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亭：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

2005年，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书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令人意外地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而老迈的概念，重新放置在关于消费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2010年此书中文简体字版出版发行（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历经5年"理论旅行"方才登陆的这个中译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理论学界，却显示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意义。面对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加冕，面对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姑且称为"中产"）的迅速崛起并努力谋求话语空间，这本姗姗来迟的小册子，抛出了新的知识挑战与问题意识，让我们在拥抱富裕、强大、腾飞的热气球时，刺目地再度遭遇贫困、穷人等等沉重的针孔。

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new poor）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失败的消费者。"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工作、消费、新穷人》，P85）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他们辜负了这个24小时营业、购物中心林立、处处是导购小姐迷人微笑的物质世界。其次鲍曼提醒我们，并不能将"贫穷"简单折价为物质匮乏乃至身体痛苦，它同时亦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并非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他们不是在惊鸿一瞥中偶然撞见一个洞天福地，而是必须生活在为富裕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中，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所以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意味着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意味着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意味着羞耻感和不合群。当消费社会苦心孤诣地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

就此来看，相较于传统根据收入多寡来界定贫/富的方法，鲍曼的"新穷人"其实花样有限。其理论创新的"高度"，充其量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重新打造了一个没钱消费的"穷人"形象，重点还是钞票的斤两，只不过把支出的兜底翻上了台面。

事实却非如此简单。如果将"新穷人"视为威廉斯意义上的Key word，那围绕"新穷人"的一系列概念变迁、能指漂浮，将会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向消费转折的年代，普通人所历经的生活变迁与千疮百孔，将会以新的政治紧迫性提醒我们眼下正在进行时的、诸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这才是鲍曼"新穷人"真正的题中之义：没有鲍德里亚玄奥的理论思辩，没有费瑟斯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径，以"新穷人"为关键词，更新关于消费的探讨路径，重新开启在

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的可能，并尝试着将此一知识论述，凝聚为充满政治更新潜力的一种共同社会关注。

"穷人"并非一个自然而自足的概念。尽管从内容来说，穷人似乎从来都指向相同的事物--物质的匮乏、自我信心的丧失、社会地位的低微。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与话语空间中，围绕穷人的概念建构，关于穷人的政治想象，却迥然不同。用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工》P186）。

鲍曼并不是第一个试图拆解"穷人"迷思的理论家。在博士论文亦是成名之作的《疯颠与文明》中，福柯在对18世纪"禁闭"的解读中，曾经提到了"贫困"的话语变迁。在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有血有肉、需要帮助的具体存在，"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人"逐渐从道德话语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脉络上被重新整合：一方面穷人意味着贫困，即商品和金钱的匮乏，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穷人代表着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代表着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福柯的研究中，这意味着"新的（禁闭）划分"开始出现，即穷人不再被隔离、被关押，而是被一劳永逸地推向劳动力市场。

那么穷人是如何被驱赶进劳动力市场，如何成功变身为现代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充当了财富最重要而直接的来源？这就是鲍曼继承福柯的话语策略，改写福柯"疯颠"的研究议题而所做出的回答，这集中体现在鲍曼将一个"工作伦理"的楔子打进了贫穷与生产社会的铆钉处。

"工作伦理"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亦是现代化、现代性进程的起点处，开始进入欧洲人的意识当中，并逐渐被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十诫"。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工作"，并非仅仅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它还包含了另外一些就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来说，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劳动必须在工厂主的安排与监督之下进行，劳动完全没有自主性，且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则，包括固定的时间、地点等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一批优秀历史巨著，早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谓的"劳工抗争"，即正在形成中的英国工人阶级，亦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起来与工厂主即资本家进行斗争，并非是为工资、福利等等物质利益而战，他们所捍卫的是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们抗议劳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场所（工厂）进行；他们抗议自己不能安排劳动的进度和内容；他们抗议不能在劳动的同时，与自己的家人呆在一起。正是这个众矢之的"工作伦理"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作坊生产，把穷人、无家可归者、传统工匠们一齐挤压进了大工厂时代。

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开端处的自我铭写，用鲍曼的形容，是发挥了"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它解决了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通过把工作提升为一种伦理，工作--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工作，被改写成道德尊严的一部分。当工作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当工作成为一项高贵并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当不工作、拒绝工作俨然是一种罪恶与道德堕落的时候，"任何由劳动收入所维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惨，"都开始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工作伦理统治之下的穷人，作为生产社会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却只能过着一种现挣现吃、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只有"使劳动力的生存维持到第二个工作日的黎明"，才能够保证工人别无选择，太阳照常升起，蒸汽机车满载着资本家的财富梦想准时起航。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存折的社会。消费社会高扬的旗帜不是生产，而是选择，是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挑选、鉴别的能力与实力。消费社会淘汰了弗洛伊德，因为消费社会不接受延迟满足，消费社会是一个现世社会，一个永远创造欲望与欲求的社会。如果曾经资本主义所驱动的"生产的不断革命"，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么眼下消费社会的幽灵，正在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地吞噬掉曾经浇筑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工作伦理"地基。

