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评说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个框，啥都能往里装。文化概念的外延本来就极为广阔，加上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所以中国的文化结构异常复杂，类型极其繁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著述颇丰，如林语堂的《中国人》、王玉波的《大樊笼、小樊笼―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崔永东的《内圣与外王―中国人人格观》、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潘光旦《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姚国华《文明的棒喝》、孙隆基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傅建增的《传统与超越―中国文化的历史思考》、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黎鸣的《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等等，相关文章更是多如牛毛。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罗列、分析和归纳，有的还分析了其利弊得失，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也有好的东西，比如坚韧顽强、孝敬父母、重亲情友谊等，否则何以延续数千年之久？但其中丑陋的东西也不少，所以才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说。再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各种对立乃至相反的文化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使得从总体上笼统地、综合性地评判中国文化确实很难。只要你敢说出个一二三，给你商榷、挑刺儿的人就会蜂拥而至。尽管如此，不少学者、文人还是勇敢地进行了尝试，提出了自己的总体看法。如姚国华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内在人格，随大流；缺乏内在尊严，爱面子；缺乏外在约束，需道德；缺乏创造性，爱模仿；缺乏独立主见，喜顺从；缺乏灵魂，爱凑热闹；缺乏自由意志，很散漫；缺乏自信，好自吹；缺乏科学态度，好迷信；缺乏超越性信仰等。史仲文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官为本，少民主；以农为本，轻工商；以儒为本，少平等；以礼为本，少法治；以土为本，少开放；以经为本，少自由；以家为本，少个性；以德为本，少科学。还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有十二个基本特征，地域特征是大陆文化；经济特征是小农文化；信念特征是道德文化；人格特征是等级文化；法律特征是人治文化；认识特征是道运文化；组织特征是亲缘文化；价值特征是生存文化；行为特征是求同文化；习俗特征是消费（享乐）文化；市井特征是流氓文化；心理特征是老年文化。还有人列举了中国人思想的八大劣根性：无视公德的极端自私性，享乐主义的极端奢靡性，缺乏博爱的极端冷漠性，表里不一的极端虚伪性；浮气冲天的极端狂躁性，逆来顺受的极端奴性，死要面子的极端虚伪性，为升官不顾一切的极端权力欲。还有人归纳了中国民族精神之伤：重实力轻规则野蛮粗鲁，行贿赂送谄媚丧失人格，喜称王爱称雄争强好斗，互猜疑不服气勾心斗角，耍阴谋施诡计唯利是图，见利益忘仁义投机取巧，讲人情顾面子徇私枉法，畏强权仗暴力丧失原则，甘做狗不知耻惟命是从，无立场怕担责唯唯诺诺，爱虚荣喜显摆死要面子，求享乐求安逸自甘堕落，无涵养无水平自命不凡，瞎吹捧媚权威鹦鹉学舌。一篇《中国家长身上藏着十把刀》的网文，列举了中国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孩子造成的严重伤害，即砍去民主，种下强权的种子；砍去爱心，种下自私的种子；砍去诚实，种下说谎的种子；砍去冒险，种下平庸的种子；砍去守纪，种下违法的种子；砍去善良，种下恶行的种子；砍去自然，种下破坏的种子；砍去创新，种下机械的种子；砍去欣赏，种下嫉妒的种子；砍去竞争，种下仇恨的种子。荣格曾说，文化最终会沉淀为人格，这十把刀何尝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宋圭武先生深刻剖析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即有利于做坏事的，不利于做好事的；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了社会效应；有利于熟人，不利于陌生人；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他还总结了中国人的一二三四五，一是公共意识几乎为零；二是人生目标为现世总效用的最大化，三是性和饮食为两个主要人生支点；四是面子、血缘和权力，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三个关键点；五是自我、血缘、面子和模糊的超越界组成的四重人格结构；六是五大现实表现，即.权威主义、机会主义、平均主义、血缘主义和功利主义。

事实上，在偌大一个中国，要想找到完全一致的文化特征根本不可能；一种观点只要能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同特征，那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价值；当然概括的面越宽，其学术和社会价值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结论已经相当可圈可点，大可不必求全责备。

从现有的著作、文章和言论来看，多数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总体上是低劣的，与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格格不入，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特别是柏杨先生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什么好东西放进去也会变味，最终已变得腐臭不堪；黎鸣老先生等则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揭露和痛斥；鲁迅先生更说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相当高级；还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是优秀的，否则何以解释我国古代的辉煌成就、世界领先？特别是某些人颇为自得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潮流。

到底该如何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呢？微观的、具体列举式的评说过于繁琐，也不容易列举完全；宏观的评说又很难概括各种文化现象，得出的结论容易出现偏差。笔者认为从四个角度或方面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有助于得出相对客观、公正、全面和科学的结论。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看文化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有历史学家说过，看待历史现象，需要回归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才能对历史现象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看待传统文化，应该分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客观原因和历史功能。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以现代目光和标准来看，可能会一无是处，或者毫无道理；但从当时看可能相当合乎情理。从历史角度我们还能看出文化的演进路线及其优劣的转换轨迹。

