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虹：景观的激进批评与景观文化的发展

法国思想家、国际境遇主义代表人物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关于“景观”的思想，是当代媒介批判的理论源头。国内对他的研究非常缺乏，但渴望了解的人很多。《景观社会》是他的一部力作，于1967年发表，并于2006年译成中文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与此堪称姐妹篇的《景观社会评论》，则由笔者翻译，将于近期出版。由于《景观社会评论》的整体写作风格是片段式的，而且作者在开篇中又做了“我显然无法在书中畅所欲言。总而言之，我必须十分地小心，以免授人以柄”的提示，因此，虽然作者在文中的思想表述有着一定的系统性和关联性，但在结构上看起来未免有些零散。为了快速将学术信息传递给国内学术界，特先对《景观社会评论》作综合性评介，再按照不同主题进行介绍。

一

《景观社会评论》（Commentaires sur la soci-ete du spectacle）由居伊・德波于1988年所著，并于当年由法国齐拉德・雷伯维希（Gérard Lebovici）出版社首次推出。德波一生著述不多，其思想主要见于《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67）一书中。《景观社会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并非是对《景观社会》的续写，而是针对西方“景观”[1]社会状态展开的又一次深刻批判。

在《景观社会》中，德波首次把“景观”的概念从其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含义中提取出来，赋予它以批判的内涵，借此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西方社会进行描述，“绝不能将景观理解为对视觉世界的滥用，抑或是影像大众传播技术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是某种实在化的、物质化了的世界观。它是已经对象化了的世界观。”[2]“景观是金钱的另一面：总体上抽象地等同于一切商品。”[3]德波试图透过对景观的批判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商品消费社会的本质。在《评论》以及《景观社会》中，他都指出了现代景观所体现出的本质内涵：“它对市场经济实行专断统治，而此时的市场经济早已具有了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统治地位；同时，它综合了伴随这种统治而产生的政府所具备的各种新型职能。”尽管《评论》并不是《景观社会》的续篇，但从中可以看出，两篇文章都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带给人们的幻想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并号召通过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的方式最终颠覆这种幻想。

在《评论》中，德波试图对自《景观社会》发表之后的“景观”社会状况进行描述。他提到1968年发生在欧洲的动荡，指出，“这次动荡虽然在个别国家持续了数年，却没有能够在任何地方推翻该社会的现存组织机构，显然，属于这一社会的现存组织机构是自发地产生自该社会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景观可以持续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说，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景观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同时，与遭遇攻击的其它权力一样，景观甚至已经具备了新的抵抗进攻的能力。有些人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未免危言耸听，“至于景观本身，人们有时会认为我对这一概念的创造纯属子虚乌有，并因此责难于我，同时也不时指责我沉湎于此，并过高估计了景观的深奥性、整体性和它的实际活动能力。”对此他予以了嘲讽式的驳斥，“我必须承认，在之后出版的那些有关这一问题的较新论著中，作者能够证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轻描淡写地进行。这些论著的作者会勉为其难地选取现象表面某个单一、静态的细节来取代总体性及其运动，一般来说，他们会选取一个独特的，但不会给他们惹来麻烦的细节来证明其观点的新颖之处。没有人会在他的阐释中对那些缺乏依据的历史性判断提出置疑，因为这是在冒谦虚的科学态度之大不韪。”在肯定景观现象的基础上，他强调景观社会一直在快速向前发展，同时，景观显示出了强于以往的力量。德波试图对景观目前的发展轨迹以及景观在将近20年间的迅速延伸和扩展所造成的现实后果进行分析和评述。

在《评论》中，德波再次肯定景观的存在，“今天，尚没有人能够对景观的存在及其影响力提出合理的置疑。”“现代社会就是景观的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连默默无闻也会很快地成为受人关注的原因……”。在德波看来，一切都处于景观统治之下。他指出，是景观“自己”在组织着关于它的争论，因此，这样的争论是“空洞”的。对于争论的具体内容而言，人们更愿意以“媒体”作为讨论的对象。这样一来，关于景观的讨论最终就变成了有关某种公众服务机构的争论。显然，德博尔对媒体这样的传播方式并不抱以肯定的态度，认为大众传媒的最终现实结果是“纯粹的单向传播”。通过大众传媒，大众得到的是“已有的结论”，而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不过是一些指令；而发出指令者就是对这些指令评头论足的人，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和谐。”不过他也承认，“媒体就其本质而言无疑是好的，因为它为传播提供了便利。”但当传媒被滥用之时，就出现了灾难性后果。德波对媒体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做了总结，“景观只是媒体泛滥的表现”。通过“景观政治、景观司法、景观医药”等媒体泛滥的具体例证，德波指出，“景观权力在本质上就像个彻头彻尾的暴君”，因为它会对外观“百般挑剔”。景观权力具有“统一和集权的性质。”因此，“大众传媒的内容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为了掩盖景观融合”。在德波看来，景观融合局面的最终出现是“势不可挡”的，他将其比作支配资本家竞争欲望的“商品的统治逻辑”以及推动武器不断改良的“战争逻辑”，借此指出，是“景观的强硬逻辑控制着乌七八糟的媒体内容所体现出的无限多样性”。他进一步提出，在《景观社会》所描述的景观状态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景观所产生的最大变化在于，“景观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已经成功的使整整一代人的身上印有景观法则的烙印”。