在消费社会，"工作"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工作建构。由边沁首先提出、经福柯发扬光大、适用于工厂和监狱分析的全景敞式，已经不能与时俱进。消费社会的主体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他们需要掌控的感觉，需要选择的虚幻。"过有意义的生活"--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的琳琅满目中梦想成真。

这对于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之外的"新穷人"，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宣告，长久的、确定的、稳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在整个西方社会，现在"新的职位空缺倾向于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或者兼职者。"消费社会不再奢望劳动者对于工作内在崇高性质的信仰。灵活性劳动代替了工作，浮动合同取代了保障，没有什么值得奉献一生的工作，消费社会所培养的工作态度是随意灵活。而这个"灵活劳动力市场"既不提供、也不容许对正在从事的职业，报以奉献终身的理想与抱负。工作绝不应该是生活的重心或者一生的战略，它只是一个插曲，一次偶然的邂逅。然而，在自由选择、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灵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我们间或可以在飞特族（Freeter）的浮现中，体味到这种"灵活性"下的现实重负。

吊诡之处，也正是鲍曼颇具慧眼地提醒：消费社会并未将工作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或者说某种工作，正在变得空前重要起来，一种新的"工作美学"正在取代曾经的"工作伦理"，成为消费社会里新的游戏规则。工作成为一个精致的美学对象：它必须是有趣的--多种多样、让人兴奋、允许冒险、包含一定（但绝不过度）的风险；它必须是富有创造力的--充满激情、富于品味、巧言善辩、创意至上；它必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工作与嗜好、工作以及消遣之间的界限，工作就是最令人满意的娱乐。消费社会的工作美学，标榜的是"没有固定时间，投入在每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工作带来的挑战里"。当然，这些工作狂人绝不会在穷人中被找到，他们是比尔・盖茨，是乔布斯，是巴菲特，是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他们不消费，他们只负责工作，创造出让人们乐此不疲去消费的东西。

一个巨大的反转出现了。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工作不再是整个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账单才是评估人类价值与尊严的新标准。曾经，以工作的名义，生产社会把穷人改造成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库，今天，同样是以工作的名义，消费社会彻底抛弃了穷人，把工作、创造、劳动的桂冠送给了富裕的精英们--"让人获得满意经验的工作、自我实现的工作，与生活意义相关的工作，作为一切事物核心或者中枢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或者恶名根源的工作，简而言之，作为职业的工作，已经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精英所特有的标记，其他人没有机会以作为职业的方式来经历他们的工作（《工》P8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社会分工是，精英人士负责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费，穷人?！对不起，系统不支持查询。

与"工作"一起倒戈的还有"福利国家"。鲍曼不是第一个向我们报告这则不可思议消息的赫尔墨斯，早前翻译引进的《No Logo》等书，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噩耗：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大多数选民支持的执政党，都在忙着削减、撤回福利供给，或是允诺更为优惠的个人所得税。福利体系被指责为"效率低下且无法存活"，福利国家被解读为宠坏懒汉、娇养恶棍。一句话，全球范围内的福利制度正在遭遇全线的溃败。

这是一个比"新工作"更为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曾经，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现在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纳税人们高喊：不要拿我们的钱去养懒人。曾经，政治家、社会学者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现在，"一个不是福利国家的国家，以及没有国家主管安全网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了现实。曾经，建设一个福利国家被赞许为"超越左右"的政治共识，象征着跨越阶级的团结与人道主义；仅仅20年，即使最富洞察力的学者也始料未及--"从来没有，民主政体下的大多数选民，在自由支持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这同时伴随着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过程。不同于"劳工阶级"（working-class）意味的穷/富对立，"下层阶级"（lower-class）指向的潜在社会流动，"底层阶级"（underclass）一词的出现并风行，成功建构起了一个无用且危险的穷人形象。在鲍曼的知识考古中，underclass一词，最初是由缪尔达尔在1963年预言"去工业化"的危险时首次使用的，即工业生产的萎缩，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性失业和没有资格受雇。这个词汇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直到70年代末期（也是福利国家制度开始遭受重挫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和公共共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