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性与变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我国封建时代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科技不发达，市场只限于简单交换，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愚昧，大一统天下能够形成对外战争的优势，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宁和稳定，集权制还能集中力量兴办水利事业，有效减轻旱涝灾害，促进农业生产。所以在那个时代，中央集权制或许是更好的政治制度。但由于秦始皇及其后代的荒淫无道，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的优势。况且好的制度发挥作用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古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非常缓慢，由于秦王朝时间短暂，那个制度的良好效应也未能充分体现过来。

唐朝时期，经过汉朝、隋朝的铺垫和唐朝的改进完善，中央集权制度更为完备；官员科举考试制度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较好地保证了官员的德才；中央设置了三省六部，机构也较为合理；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同时健全了行政监察和司法审判制度。唐太宗李世民比较开明， “以史为镜”，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实行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水利、农业、手工业、采矿业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使得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发挥。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曾经出现过中国封建盛世的典范――“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至今仍让后人称道。

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优越性在唐朝前中期得到了充分发挥，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个制度的最大的也是固有的弱点，是对统治者的德才有较高的要求和依赖；但因皇位的世袭制而没有竞争择优制度，使得这个要求和依赖难以保证。遇到昏君就会引起社会混乱、失稳，从而造成被动领导人的“被动”择优；由此造成中国社会的之乱循环的典型特征。开元中期，谏诤之风渐渐衰落，唐玄宗不仅自已大兴土小，行游宴乐，而且“专以声色蓄养娱乐”的方法防止兄弟诸王的祸变，换取大臣对他统治的支持。此后世风日下，奢靡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从宫中逐渐弥漫到民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最终造成 “德消政易” 和“志满意骄”，酿成“安史之乱”大祸，丧失了唐朝的“太平之业”。

宋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成熟。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已经相当复杂，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中央集权制开始变得不再适应，官员任命制的缺陷日益显现，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更为凸显。为维护专制统治，重农抑商，治民术高度发达，官场内部勾心斗角高潮迭起。奸臣当道，贪官污吏盛行，民不聊生，反民蜂起。这个时候，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制度开始由一个好的可能性较大的制度变为坏的可能性很大的制度。宋朝成为中华民族衰败的转折点。

到了明清时期，政治日渐腐败，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晚清谴责小说家李伯元所作的《官场现形记》，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他们或龌龊卑鄙或昏聩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加之生产力、科技和市场的发展与进步，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彻底沦落为腐朽反动的政治制度，最终由于外国入侵和民众造反而寿终正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虽有巨大缺陷，但在早期曾一度属于比较先进的制度；由于社会的演进和制度弊端的逐步扩大，近代已经完全退化成腐朽、没落、反动的制度。

二、从比较的角度看。文化评判属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很强的相对性。很多东西的好坏、优劣都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比较，孤零零的事物有时很难断定其好坏。通过比较，我们更容易发现文化的优劣与长短。

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各国群雄逐鹿，争霸天下；各国政治制度尚不完善，郡主们忙碌于对外征战或自保；对民众、社会和思想的的控制比较松散，思想的自由度较大，非常有利于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老子、孔子等许多著名思想家和著作，对我国和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我国文化的鼎盛和辉煌时期，而且在世界上也很风光，起码可以和古希腊相媲美。因此，那个时代的文化相当不错。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而那时西方各国战事连绵，争斗不断；其他各州的文明进化程度也相当低下。就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其他各种文化也非常高超，成就辉煌。

明清时期，西方国家经过工业和科技革命，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银行、股份制企业、股市、各类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和发展；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权、自由、公平、正义、法制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不少国家建立了宪政民主体制，实现了民富国强。所有这些都凸显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我国还在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的的泥潭里徘徊不前，社会如死水一滩，政治腐败不堪。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相形见绌、乏善可陈了。

三、从绝对的角度看。完整的价值判断，不仅需要相对比较，而且也有绝对的标准。一件事物的好坏和优劣，应该有一定的客观和科学依据.。我们说一个人好，这个人起码应该讲道德、不骗人、不害人；总不能把盗贼、流氓、骗子说成是好人。笔者在《如何评判文化的好坏、优劣与高下》谈到，评判某一文化好坏、优劣和高下的依据，就要看它是否符合该文化共同体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某种文化能较好地满足该文化共同体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且有利于、起码不伤害更高层次的的公共利益，则是好的、优的、高的文化；越是能更好地满足该文化共同体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越能兼顾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则该文化越好、越优、越高。如果该文化损害了文化共同体的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或更高层次的公共利益，则这种文化就具有了孬、劣、低的成分；损害面越宽、损害程度越严重，则孬、劣、低的程度就越甚。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包括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仁爱、和谐等普世价值是实现、维护个体利益和不同层次公共利益的必要保证。因此应该成为鉴定文化好坏、优劣和高下的具体标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都是当权者、长者为所欲为的规矩和道理，如官本位、分贵贱、潜规则、假大空、好特权、三纲五常等等，很少有人权、平等、自由的基因，很少有体现普世价值的东西，很少有有利于民众幸福和公共利益的东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们只能看到贪官污吏的随心所欲和残暴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