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

中国现代性建构，或曰从传统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即当下中国的文化现代化路径，不仅是继经济现代化先行突进了三十年后当下中国必须摆上前台来的首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面对当下中国问题，面对中国发展的新拐点，新阶段的既重大又可行的战略。

当下中国问题的面对，或曰中国发展新拐点，新阶段的战略，我以为有两个前提性的要点：第一，中国的文明转型，社会转型，或更准确地说，朝向完善的现代文明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其目标绝对必须坚定不移，不容有任何动摇和搅乱。第二，稳定与和平。近代以来中国的一百多年战乱或动乱与三十年和平建设的比较，已极为清晰地突显出稳定与和平的特别重要性。

这两个前提，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保证。

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战略，恰正符合上述两个前提性要点。作为战略，中国现代性建构有如下两项突出的特征。

一、 中国现代性建构是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

（一） 两个思维误区：工具论与总体性

现代文明的社会发展方法论，它有什么特点？与传统文明的社会演进方法论有什么不同？这是文明转型，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文明转型，社会转型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可是对此的关注似乎却颇为不足。

17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两个重要的思维误区：一为总体性，一为工具论。

先说工具论。所谓工具论，就是当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以为只要学得了西方文明中的某个部分，例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工具性的现代技术部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让中国一夜之间富强起来，重为“天下”之“中央之国”。这一思维不仅只肯向现代文明学习工具，同时也把向西方学习工具性的内容仅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就是体现这一思维的著例。尽管洋务运动在今天看来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功绩卓然的一步，但其思维的本质却不能不洞明。

再说总体性。所谓总体性，在某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革命逻辑（但不仅体现在以暴力为手段的战争实现革命的一个方面）。总体性思维，就是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的进步，任何局部的进展都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策略就只能是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一张白纸好画画”的豪情，把“旧”的全盘推倒，彻底摧毁，完全清除，于是“新”的“天堂”就会一夜之间掉到我们的面前，掉到我们的现实中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文化大革命”都特别清晰地呈现了这种总体性思维，这一思维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救世主心理，从众心理，排拒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总将责任外推等等的“劣根性”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成为极为顽固的一种观念形态。每当我们对中国问题中的某个部分发出批评意见时，便总见有人摇头：“没用的，没用的，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所有个人），不仅不起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责任，唯一的只能是要么消极等待自上而下地根本性，全盘性改变，要么发起自下而上地彻底“破旧立新”或曰毁旧布新的根本性，全盘性反抗与改变。然而不管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唯一的希望其实都只在一位全能的（具有“根本性和全盘性”之伟力的）“救世主”。

特定情况下，以总体性的革命解决问题，当然也是必要的，但由此而形成路径依赖，则就堕入误区了（在某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思维中的路径依赖而导致的社会试验败笔）。

事实上，无论是工具论思维，还是总体性思维，都可以说是同属于一种前现代传统的整体主义思维。工具论思维站在守护旧的“总体”的立场上，以为只要更换“总体”中的少数部件，就能使“总体”恢复强力，使旧的“总体”得以万古不变的维系和持存。总体性思维，则将“新”的文明或社会形态看作某种既成的整体的东西，这一既成的整体的东西，可能来自某个国家的成功范例（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也可能来自思想权威著作中的已然构成。我们只要总体性地摧毁“旧”的，就能总体性地搬来“新”的。可结果却往往吊诡，总体性地摧毁“旧”，生出来的恰仍是总体性的“旧”，搬来的看上去“新”的东西，不过只是个别部件而已。

五百年来的现代文明发生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历史演进的新的思维，即既不把新的文明与旧文明的区别只看作少数工具性部件的不同，也不将新的文明看成某种既成整体，而是将文明转型看作是不同文明之有机系统的范式性转换。

（二） 新思维：“建筑”隐喻还是“生命”隐喻？

历史的文明有机系统之范式性转换，有三重含义：

其一，现代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有机系统范式（拓展了的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所谓有机系统范式，就意味着现代文明不是一种“神”定的绝对必然，亦即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历史的生长性的自然演进，亦是人类试错性创造的一个新的理解与理想框架，这一框架不过是一个文明史阶段的人类社会各因素之间较能相互适应，较能自洽的一种形态，理论上则可以称之为一种解释逻辑。因此，现代文明在理论上不是“客观规律”，在实践上不是既成整体，但它又确有一定的普世性。

其二，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工业生产性的通用标准件，而只是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中的每一文明体（民族、国家、地区），都是一独特的有机系统，在向现代文明转型时，它是在相互作用的环境中独立地生长性的发展的，与其它同样也为有机系统的文明体具有家族相似，但同时葆有自己的独特性。

其三，因此，各个不同的文明体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主要的方式是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

所谓非总体性和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要反对毁旧布新的整体主义的“建筑性”隐喻，而取有机主义和范式主义相统一的“生命性”隐喻。