二

就景观的发展，德波对早期的理论阐释模式又进行了新的补充。这也是《评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景观社会》中，德波曾将景观力量区分为两种连续而对立模式：集中模式（la concnetréé）与扩散模式（ la diffuse）。前者，如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意识形态以某个独裁者为核心，属于集权主义性质，俄罗斯和德国是这一模式的始作俑者。后者则以世界的美国化为其表现，在该模式的作用下，工薪阶层的自由选择权体现在对商品的选择上。在《评论》中所补充的第三种模式是前两种模式相结合的结果，德波称之为综合景观模式（le spectaculaire intégré），其基础是扩散模式，典型代表是法国和意大利。德波将这种新型景观模式的出现归因于下列因素：斯大林主义在人们政治生活和意识中的重要影响；民主统治的薄弱性；政府长期的一党专制行为；以及消除革命活动中那些意外冲突的需求。

综合景观使集中和扩散各自的特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与此同时，它们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就集中而言，控制中心现在已经变得隐蔽，不会被任何一个身份确定的领导者或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所统治；从扩散的角度来说，景观从未以如此的规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对象上刻上它的印记。”因为综合景观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将自我彻底融合到它一直着力刻画的现实中去，以及，根据其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结构现实”。这样一来，现实生活就与综合景观结合到一起了，因此，“今天，任何社会结构都无法摆脱景观的控制了”，“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

景观在践踏着现实，改变着现实，“现代工业对利润的追求及其实现的方式改变和玷污了文化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德波对未来的态度显然是悲观的，“尽管先人们留下来的古老书籍和建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仅存的意义也注定会不断走向衰减，甚至会根据景观的要求不断地对其进行渲染或进行类别划分。更甚者，连遗传学都准备欣然地与社会统治力量相互勾结了。”

景观的存在使人们沉浸在“狂欢式的愉悦”之中，因此，劳动分工不复存在了。这是景观统治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这意味着主体的“真正能力”不再受到关注。由此，短时间内的身份置换成为可能，毫无关联的职业在景观的作用下被联系到一起，“金融家可能成为歌手；律师可能成为间谍；面包师可能会炫耀他的文学品位；演员可能成为总统；厨师可能会使其烹饪技术富有哲学的味道，就好像这些烹饪技术可以被看作世界史的里程碑一样。”在景观中，人们都可以“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或参与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最初专业分工的活动中来”。在许多情况下，“媒体身份”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实际利益，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时，德波也指出，这种劳动分工并非变得完全销声匿迹，只是这种分工以及在实践中的相互合作会不时以新的形式再现，“比如说，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出于暗杀计划的需要而出版一部小说”。就此，德波提出警告，“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因为某人所从事的职业而对其加以信任”。作为国际境遇主义的代言人，德波自然不会忘记自己改良社会的抱负和热情，他不无忧虑地指出，“迄今为止，综合景观的最大野心仍然是将秘密特工转变为革命者，同时，将革命者转变为秘密特工。”

达到综合景观阶段的社会通常具备以下五个特征：不断的技术更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加强了景观的统治，其后果之一就是使“所有的人都听任专家的任意摆布”；国家与经济的结合被看作是本世纪最显著的特征，“这两股力量之间所达成的功守盟约，为彼此在各个领域里获取最大共同利益提供了保障。……这样的结合证明对景观统治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普遍化的秘密是景观的“决定性补充因素”，它隐匿于景观之后，“是景观最为关键的一项活动内容”；无可置辩的谎言使真理几乎在瞬间消失了，“或者，即便从乐观的角度看，真理也已经降低为纯粹假设的状态了”。无可置辩的谎言使舆论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它“成功的消除了舆论”；永恒的当下“就是想要忘记过去，同时似乎对未来不再报有幻想”。永恒的当下与信息的不间断流通直接相关，这些信息通常是些经过渲染和夸大的无足轻重之事，鲜有重要之事。

三

景观实现全面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地根除历史知识，这首先要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着手，从消除一切有关的有用信息以及那些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情加以理解的评论入手”。景观可以使人们对所发生之事毫不知情，或在事发之后使人们迅速淡忘此事。德波不无嘲讽地指出，“事情越重要，就越要对其进行隐藏”。他进一步分析，“任何绝对权力对历史的压制程度都取决于其谋取利益或承担责任的迫切程度，尤其取决于其达到目的的实际能力”。在综合景观新技术的作用下，“愚蠢的言行强制性地获得了普遍地尊重”。德波指出，景观通过隐藏事实或抹去社会生活中的历史痕迹实现了对历史的“放逐”。

因此，当前发生之事都隐匿到一个“遥远的神话王国中”，其中“充满了无法证实的故事、无从查证的数据、没有由来的解释以及站不住脚的推理”。德波认为媒体从业人员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与景观的整体权威以及景观所表达的社会之间从其内心以及职业角度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所谓的专家也是不可信的，“所有的专家都服务于国家和媒体”，“最有用的专家莫过于那些善于撒谎的人”。

德波从以下事实来说明客观历史的消失。掌握全面信息的人可以“随意塑造和改变”某个人的声誉，“景观无需知道历史证据，历史证据也不再成其为证据”，“一个人的过去可以被全面地重写、彻底地改变”，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而那些隐藏于景观中的操纵者惯于使用“虚假证据”，观者在亲眼目睹了可以表明这些人丰功伟绩的虚假证据之后则无法认清他们所犯的错误。因此，德波警告说，“如果不亲自对某人某事进行了解的话，你是不再可能去轻易相信其人其事了”。同时，“媒体话语以及转述该话语的各种组织机构无处不在，人们根本就无法长久地摆脱其影响”。德波不无悲观地指出，“过去在知识界，有一些人颇具备核查实据、接近客观历史事实，或者至少能够确信此历史事件值得大家了解的能力，并以此为荣，但现在，这样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甚至不再存在任何经得起推敲的文献真实，国家图书馆的电脑目录有着完善的装备，将一切可能的残存痕迹都消除殆尽了。”德波再次提出警告：“一旦一个国家在运行中普遍而永久地缺失了历史知识，那么，对这个国家的领导策略势必缺乏对全局的考虑”。

历史与民主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在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