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婷 秦子忠：中国文化认同：多元交互，一体生成

摘要：文化发展受制约于当时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水平，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也同样规约着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任何一种文化认同都不应当理解为漫画式的人为建构。文化认同是与现实不断遭遇并在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文化主体自觉地促成其面向普遍性的生成过程。问题在于，民族国家在应对外来文明时，其所采用的反抗方式决定着自身文明生成的速度与质量。为此，文化认同在其建构过程中，一种旨在透视、穿越其中的认识误区的自我定位，以期避免自身在反外来文明之中背弃文明，是迫切而关键的。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明冲突；交互生成；自觉建构

一．文化认同的自我意识：去特殊性

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各个民族国家之文化，如同百川奔流入海之势，汇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差异性或特殊性争锋、交融的广浩域场。在这优胜劣汰的广浩域场中，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面临着模糊乃至丢失的挑战。伴随这场挑战而来的是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觉醒。思维对自身的意向，往往开始于遭遇异己。【1】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相互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感，是各民族国家重新审视自我文化命脉的历史条件，同时也在应对乃至超越这一带来危机的外部环境中形成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意识。换言之，文化认同的思维起点，就其现实性而言，缘起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相互碰撞。

就中国的近代史看来，中国文化认同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反西方殖民主义的历程是相伴而生的。【2】当紧闭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推开，中国面临的几乎是一场全方位的殖民主义入侵。在强势的西方列强面前，中国有识之士起初认识到自身的器物落后，遂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后认识到自身的政治体制陈旧，效仿西方之“君主立宪制”的戊戌运动应运而生；可是，戊戌运动翻转不了反而血祭积贫积弱的清廷，于是一场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伴随民智之启蒙而燎原全国。然而，满清之解体依然解救不了中国，随其后的军阀混战，一方面是入侵之西方文明内部冲突、分裂的产物，另一方面也顺应了中国国内救亡图存之选择路径的分歧。然而，对待自身对象的方式，同时也揭示了自身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正如“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3】一样，当一种文明还是入侵、奴役另一种文明的时候，其实也暴露了自身文明所具有的野蛮性和狭隘性。因此，西方文明因其狭隘性而入侵中国，必然也激起中华文明以同样的狭隘方式作为反弹。【4】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乃至之后的文化运动，贯穿其中的主题都是中华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自我张扬和自我富强。

但是，文明的冲突本身就包含着文明的相互融合与交互生成。中国国门的被迫敞开，同时也被迫文明。当这种被迫最终能够转换成一种自觉的主动，那么中国之崛起也就为时不远。从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体内日渐长入，到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的铺设，再到近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文明实现了由被动吸收向主动吸收和输出的成功转型。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对外的开放程度、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受邀落户以及十七大着力推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充分地见证了中国文明实现的这一成功转型或者跨越。究其根源，就社会层面而言，无不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启蒙以及当代改革开放所取得伟大成就及其面向普世文明的文化自觉密切相关；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政体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一种追求解放全人类的普遍性的文明。因此，中国所持有的和平发展理念，以及国家政党所倡导的和谐世界，不仅是一种反抗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而且也顺应世界多元并存与发展的历史趋势。

然而，由于美国不甘心其自身独霸地位在多元发展的制衡格局中日渐消弱，为此一场旨在限制其竞争对手、维持其霸主地位的悖逆历史潮流的运动，借由普世价值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席卷开来。普世价值，以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为内核，以普适性为外衣，短时间内迅速占据全球文化话语系统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表征着一种最优质的文明君临一切，成为衡量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等在内的一切秩序优劣甚至合法与否的圭臬。如此，在这种高姿态的文明或者标准之下，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的社会运行秩序必然面临着为自身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外在压力从而是来自国内的民众压力。这双重压力，借由互联网、新媒体（如微博）等手段，滚雪球式地积聚起来并压在这些国家政府身上，自然地，承受不足压力的政府必会面临着垮台的风险。当前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的前车之鉴，为尚存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文化问题时如履薄冰。为此，一场新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或者文化认同运动，也在各个欠发达国家范围骤然掀起。问题是，其中一些国家在反抗普世价值的同时，却也是在反民主、反自由甚至反现代。这样的反抗运动正中鼓吹普世价值者之诡计。因为这样的反抗运动通往一种在反外来文明之中背弃文明、走向自我封闭、自我倒退的路途，即它借着民族主义所召唤起来的民族热忱，成为支撑着使国家溯回到极权主义、社会倒回到狭隘的种族主义的巨大社会力量。

