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全：大众化的想象与精英化的现实

内容提要：文化研究实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向来无法摆脱精英化的趋向。但是，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又努力树立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观，摈弃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其最终结果是将文化研究自身也看成了一种大众文化实践。因此，本文认为，文化研究陷入了大众化想象与精英化现实的矛盾之中，其大众化追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民粹主义信仰。而民粹主义信仰实际上是当今左翼知识分子合理化自身行为（文化批判）的一种意识形态。

关键词：文化研究 文化批判 大众化 精英化 民粹主义 意识形态

雅克・拉康提出著名的“镜像阶段”概念，认为人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象征阶段”之前）将自身认同于镜子中的幻象，生活于对自己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路易・阿尔都塞又将此概念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演绎成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整个一生通常都处于“镜像阶段”，生活在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想象而非现实之中，人乃是“意识形态动物”。拉康和阿尔都塞（尤其是阿尔都塞）都是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源泉①，文化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以破斥“镜像”和批判意识形态为基本目的的。揭露自我想象的虚假性，尤其是揭露那些与现存统治紧密结合的自我想象（身份建构）的虚假性，乃是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然而，颇具讽刺色彩的是，文化研究本身也不得不陷入某些虚假的自我想象之中，文化研究者也往往生活在对自身事业的想象中，对于自身的实际状况缺乏清楚的反思，有时甚至刻意回避某些有害其美妙自我幻象的明显事实。在这里，我想谈的是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幻象。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大众化与精英化的悖论，文化研究将自身想象为大众化的，而实际上却往往是一种精英化的活动。

一

文化研究无法摆脱精英化的命运。这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

文化研究虽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案，其人员出自社会学或文学批评等非常不同的传统学科；但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传统的实证主义文化分析，具有明显的左翼文化批评色彩。对于什么是文化研究至今缺乏明确的界定，文化研究似乎也拒绝清楚的界定，因为这正符合文化研究中盛行的不确定性教义。但即使接受乔纳森・卡勒较为宽泛的说法，文化研究有两个来源，除了英国学派之外，还有法国学派（卡勒似乎漏掉了德国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②文化研究之为左翼文化批评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众所周知，在英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诸成员都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E・P・汤普森等人虽然批判正统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雷蒙・威廉斯之所以被公认为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也显然与他自觉冲破阿诺德和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传统而服膺马克思主义有关。在法国，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肯定是左派性质的。德波德和情境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波德里亚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晚期虽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仍然属于左翼成员；罗兰・巴特对流行文化的分析显然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范畴，也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批判性研究，都与左翼激进政治联在一起。

今天，文化研究已经全球化，所以它的批判性质也不再那么纯粹了。本・安格尔认为，当今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政治性的和方法论的两种。前一种仍然忠实于文化研究原初的设想，以某种激进政治为最终目的，致力于对各种形式（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宗教等方面）的文化霸权的批判；后一种则排斥任何明确的政治目的，仅仅专注于对于当前文化现象进行游戏式的分析。③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全面，但很有启发性。它表明文化研究原初的设想乃是一种“批判理论”（虽然不一定是安格尔所喜欢的那种法兰克福学派性质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的“美国化”引起许多人（包括本・安格尔在内）的忧虑，也表明文化研究原本是批判性的。④其实，甚至“美国化”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批判性的，尽管批判的立足点可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文学批评中的耶鲁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虽然排斥任何固定的政治立场，但其解构方法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一种批判方法，与左翼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⑤

既然文化研究本质上是文化批判，文化研究的精英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至少从卢梭、伯克等人从左右两翼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开始（其实应该说，至少从人类存在批判实践开始），批判事业就面临着局限于少数人、陷入少数人圈子之中的危险。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有影响的一种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固然博大精深，能够读懂的真正的工人大众却寥寥无几。这一点，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的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看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队伍中去等著名思想，显然就是直接针对这一问题的。列宁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坦然地承认了无产阶级精英存在的必然性。事情其实非常明白，社会批判的事业乃是一项专门化的活动，绝非随便什么人灵机一动就能做好的。以马克思的旷世奇才，也不得不为这一事业耗尽毕生精力。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仅仅为了较好的掌握已有的思想资源，也需要具备相当的天分和消耗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而这对绝大多数人民大众来说是不可能的。

