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

作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文本，小说《青春之歌》及其改编的电影在当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有着重要位置。但与同时期的文本相比，《青春之歌》的“经典”地位是在与主流话语的微妙错位与缝合关系中形成的。

正是这一特征，使得《青春之歌》具有了“重读”的多种可能性。关于《青春之歌》的诸多阐释，中心话题乃在如何理解文本以女性成长故事来表征“知识分子道路”这一叙事模式。

有意味的是，无论是那种强调“通过”女性故事来“表现”政治叙事的50-60年代主流阐释模式，还是90年代以来试图批判这一阐释而凸显性/政治维度的“再解读”思路，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本中女性叙事的历史内涵。这也为本文展开性别与阶级的关系这一理论话题，并探寻一种既是关于《青春之歌》这一特定文本、也是关于50-70年代女性文化研究一般情况的可能的阐释思路，提供了讨论的契机。

一 两种阐释思路

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分类法，杨沫的《青春之歌》书写的是“革命历史”题材，但其叙事主体却是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中处于暧昧位置，他/她们一方面被视为革命力量需要争取的重要对象，同时又被认为必须经历“思想改造”才有资格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合格成员。因此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小说主人公，与作为“工农兵文艺”的当代文学及其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中心任务”之间，就隐含着内在的冲突。《青春之歌》1958年发表后，在立即成为当时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并很快在全国的瞩目中被改编成“建国十周年”献礼片的同时，也引来了激烈的批评意见。郭开撰文批评《青春之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并认为“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1。这种批评引发了众多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从而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上，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巴人等重要批评家参与，发生了一场关于《青春之歌》的“保卫战”。这场论战的核心话题是小说是否成功地表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与主流话语所规定的“知识分子道路”，而主人公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一个年轻女性的成长故事，无论是当时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却都没有进行讨论。这一点在作家杨沫那里也同样如此。郭开的批评意见出来之后，杨沫重新修订了小说，删掉了初版本中许多表现林道静“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描写细节，增加了她在农村参与农民运动的七章和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三章，以强化林道静“自我改造”的彻底性。导演崔嵬对同名电影的主题也做了相同的定位，提出林道静的故事展示的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个人命运和大众命运联结起来才有出路”2 。在这些阐释中，林道静是被等同于“知识分子”的，她的女性身份并没有作为问题而提出。

对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以及女性故事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题间关联方式的强调，构成了90年代以来“再解读”思路重新阐释《青春之歌》时的重要面向。

“再解读”因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 3 而得名，其主要特征在于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重新解读40-70年代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

其中，戴锦华借助叙事学理论、女性主义与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阐释同名电影的《〈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一文，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篇文章首先概括出，在17年的主流话语中，如何叙述“知识分子”存在着一种话语困境，而《青春之歌》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一个女人的故事和命运，来象喻知识分子的道路”。正如传统社会女性的地位与意义是由其所从属的男性决定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由其依附的政治力量而决定。于是，有了这一解读方向上最精彩的阐释：林道静与四个男人之间的情爱故事，成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道路的寓言式呈现；胡梦安、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分别成了国民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产党等不同政治力量的化身，林道静在他们之间的取舍便成为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政治力量的选择，从而使得“知识分子成长道路”这一政治叙事拥有了性别修辞所携带的内在欲望动力学。同样的阐释方式也体现在孟悦 4 、陈顺馨 5 、李杨 6 的相关研究中，彼此间并有呼应与推进。由于这些关于《青春之歌》的阐释，共同关注性别修辞层面，并强调这种阐释与50-60年代主流阐释的不同，或可将其概括为“再解读”模式。

这一阐释模式无疑是极为敏锐而深刻的，它深入到小说叙事的编码层次，探寻新中国革命的政治叙事如何借助性别话语而得以成功实践。但正如李杨的分析中指出的，这种性/政治的叙事模式并非《青春之歌》所独有。自20年代后期“革命+恋爱”小说出现之时起，借助言情小说叙事模式，通过女性人物对性爱对象的选择来表现政治主题，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时期反复出现的一个叙事母题。《青春之歌》虽然已经大不同于“革命+恋爱”小说，但一女四男的人物关系模式以及性别修辞与政治立场间的对位，却无疑仍可视为同一叙事母题的变奏。正因为《青春之歌》具有这种“共性”，因此如果仅仅讨论其叙事结构无疑还不够，因为真正决定这一文本之独特性的，乃在怎样的历史内容填充在了这一叙事结构中。这不仅指怎样的新的政治内容被填入其中，也指关于女性主体与性别关系的具体表述方式所发生的变化。有意味的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再解读”思路也表现出了自身的“盲视”。

如同50-60年代那种把《青春之歌》看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手册”的解读方式“无法看见”其中的女性故事一样，“再解读”思路对文本中女性叙事的发现，某种程度上仍是以“视而不见”的方式展开的。戴锦华十分精当地概括道：“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并非一部关于女性命运、或曰妇女解放的作品，不是故事层面上呈现的少女林道静的青春之旅，事实上，其中的女性表象再度成为一个完美而精当的‘空洞的能指’；影片真正的被述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道路、或曰思想改造历程” 7 。也就是，女性形象仅仅作为“空洞的能指”来表述阶级叙事，而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历史内涵。不过，值得分析的是，“能指”本身从来就不会是“空洞”的，它总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语义结构关系中展开意指过程的。因此，尽管“女性”这一能指的“所指”内涵被要求绑定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政治主题上，但却并不意味着女性能指自身的性别叙事也消于无形。戴锦华在后来的文章中区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女性”叙事：“尽管从接受的层面上看，其女性自传的因素无疑是电影/小说在中国城市观众读者受到持久而热烈欢迎的因素之一；但在话语层面上，‘女性’作为一个不可见的、遭潜抑的身份，同时是一个重要而灼然的‘空洞的能指’” 8 。或许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存在，显示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女性故事是否“空洞”，而在于这一在自觉意识中的“匿名的存在”，在实际的被接受过程中却发挥着真实的历史作用。因此值得分析的，就不仅仅是文本的修辞层面，同时还有这种修辞得以运作的可见与不可见、自觉与匿名的意义分配机制。

