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阿伦特：市侩主义下的文化危机

“文化中国”在这些年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口号，无论是政府高层的文化创新，民间社会的大众文化崛起，还是知识界从左翼、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等各种视角出发的文化论述，总体而言，强调一个本土化的接地气并且具有中国道路、中国气派的文化论述，成为朝野之间意识形态论述的合流，不过，在强劲却空洞的文化论述中，弥漫着的却是创造力的枯竭和山寨的狂欢，一种从上到下的文化焦虑感像幽灵一样飘荡在中国的上空。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回到经典的文化论述中间去，去寻找、探索和发掘可能的文化再生之路。

阿伦特的论述就是这众多的值得重视的表述之一。阿伦特是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界独树一帜的学者，最近，阿伦特的随笔集《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中国翻译出版，除了收录《何为自由？》、《何为权威？》、《真理与政治》等经典的政治哲学论述外，也收录了她对教育危机、文化危机等知识社会比较关切的议题的见解。阿伦特对于文化危机的论述，隔着遥远的时空，切合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和大众社会的基本现象，因此特别值得此时此刻来重温。

有教养的市侩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作为一个语词的“文化”起源于罗马，意思是“培养、居住、照料、照管和保存，它首先涉及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本身代表了一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自然被视作有灵性的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存在，不可被予取予夺。阿伦特的这种观念与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主流观念，也就是历史学家史华慈所言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大相径庭，后者往往对自然抱一种掠夺式的功利主义态度，以及无视自然本身作为一个和谐系统的傲慢。

除了培育自然的含义之外，文化还意味着“照管往昔的纪念碑”，与历史记忆有着不可剥离的关联。正如阿伦特所言，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对自然的培育和对历史的照管是阿伦特文化观基本内涵的两个层面。正因为此，那些承担这种责任的“无用之人”应该被尊重并铭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是否有文化涵养，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测量：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对最无用却最具世界性的事物的态度，即对艺术家、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人的作品的态度，或更恰当地说，文化是文明所规定的与这些事物打交道的方式。

依阿伦特之见，20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文化危机就是经典淡出、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关系消逝、历史虚无主义崛起之后，市侩主义对文化的挑战与侵蚀。市侩主义有两种，第一种是常见的，以德国作家克莱蒙斯•冯•布伦塔诺讽刺市侩的戏剧《在故事发生之前、之间和之后》为标志，所谓市侩主义被诠释为一种精神态度：根据即时效用和“物质价值”来评判一切，从而轻视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无用之物和无用职业。毫无疑问，这种市侩主义正是文化上虚无而政治上犬儒的主流价值观念。常言所道的拜金主义和物质主义等，都可以归入此类，而这种价值观念导致这30年来的中国人对待自然、历史、社会、他人和自我，基本上都是一种要么虚无主义、要么功利主义的态度。精神生活极度贬抑，而物欲面相却高度张扬。

但是阿伦特的睿智就在于：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市侩主义是知识界比较容易感受到的一种低端状态，相对比较复杂而高端的市侩主义则显得更为隐秘而富有腐蚀能力。第二种市侩主义被她反讽性地命名为“文化市侩主义”或“有教养市侩主义”。与前者相反，在后一种市侩主义中，社会开始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社会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和身份，开始垄断“文化”。

阿伦特认为这种“文化市侩主义”的崛起，跟欧洲中产阶级的所谓文化自觉有莫大关系。出身低微的中产阶级在获得必要的财富和闲暇后还要辛苦往上爬，打败贵族制，战胜贵族们对他们满身铜臭味的轻蔑。因此，“在追求社会地位的斗争中，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武器。‘教化自己’离开现实所在的低级领域，上升到一个据说是美和精神所在的高级但非现实的领域，以艺术和文化的途径来逃避现实。艺术家们则在这个过程中嗅出了被排斥到现实之外，陷入一个外表谈吐优雅，实则让他们丧失意义的空间的危险”。

这种在形式上表现为向精英文化甚至宫廷文化靠拢、模仿的“媚雅”，主动从自身脱胎的文化阶层中抽离出来的做法，在中国社会一般称为“附庸风雅”的过程，在阿伦特看来却是一种昆德拉所谓的“媚俗”，这种中产阶级的“媚俗”非但没有拯救艺术或艺术家，反而导致文化的全面解体，昨日的文化价值变成今天的文化资本。

阿伦特非常激烈而犀利地抨击道：“文化对象首先被市侩贬低为无用之物，直至后来，文化市侩又把它们当作货币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更高的自我尊严。在来来回回的交换中，它们像旧硬币一样被磨损，丧失了所有文化物原来独有的，吸引我们和感动我们的能力。”在她的哲学中，一旦文化被物化或者说异化成可量化的利益，那么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就遭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人的尊严也就遭受践踏和羞辱。

文化的衰败

虽然阿伦特也面临质疑：以捍卫文化的纯正和高贵的名义来拒绝社会新兴阶层，并嗤之以鼻为“有教养的市侩主义”，这等于将文化阶层设定为一个社会的封闭群体，而其实质或许是在慢慢地磨灭文化的保存与延续能力，这似乎与阿伦特一向强调的开放心灵南辕北辙。

但她一直不曾改变对大众文化尖锐的批评态度，其理由是当大众文化攫取文化对象的时刻，社会的生命过程将最终消费文化对象，吞噬和毁灭它们。几乎在阿伦特所有的著作里面，她都对一种仅仅以维持生命的新陈代谢为最终目标的“生命哲学”表达鄙视，认为这种粗鄙的生命哲学（其实质是明哲保身的唯我主义）会导致个人终生怯弱地栖身在私人生活领域并寻求庇护，而不敢严肃地做出判断，并勇敢地跨入公共领域来与共同世界周旋。