二．文化认同的自我定位：趋向普遍性

因此，面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新文化“殖民”，我们不仅需要揭露其本身的虚伪性或者特殊性，更需要审慎地考虑在面对一种冠以普适性的特殊文化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文化战略。如此，文化认同的自我定位，在这场文化较量的博弈中，就具有迫切而又极其关键的任务。然而，就当前中国建构自身的文化认同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主要的认识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等同于意识形态认同，三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化相对立。【5】当然，这三大主要认识误区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为此，透视、穿越这三大认识误区，集中于一点就是揭示它们最终如何导致文化认同本身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但是这种文化认同不是面向未来的自我建构，而是通过回归到传统、翻新典籍。然而，正如人类的人性不能从猿猴那里而是应当从当下乃至人类面向未来的自我意向那里去寻找、去索求确证一样，这种试图通过翻新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的途径，不仅费尽周折而且势必徒劳无功。传统文化，就其合理的元素看来，总会包含在其现代的文化样态中。“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6】因此，“拿早已僵死的东西来取代活生生的东西，这显然无助于建构真正的文化认同。因为真正的文化认同不是一劳永逸地赞同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形式，它是实践性的，是在活生生的文化生活中形成的。”【7】实际上，主张复兴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一部分人是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过度自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含全球化趋势所要求的文明基因，而且比如“天人合一”等思想本身就具有医治现代化所导致的痼疾；另一部分人则是反现代主义的，他们过分地夸大了现代化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等工具理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原子化或者碎片化了人类本真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他们提出中国文化认同的命题本身包含对现代性的否定。

“20世纪是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世纪，也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8】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各国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将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这种等同或者混淆，使得文化认同作为一种自我认知和归属心理，既披上了狭隘的地域性政治外衣，也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其边界。如此，文化认同的自我建构和强化，不是面向人类世界的生成，不是面向增进人类普遍利益的生成，而是一种狭隘的物理意义上的肤色、语言、种族、地域等符号上的追认和集结，从而是以凸显符号差异、利益对立来支撑这种追认和集结的合法性和运行。“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 【9】这种强化异质性、对抗性的文化认同，亨廷顿从文明的角度把它称之为“文明的冲突”。这种意义上理解的“文明的冲突”，确实是贯穿冷战始终的各民族文化角逐的普遍现象，但是冷战的结束本身所揭示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化的终结，而只是作为阶级利益诉求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

意识形态作为阶级及其政党利益的观念、理论表达，它的历史局限在于它以异质性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性或普遍性与自身服务功能的落后性或狭隘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当一种民族文化被其政党的意识形态所左右，那么该民族文化要么固步自封，要么沿着传统往回走，总之难以实现自身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因为，文化交流本身具有交互生成的特性，一种更高质量的文明本身具有同化其他较低文明的功能，而较低文明的自我发展不是弱化而是强化外来较高文明的同化功能，即便这种同化其他文明的过程采取了非文明的甚至野蛮的殖民手段；相反，如果在没有外来的更高质量的文化作为对比，那么该国原生态的、即便落后但却自足的文化往往为本国的意识形态提供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基础，这同时又反过来促使当局基于自身的利益而利用各种手段（如丑化、恶化、敌对化等）来阻碍本国文化与外界的交流，而无视本民族日渐脱离世界文明而必然付出的代价。中国昔日之满清的闭关锁国如此，今日之朝鲜当局亦如此。

近前，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愈演愈烈和社会日趋多元的今天，文化认同的张扬是否有助于社会或者世界的和谐？ 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形式的认同都意味着对‘他者’的排斥”。【11】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将认同等于对自身特殊性或者异质性的归属和张扬，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内在逻辑就是建立在对文化认同的“民族化”理解之上。【12】事实上，文化认同本身是面向普遍性或者同质性的欲求与建构。我的观点倾向认为，就历史而言，文化认同的张扬同时有助于增进社会或者世界的和谐。不过确实应当承认的是，利用文化认同来谋求自身政治目的，却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种借着建构文化认同的外衣来强化意识形态之实体的方式，掩盖下的与其说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意识形态，就其存在的目的而言，它所服务的是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文化认同，是对自身文化异质性的张扬并对其他文化表现出积极的同化冲动，因而这种认同本身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建构，因为认同必须通过对“他者”的排斥而得以体现。” 【13】因此，夹杂着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当从西方席卷东方、从发达国家席卷欠发达国家时，势必遭遇后者的激烈抗拒。因为在后者看来，代表着现代性的所谓西方文明的输入，是对自身文化传统乃至意识形态的渗透、演化和颠覆。

因此，西方作为现代化的文明高地，在欠发达国家那里成了可望而不可求的对象。因为追求这一对象，意味着接受自身被西方化被同质化。将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观念，在一段时期内，像梦魇一样恐吓着东方国家进行现代化或者工业化的信心和步伐。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那里得到一定的经验确证。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折腾与摸索才正确地处理现代化与西方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迈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步伐。但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繁荣，并没有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对西方文明所持有的开放姿态，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伴随着民族富强的过分自信悄然兴起。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与遭遇美国由普世文明的倡导者转向民族主义的维护者的“突变”密切相关。问题是，任何一种文明向传统的回归，结局多半是惨淡的。中国由曾经的文明高地衰落到愚昧状态如果说是根源于自身的闭关锁国，那么今日之中国重建了现代新的文明高地，无不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与西方文明遭遇。回顾历史，在对待西方文化态度上，非西方国家抱有一种程度或重或轻的拒绝主义的路线使得这些国家最终丧失了抵抗西方文明入侵与殖民的整体能力。对此，亨廷顿做过明晰的表述：

“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P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