总是被赋予积极评价的现象，但必须置于唯物史观的系统中才能得到科学说明。所以，马克思用政治经济批判代替此前流行的文化批判，恰恰是为了对文化作出更准确的把握和说明。对此，里夫习茨的一个观点值得参考：“马克思著作中缺乏美学体系这一点，甚至从美学本身的观点来看，都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超越纯意识形态的范围，亦即超越对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形式的道德批判和美学批判的范围。”[2]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整体意味着它的各部分的高度统一，意味着不存在独立的文化理论。1945年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它和资产阶级哲学鲜明对立――从不脱离统一的过程。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只存在唯一的、统一的科学，这就是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承认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时行的、把各个科学学科截然分开并使之彼此孤立的做法。科学和各个科学学科以及艺术都不存在它们独立的、内在的、完全由它们自己内部辩证法产生的历史。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为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行程所决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内出现的变化、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科学的解释。”[3]即使是在拥有丰富文化理论的“西马”理论家那里，大多也没有一个概念化的理论体系，像本雅明、阿多诺等人，在论述了各种文化产品、事件、活动与人物时，还刻意回避传统的理论体系以保持思想的批判活力。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论著本身并没有呈现出一个现成的形式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只有根据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提炼总结并予重建。

一种在起源时很少使用“文化”概念的理论，何以形成了一套锋芒锐利、影响深远的文化理论传统？

当然，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范畴中蕴含着一种文化理论，生产方式及其发展的一般理论蕴含着一种文化生产理论并对理解文化实践具有最大的逻辑力量，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出发的政治理论也蕴含着一种文化承诺。然而，只是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逐步建构为若干类型的文化理论。主要动力有二。其一，在西方社会，文化不但成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摆脱了物质短缺的人们开始要求在文化生活的丰富，经济技术条件又使得大规模文化生产得以可能。同时，统治方式、控制方式也随着资本主义的调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文明化”。狄更斯笔下的经济剥削，雨果笔下的政治压迫，如果不是消失的话，那至少也改变了形式，当代的统治和控制更多采取引导、说服、推荐等软性的文化政治方式，文化既满足公民的愿望，也承担着规训职能。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主要还只体现在物质生产领域，因而阶级斗争主要围绕着经济展开，而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全面侵入精神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和反抗政治同时在文化领域展开，这就需要发展出一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其二，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建构一套文化理论以指导政党宣传并规范文化实践。马克思所期待的革命不是在经济社会更发达的西方而是在更落后更贫穷的东方发生，仅仅“规律”论是解释不了的。在被葛兰西认为是“反《资本论》的革命”中，正确的行动策略、坚定的主观意志、有效的政治宣传等必不可少。列宁、毛泽东都非常重视革命的主观方面，都具体组织过革命的文化动员，他们期待文化能够塑造新的政治主体、焕发革命精神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革命成功后，破坏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意义，不只在于巩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在于培养符合革命理想的“新人”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意识形态工程因此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比如毛泽东可能是20世纪政治家中最重视文化的一位。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4]从东西方两方面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并不只是对文化的一种解说和研究，而是直接介入当代政治斗争的批判理论和意识形态实践。

是批判理论又是意识形态，是革命武器又是建设指南，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流派众多。马克思之后，世界上有许多政权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权，数以百计的政党和组织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或接受马克思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有很多不同的“主义”和方向，要准确地说清楚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议题纷呈，被用于解释不同的对象和过程。从批判资本主义到反思社会主义，从宏观历史到个体心理，从决定论到自主论，从农民文化到现代艺术，从精英文化到文化产业，其中有无数的分歧和论争。所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但是一个复数概念，而且在多种解释之间存在着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德里达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5]不过，这只是就抽象的意义而言，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地球上不但确实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像德里达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好感、也确实被美国学者戈尔曼收入《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的人，也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说法的真正意义，是提醒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统一性。

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石：一种观点（唯物史观）、一种态度（批判旧文化）、一种理想（创造新文化），其核心是以人类社会实践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键词是作为社会行动的“批判”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统一性在于：其一、它们都以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为基础，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总体进程中解释文化的发生发展；其二、马克思文化思想在20世纪发展为两种形态：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形式上，它们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但是1，它们都具有革命的抱负，都是以革命为中心来讨论文化的问题，2，批判的前提是人类还有另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或明或暗地通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当然在批判旧文化中进行的，因此批判和建设有“接合”的前提。其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紧张，正是其创新发展的动力之一。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统一性，是在最高的、最后的意义说的，而不是在具体观点上说的。判断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据，首先在于是否坚持或承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本质（即上述一个观点、一种立场、一种理想）；其次是有经典马克思的基础，即是否自觉地阐释、使用、发展马克思的某一点论题、观点、方法，即要与马克思有关。按照这个标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只有某一时期、某一著作、某一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笼统地将其人、其思想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固然与领袖人物对马克思的理解有关，但这一错误本身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

必须充分尊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承认差异、尊重多样，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经验；坚持并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统一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任务和这一课题得以成立的依据。

2、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很少直接谈论“文化”，但他对古典文化的深切挚爱和熟练使用，他对学术研究的倾心投入和百折不挠，他对资本主义不妥协的批判立场，等等，都表明他的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人文特性。全面研究马克思的文化观点，不仅要以其经典文本和大量文字材料为据，同时亦须充分关照其文化生活和品味。

马克思的文化思想是对19世纪西方社会运动的一种反映和概念化，也是对西方文明伟大传统的一种继承和转化。全面掌握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的关系，既是为了更准确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起源，也是为了彰显马克思的文化性格：它既是对西方批判，又是西方的一种发展。尊重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中性化”为西方传统的一种简单发展；强调革命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激进化”、非历史化。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是19世纪的西方文化，但列宁的“三个来源论”不足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渊源。结合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与生活方式，一个更为全面的概括是：“犹太教告诉他贫穷让人无法容忍，生活的价值在于它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基督教使他怀揣梦想，对能够获得解放并人人互助友爱的未来充满希望。文艺复兴赋予了他理性思索世界的志向。普鲁士让他确信哲学是科学之首，而国家则是一切权力的可怕心脏。法国给予了他信念，让他懂得大革命是解放人类的条件。英国人使他对民主、经验主义与政治经济学饱含热爱。最后，他继承了整个欧洲对普世价值与自由的迷恋。”[6]需要补充的是，启蒙运动的历史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和乌托邦理想，从维柯到黑格尔的实践论等，都转化为、凝聚为马克思的理想：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改变世界并实现人自身的自由解放。马克思对19世纪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机性后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坚持认为经济秩序必须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范畴之内考虑才能使其适应人类的基本利益。驯化经济使之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