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堂：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和科学问题

一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西方文化，有两种基本的精神：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进一步凝练，大体可以归结为科学与民主（或人权）。这两种精神不但对西方文化的各方面起了统摄和支撑作用，使西方文化迅速崛起，而且为人类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向度，即以肯定人、扩张人的主体性为取向的发展和现代化向度。在这一“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也若隐若现地贯穿着一种努力：试图引进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重塑中国文化。但是，这两种精神的中国化过程，却是超乎想象的艰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猛烈抨击旧道德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诸多思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陈独秀等人以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tic）”和“赛先生”（science）（此前的提法是“科学与人权并重”）为主旨，重塑中国文化。就其实质言，这两位“先生”，一为科学理性，二为民主人权。

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主旨重建中国文化，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李泽厚先生把那个时代的主题描述为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奏，并勾画了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到“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深层逻辑，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对此，笔者没有新的话可说。不过，有一点李先生强调得不够的是：引进德、赛二先生的呐喊，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过短暂的共鸣，旋即湮没在民族的苦难与国民的麻木中了，它并没有完成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里的困难主要有二：

（1）少数思想精英面对的是一个庞大得无法比拟的国民群体。当时思想界虽然十分活跃，各种主义，各种运动盛极一时，但相对于整个国民来讲，它仍然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一相情愿，这种行为并没有对国民真正起振聋发聩的作用，相反，现在回过头看，其中有不少天真、偏激甚至荒诞的地方。“五四”思想家在针砭时弊的时候，也对各种丑陋的国民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怒其不争”。尽管满腔热情，“我以我血荐轩辕”，但民众仍然是悲惨和愚昧，政治仍然是武人控制的强权，社会仍然是黑沉沉的“铁屋子”。

（2）德先生和赛先生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强大惯性的旧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无论你怎么评价――赞誉它“生生不息”，具有极大的韧性和生命力也好，指责它“酱缸”、“超稳定”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它有强大的惯性。中华文化并没有因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过激的口号而受到实质性冲击，发生重大转折。在历史的现实中，在民众实际生活中，在民族文化的潜意识深处，传统几乎没有被触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五四”反传统导致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使得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断裂，使得当代文化处于“无根”的漂泊状态。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如果说当代文化与自己的传统真有“断裂”的话，这个断裂不是发生在“五四”前后，而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搞洋务运动，到模仿西方宪政搞变法维新，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满以为深入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真的找到了救世良方，但经过一断时间呐喊，他们发现中国社会的问题盘根错节，像个迷宫，找不到突破口，找不到能让其他问题迎刃而解的主线。再往前走，路在何方？他们迷惘，绝望。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彷徨、消沉，不得已去信佛、去拓碑，聊以自慰，这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召唤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不了的证明。

关于这段历史，以往人们反思的角度是：“五四”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借助科学理性与民主人权之精神，完成中国的现代启蒙？这个发问暗含一个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引进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何时来、怎么来、哪些因素影响它来得顺利不顺利。笔者怀疑的恰恰是这个前提：德先生和赛先生能够中国化吗？以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人权为内核重建中国文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行？这个思路的方法论前提是否包含某种错误？

如果说是由于“救亡压倒启蒙”等更为实际和紧迫的原因，使得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平静地引进科学理性与民主人权之精神，它具有偶然性的话，那么，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仍然不能确立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人权精神，这就值得深思了。

二

救亡的使命完成后，民族独立，国家稳定，但中国仍然未能以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为核心，建立新型的现代文化，相反，我们一度陷入个人迷信、乌托邦狂热和“阶级斗争”话语的偏执中，中国文化似乎离德先生和赛先生更远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思想解放”的倡导，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某种解冻的迹象，民族精神再次活跃起来。让人回味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文化热”，似乎以浓缩的形式重复了从晚清到“五四”走过的心路历程：反思的路径仍然是器物→体制→文化，讨论的主题也可以归结为：中西体用、科学民主。

以当时影响最大的两场思想理论大讨论为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旨在通过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理性精神，对支配“文革”、进而支配数十年的权力崇拜观和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等非理性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思和检讨，提倡“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权力”；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旨在阐发被遮蔽了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对贬低人、扭曲人性和蔑视人权的异化现象进行彻底检讨，以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价值，从而在中国完成一个早该完成的理性启蒙任务。这两场讨论的实质仍是：一为确立科学理性，二为确立民主人权，跟“五四”思想家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努力遥相呼应。时隔60多年，中国思想文化自我审视和重建的思路如此相似，这绝不是偶然和巧合。它只能表明：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层逻辑，客观上需要用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之精神，改造中国文化。

显然，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学术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它的历史文化影响：它有效地解构了“极左”的迷信、盲从和偏执，把整整一个民族从狂热的自恋和乌托邦的幻影里唤醒，回归理性，直面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体现了科学理性精神有现代启蒙的意义。