其实，文化批判的精英化还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劳动分工问题，而且是一个精神取向、生存态度问题。批判意味着必须尽量与被批判对象拉开距离，甚至独立于被批判对象。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就必须努力与资本主义社会拉开距离，甚至处身于这个社会之外。同样，要批判当代文化就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文化，不能将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必须带着适当的怀疑态度去面对它。于是，文化批判必然预设一种非自然的文化接受态度。文化批判意味着批判者必须使它所面临的对象“陌生化”。凡是遵从已有习惯去接受某种文化现象的人都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人，都不可能进行文化批判。批判者必须将习以为常的东西看成是成问题的，必须在理所当然之处发现理所不然。所以，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学说到罗兰・巴特的“去神秘化”学说都努力将批判看成是一种违背文化接受者的自然倾向的事业。因此，在众人以为无可怀疑之处发现问题，乃是批判的前提。但是，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的”、习以为常的文化接受方式的拒绝，而后者却是绝大多数人接受文化的基本方式。于是，文化批判实际上就意味着将自身作为一种非大众的接受方式分离出来，并赋予自身以不同于乃至优越于大众接受方式的特殊地位。文化批判本身就划出了两类人。一类是精英，一类是大众。可见，文化批判不可能不是精英化的。

法国新潮理论家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显著的例子。罗兰・巴特区分出“可写的文本”与“可读的文本”，可读的文本只需读者“消极地”接受即可，而可写的文本需要将文本阅读过程变成生产过程从而使阅读成为另一次写作。表面上看，巴特所说的可读的文本似乎应该指传统古典文本，而可写地文本似乎应该是现代主义文本，但实际上从巴特的《S/Z》一书可以看出，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是对不同的读者而言的。对普通读者而言，一切文本皆为可读的文本；对于像巴特那样的专业读者来说，一切文本皆为可写的文本。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对一般读者是可读的文本，对于巴特则是可写的文本。两种读者、两种阅读方式的区别实际上是很多法国左翼新潮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可回避的前提。皮埃尔・马舍雷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讨论文学问题，明确区分“朴素的阅读”与批判性的阅读，最终也不得不与罗兰・巴特一样堕入精英主义的泥潭。普通读者不会进行罗兰・巴特那样的“生产性阅读”，也不会进行马舍雷那样的“症候式阅读”，能完成这种阅读的只能是少数人。因而，法国批评家将自己的工作与普通人对待同一对象的方式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同时表明，像他们所做的那样一种文化研究，走向精英化是不可避免的。

二

但是，文化研究诞生伊始，反对文化的精英化（包括文化研究自身的精英化）就是其倡导者们苦心追求的目标之一。文化观上的大众化可能要算是文化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了。文化观的大众化首先表现为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即研究的主要对象）。

严格的意义上讲，作为一种相对统一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开始的。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识文断字的用途》一书的出版和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其基本标志。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文化研究的创始人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等人从一开始就将反对精英文化和提倡大众文化看成自己基本的使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突出了一种完整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性意义。⑥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则通过追溯自埃德蒙・伯克到乔治・奥威尔以来二十五位英国作者对待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的态度，为英国工人阶级独有的文化（“文化”＝“整个生活方式”）辩护，证明存在一种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真正的大众文化。⑦可见，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力图发掘一种本真的大众文化并为本真的大众文化辩护。

后来的文化研究不满其创始人钟情于本真的大众文化和敌视当代大众文化的倾向，通过彻底抛弃本真大众文化的观念和重新估价当代大众文化而将文化研究的反精英主义立场彻底化了。7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接受了很多理论资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启示文化研究者颠覆精英文化高于大众文化的传统等级观念，波德里亚的后现代学说（特别是其内爆说）则启示文化研究消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再加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模式的不满和对于文化消费主动性的强调，当今的文化研究早已将当代大众文化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众文化研究。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文化研究中不言自明的“事实”。

文化研究不仅固执地将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当今文化研究更是坚决排斥文化的精英性质。当今的文化研究以摆脱精英化而自豪。英国第一代文化研究者本来就确定了一个基本目标，那就是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先锋主义”和阶级意识灌输论。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基本意图就在于证明阶级和阶级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队伍内部产生出来，以说明先锋队思想的谬误。在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的著作中，这一意图也相当明显。当今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化倾向多半就是由此而来的。

文化研究脱胎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利维斯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反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的精英主义立场的结果。阿诺德和利维斯实际上并非现代纯文学的信奉者，他们相信文学不仅不是无功利的而且是有最崇高的功利目的的。他们将文学看成宗教的当代替代物，认为文学以培养超阶级的优秀人格（所谓完善的人）为基本目标。利维斯并不钟情于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而是钟情于英国历史上颇具道德感的一批作家，其《伟大的传统》一书建构了一个独特的英国文学经典序列。利维斯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高贵化”的目的。文化研究继承了利维斯从社会功利方面看待文学和其它文化现象的思路，但坚决摈弃他的精英主义立场。雷蒙・威廉斯和特里・伊袼尔顿都严厉批评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说它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研究不再认为文化和文化分析可以超越特定阶级和群体的态度和立场，而是相信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这就彻底否定了阿诺德和利维斯从纯粹精神的角度所界定的“精英”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