娱乐就成为文化的替代物来喂养私人化的自我，并用于“消磨时间”。为了满足大众社会的个体这种娱乐的深层需求，那些矗立在永恒的文化世界的作品比如书籍或绘画等，便被改头换面，如在改写、压缩、摘录，为迎合复制或电影改编的需要而删减之后，它们的文化本质就大大受到影响了。这些以传播文化名义进行的改编，以阿伦特之见，“并不意味着文化传播到了大众，反而是文化为了迎合娱乐的口味被破坏了。其结果不是文化的解体而是衰败”。

尤其当这种对文化作品的改头换面渗透了意识形态的元素之后，文化就成为了一种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兴趣，又要提升民众的政治觉悟的奇特的混合物，简言之文化成为一种既要放松（麻痹）又要控制民众，并与国际文化竞争的展示性的软实力。这种文化观（或者说娱乐观）无疑在骨子里仍旧是功能性的或者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变种。

那么文化与娱乐的界线在哪里？在阿伦特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关联着对象，是一个属于世界的现象；娱乐关联着人，是一个属于生命的现象。一个能持存的对象才是文化的。娱乐仅仅与生命的自我保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有关，不具有神圣性和严肃性，而文化却与人所栖身的世界的存续相关，这是一个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在单个人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而在他消亡之后仍旧存在的共同世界。

即便如此，阿伦特并不完全否定娱乐在个体生活中的意义，她能够看清大众娱乐荒谬的反世界本质，但仍旧从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角度承认娱乐的存在及其有限意义，正因为此，她激烈批评那些一方面在大众社会娱乐至死的快感中放纵自己，另一方面却完全否定娱乐的价值的人，认为这些人“鄙视娱乐和消遣，因为从它们当中得不出‘价值’，从来都是有教养市侩主义的标志。就文化的保存而言，的确那些用娱乐来填补空余时间的人，要比那些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用随便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玩意儿来填补空余时间的人，对文化的威胁要小”。前者与文化世界处于隔离状态因而相安无事，后者却是不断侵入文化的世界，将消费社会的包装、售卖等都美其名曰文化的大众化和社会化。在阿伦特看来，“消费社会不可能懂得如何照料世界，因为它对所有事物的主要态度，即消费态度，注定要毁灭它所触碰的一切”。

“人文主义”药方

这就是阿伦特所觉察到的20世纪以来的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危机，一个消费社会的崛起生成了一个庞大的有教养的市侩主义者群体，这个群体以文化的名义玩弄、曲解和损害文化，特立独行的卓异品质成为一种可以包装的文化标签，标新立异的作品可能隐含了最深的利益动机，最玩世不恭地对待文化以显示反叛个性的人，很可能是最会计算文化价码的人，虚伪和势利成为这群人的典型人格特征，而严肃和真诚也是这群人难得一见的精神品质。尤其当这样一个群体与政治力量合谋来操控社会领域的文化运作时，几乎所有的异质、卓越而多元的文化形式，都会以“文化正确（或限制娱乐的形式）统摄文化”的形式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这时候，文化内涵的创造性的本质就会遭到极大的困扰甚至毁灭。而一旦人类陷溺在古希腊人一直警惕的“目的-手段”的恶性循环之中，它的自我就会变态地膨胀，它的心态也会越来越焦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恬淡和自得便不再可能。表面上看人类似乎变得越来越具有“行动能力”和生活实践的勇气，但这其实是一种变态的“消费能力”而已，它已不再是照料这个世界，而是毁灭这个世界。

在这种文化的危机时刻，阿伦特认为应该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立场，以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面对世界与自我。所谓人文主义是有教养心灵的产物，是一种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赞美世界之物的态度。作为人文主义者，我们可以超出政治家和艺术家的对立，正如我们可以自由地超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和追求的专业一样。我们可以超出各种各样的专门化和市侩主义，达到自由运用趣味的程度。因此，按照阿伦特的这些论述，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有一种对待世界之物的审美的超功利态度，也应该有一种从条块分割的专业主义视角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从整体上观照这个我们栖身其间而变动不居的世界，人应该成为大地上诗意的栖居者。

阿伦特特别重视趣味在抵抗市侩主义的过程中的意义，她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趣味作为一种真正有教养的心灵，只会在品质意识深入人心，美的东西被广为认同的地方起作用；因为趣味在品质中间分辨和做决定。这样，趣味以及它对世界之物随时警醒的判断，限制了对纯粹美的东西不加辨别、无节制的爱；它为制造和品质领域引入了一种纯个人的因素，也即为之赋予了一种人文意义。趣味驯化美的世界却不为它所征服，它以自身‘个性’的方式照料美从而创造了‘文化’。”

趣味是一种文化能力和审美品质，它诉诸判断和决定，它对世界的兴趣是“无功利的”，它凝聚为有教养的个人的精神气质。而有教养的人在阿伦特看来，应该是一个“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阿伦特引述西塞罗的话指出，对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来说，无论科学家的确定性、哲学家的真理，抑或艺术家的美都不是绝对的；人文主义者既然不是专家，他在运用趣味和判断力上就不受各门专业加给我们的强制。

从阿伦特的论述可以看出，过度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其实是对培育人文主义的一种损害，而人文主义最根本的落脚点是人回到原初的本真状态，以一种“哲学源于惊异”的好奇心与爱心照料、安顿这个世界及其历史记忆，唯有在这种自由、开放而无我的状态之中，世界的美才会向人文主义者投来最强烈的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