这种“生命性”隐喻要表明的是，A.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与新文明的有机系统的关系看，二者之间是有质的区别的（不首先肯定这一点就会成为工具论思维），不管是生育隐喻（代际更替），还是生长隐喻（人的少中老之生长期，或青蛙之于蝌蚪，飞蛾之于蚕），我们都能于其间看到质的飞跃。B.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之演进的结果看，二者之间不是毁旧布新，而是蜕旧变新或化旧为新，新中总有旧，儿女身上总有父母，青蛙中总有蝌蚪，飞蛾中总有蚕；横比则同一代际更替或同一生长期演进，不同个体（文明体）间必是同异兼具，如同为青春期，必有其普世性特征，而不同父母的不同儿女又总有其特殊性。C.从旧文明的有机系统向新文明的有机系统演进过程看，二者之间是非总体性的随机生长，由于基因、环境等的原因，生命的生长，常是生命体的哪一方面有条件，便先行成熟，先行发育哪一方面，这一过程是随机的，此长彼随的，而不是如人工设计，整齐划一的。（同时，与我们现在通常所谓“小步走”或“碎步走”亦有所不同，“小步走”或“碎步走”仍有线性意味，而生命之生长并非线性的）。

数百年来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文明转型（民族独立除外）的实践，已经可以证明，非总体性与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是现代文明转型的主要方式，而战争是例外。例如宗教改革、人权、自由、民主、阶级、种族、性别、环境等等的问题，先发现代化国家并不是一夜之间把它们统统都解决了，从而在新的一天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是一个不断地，随机地解决或曰生长的过程，一种一个一个问题域，一个一个问题方向地随机、逐步、渐进地变化或生长的过程，且至今仍在这一过程当中。如阶级问题，他们那里没有发生过相关战争，但凭心而论，调节得应当说还不错；种族问题，今天也不能说彻底解决了，但当黑人当上了美国总统，你却不能说这种有机渐进全无成效；至于性别、环境等莫不如是，就是人权、自由和民主，也是一个坚决地持续不懈推进，逐步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即使作为例外的战争，有节制的战争效果通常较好，如美国南北战争；无节制的战争效果通常就差，如法国大革命，根本上说是一种失败，作为法国大革命总结的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就十分雄辩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是对革命理想的一种背离。）

全部的问题只在于坚持两点：一是坚持认定现代文明比之传统文明是一种更自洽于今天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的更理想的文明范式；二是坚持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之路径。

因此，如果说面对文明转型有三种思维，三种战略，即工具论战略、总体性战略和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非总体性与生长性的有机系统渐进战略的简称），那么，今天，尤其是今天，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显然当取第三种战略。

1978年以来的中国发展事实上已开始了这第三种战略。1978年以来三十年的重大意义，在战略层面上可以说也就是告别了工具论思维与总体性思维。不仅告别了我们自己的1978年前的工具论思维和总体性思维，也没有跟随当时的国外的总体性思维。1990年前后国际上流行了一种“过河”理论，认为改革有如过河，必须一步跨过，分步走必掉入河中。这一理论来自当时的苏联。现在还没有到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此下定论的时候，但二十年过去，至少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已有目共睹。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先行突进了二、三十年的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发展是否会乘经济现代化取得优异成绩的东风，而在其他方面有机展开？例如在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经济现代化后，同样作为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文化现代化[1]，是否能紧随其后得以生长？制度现代化又在什么时候，以何种程序，何种方式予以生长最为恰当？

而今天欲使中华民族最终地真正实现伟大复兴，欲使中国发展不再单一地依赖经济现代化路径，也能在其他方面稳妥有效展开，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1978年已然开始的，今天我们更在理论上清晰地明确了的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

（三） 非总体性有机渐进战略的推动机制：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

但是，要让非总体性的有机渐进战略得以切实实行，必须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同样作为社会有机体恢复战略的文化现代化，尤其是其中的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迅速推进。

这，其实是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

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更准确地说，乃是我之所谓生活方式现代化指标序列中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这两项的交互。[2]

新文化运动时的“国民性改造”和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的“主体论”思想，都意味着人的现代化的展开，但至今并没有上升为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要义的“自由个体”的全面深入的讨论；而上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虽多少有社会现代化的意思，但远未取得切实效应，可以说社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基本空白，直到近年，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的公民社会问题才被学界认真地提了出来。然而当人们提出公民社会的时候，显然又忘记了自由个体问题，更忽视了作为文化现代化之当下关键的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交互问题。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没有自由个体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也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个体。

而只有自由个体与公民社会的交互，才可能有建设性公民社会运动的真正丰富和有效地兴起。

公民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三个层次（公共领域、渐进达至更理想社会的途径，主要即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组织）中的中坚层次，是公民社会的根本性功能。信息透明、言论自由、公民参与和公民行动的公共领域，是这一功能的基础，公民社会组织则是这一功能的凝聚性保证。但目前我国的公民社会研究，主要是在公民社会组织方面，我以为是并没有抓住当下我国公民社会问题的重心的。

公民社会运动，具体和准确地说，在开放的公共领域基础上的，非官方、非营利、非总体、非暴力的和建设性的思想创造――文化思潮――公民社会运动，是现代文明转型，现代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机制。

开放的公共领域，保证了在言论自由前提下的公民参与的广泛基础；非官方、非营利，保证了公民社会运动与权力和金钱等现实利益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非总体保证了在历史前进的总向度下，文明转型和社会进步分解为若干有机关联的问题域或曰子目标，以便渐进、持续、随机地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实事求是，又真正有效，且减少了社会变革的震荡性；而非暴力，则保证了文明转型和社会进步将具有尽可能小的社会破坏性和生命代价。

公民社会运动对于社会变革的推动路径是：社会共识的形成――立法等公共理性规则的建立――现代性的文化认同无意识的逐渐积淀――新文明的新价值、新道德由所有公民个体非强制性（既无官方压力又无金钱诱力）地内化为稳定的自觉。如此这般的公民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