可以说，作为能指的“女性”符码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在讲述阶级叙事的同时也在“匿名”地讲述自身。而这种历史内涵并不能像“再解读”思路所阐释的那样，仅仅归结为一种结构化、本质化的男/女权力关系模式，也不能被关于性/欲望的性别关系描述所穷尽。就《青春之歌》的基本叙事结构而言，林道静走向革命的人生道路确实由四个男性及其代表的政治取向所决定，这种男性引导并决定女性意义的性别等级关系，确实如戴锦华所说，呈现了“一个男权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这里的男/女关系并不可以被简单地还原为传统父权制结构下的男尊女卑。这倒不是说这种以“无产阶级革命”为诉求的政治叙事完全打破了男权秩序的基本格局，而在于这种革命是在考虑到女性的主体诉求并对男权体制保持着某种自觉意识的前提下展开的。因此值得关注的是，新的政治实践赋予了这种性别关系以怎样具体的内容？男女等级表明这种性别制度并没有完全挣脱“父权制”体制（并不如“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表明的那样），但同时，这又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撼动这个体制。

显然，如果社会主义叙事文本完全把女性主体书写成男权的附庸，或完全无视女性的内在要求，很难想象这种革命想象如何整合起作为“半边天”的中国女性的认同，也很难想象女性是在怎样的动力下书写并接受这一文本的。在这里，至少存在着一种“革命”与“女性”之间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意义谈判机制。因此，如果说《青春之歌》中的女性叙事被作为革命叙事的修辞，而又未曾完全摆脱男女等级模式的话，那么格外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革命”与“女性”形成了怎样具体的对话与协商关系？――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考虑，应当说《青春之歌》关于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描述，同时也展示了许多未曾得到充分讨论的关于50―70年代女性书写以及性别制度层面的历史内涵。

二 “性别盲”、“空洞的能指”与“能指的剩余”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到理论探讨与文本阐释两个层面。可以说，关于《青春之歌》这一文本的特定阐释形态，总是以关于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构想作为前提的。重新打开《青春之歌》这一文本关于女性书写的内在历史视野，首先需要对指导50-70年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理论作出某种反省。

戴锦华曾将当代中国女性的历史处境描述为处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 9 ：称其为“可见”，是因为对妇女解放的倡导与女性主体的视觉形象，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突出标志；而“不可见”则在于，这种倡导与再现却总是以女性作为“空洞的能指”的方式而展开的，因此是被“象征”或指涉的政治内容，而不是女性本身，成为关注所在。当代中国女性这种暧昧处境，首先关联着主流妇女解放理论的一个基本倾向，即以阶级解放来替代女性解放。毛泽东时代是把妇女解放作为阶级解放、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而看待的，这也使得女性得以真正作为国家的国民与社会的成员而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这事实上也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成就，这种成就直到今天也不能和不应低估。但正如正统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那样，这种理论相信只要阶级、国家获得解放，女性解放将是“随之”发生的事情。因此，女性解放运动不能游离于阶级斗争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之外，更不具有与之同等、甚至超出后者的重要性：性别问题总是可以由阶级叙事来替代和表征的。因此有女性主义者把这种女性解放理论称为“性别盲”。

这一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反省，已经逐渐成为某种老生常谈。《青春之歌》及其50-60年代的阐释，正是这种“替代论”或“性别盲”的具体表征。显然，在50-60年代，无论对作家杨沫还是对当时的批评界而言，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之所以可以完全被“知识分子”这一阶级身份所替代，她的女性特质总是被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性别叙事总是以阶级的形态来表达的。这不仅指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整体被纳入到阶级范畴中加以表述，也指女性族群的内部差异，比如知识女性与劳动女性之间差别也只是在单一的阶级维度上被指认。

“替代论”导致的结果，在很多情形下，其实并不如其表述的那样是“男女都一样”，而是以“男人”作为了“人”的化身和国民主体的潜在标准。《青春之歌》有意味的地方正在于，这个“人”不仅有阶级身份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有性别身份即“女”人。如果说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流叙事要求而言，“知识分子”（相对于“无产阶级”）与“女人”（相对于“男人”）确实处在一个结构性的同一位置上，文本的叙事动力也来自这一“准主体”的双重成长过程，那么问题就出在“女人”这一主体身份却并非完全“空洞”的能指，它自身将在书写与阐释机制上发展出一套在性别逻辑上展开的话语形态。这也使得两套“能指”并不那么严丝合缝，而透露出丰富而复杂的话语裂隙。比如当时的质疑文章就提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4个人发生了恋爱”，并且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 10 。这种看似很“道德化”的指责，却恰恰指认出了林道静在性别立场上的复杂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讲述女性的成长，就必然涉及爱情、婚姻、家庭这些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弗洛伊德称之为“人格塑造机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