但是，这场讨论真的让我们用实践标准取代了话语霸权，用科学理性取代了愚昧和偏激，用实事求是取代了弄虚作假了吗？通过这场讨论，国民真的革除了迷信、盲从、偏执等非理性心态吗？实践标准和科学理性的权威真的确立了吗？只要真的实事求是，勇于承认事实，大家都知道现实远不是这样。这场讨论虽然把一种权力话语从神坛上请下来，却没有拆除神坛本身，而是在这个神坛上不断置换新的话语。再说，像“实践标准”这样抽象的宏大叙事性语言，缺少严肃科学必需的确定性，给诠释者太多随意发挥的余地。靠这样的讨论不可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造成普遍的科学理性精神。终究，它完成的只是话语霸权的更替，而不是培养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底。

本文无意对这场讨论本身作过多的评价，我感到困惑并提请同仁共同思考的是：这场讨论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心智最终觉醒的号角，再次与民族精神的科学理性化失之交臂？它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

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以更加令人遗憾的结局而中断。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历次运动践踏人权、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现象深恶痛绝；在“解放思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许诺声中，一场借助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深刻检讨“文革”反人道悲剧的学术讨论，却遭到了“文革”式的政治迫害。当时否定这场讨论的一些主要理论根据显然站不住脚，但背后的原因却让人深思。例如，当时一篇定调的文章，以“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立论，断言马克思主义即使讲人道主义，也只是在后一意义上讲。当然，本文的任务不是就这些观点专门展开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断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人道主义是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恰恰是搞颠倒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一向厌恶用道德的眼光解释历史，他们从来是作为有深邃历史眼光的哲学家，而不是道德说教家来讨论人道主义的。当然，笔者并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虽然青年马克思有费尔巴哈乃至整个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痕迹，但随着问题的深入和思想的成熟，马克思后来深入到经济关系、社会形态等问题，试图找出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这不是放弃人道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的深化和具体化。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术观点。因为，如果只是观点的差异，双方完全可以基于科学理性精神平等讨论。先由政治权威定调再按照调子压人，这既不是德先生的品格，也不是赛先生的品格。80年代初，经历了长期压抑和禁锢之后，各种“叛逆”的观点纷纷尝试着亮相，而作为学术观点的人道主义问题并不比其他观点更“出格”，为什么某些人偏偏对人道主义问题讳莫如深呢？

从学术价值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丰富和深刻得多。无论是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文献和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都表明这点。从现实意义看，人的价值和尊严被亵渎和践踏，也是一个比真理标准失范严重得多的问题。社会文明化需要检讨人道主义，但严峻的现实不给它自由研讨的空间。历史的必然性和这个必然性在事实上的不可能之间的矛盾，再次在中国重演。

三

“五四”以来，以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为主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努力一次次失败，即使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即使是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的环境下反思，都是如此，这究竟怎么啦？如果说，90年前，因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原因，“德先生”和“赛先生”未能在中国开花结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80年代两场思想大讨论与启蒙理性无缘呢？我认为，这不能从个别的、偶然的和人为的因素反思，而应该从中西两种文化的整体上反思；不是追问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什么这么难请，而是要重新思考：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模式中确立西方的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是可能的吗？

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文化价值的显现是有特定语境的，中国文化不具备这样的语境。于是，我们能否成功地从异文化中移植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文化以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内核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是否可能，这是一个问题[1]。

1、从发生学看，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和封建主义自我否定的结果，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产物。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的问题语境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西方中世纪文化以信仰上帝、追求天国、灵魂救赎等为基本内容。支撑这套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是强大的教会组织和封建制度（feudalism）。在基督教信仰盛行的一千多年里，人们的虔诚、偏执和狂热达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一方面，正因为否定信仰、盲从和偏执而有科学理性，并且，科学理性精神还是基督教非理性传统的自我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恰恰是孕育科学理性精神的摇篮[2]；另一方面，正因为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否定基督教高扬神贬低人的价值颠倒，才有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和人权。民主人权理念还离不开封建制度特有的社会环境：在领主贵族统治薄弱的地带形成的城市、市民和市场经济。甚至，宗教改革时期形成的“良心自由”观念，是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西方那种强大的宗教组织、虔诚甚至狂热的宗教信仰[3]，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封建制――盛行于西周和春秋的“封建制”，经秦王朝的改革，总的说退出了历史舞台[4]。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要否定的对象、要做的主要工作究竟是什么，究竟该怎么做，是一个值得商榷的事。笔者在怀疑以往路径的基础上初步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要否定和扬弃的，是过于特质化的宗法专制文化，它一方面表现为宗法家族文化的异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世俗王权的异化。在这种文化中，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反道德、人道与反人道等，杂拌糅合在一起，压抑着人们。文化前提和背景不同，我们套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就值得怀疑了。

2、从相关条件看，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西方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密不可分。这样的语境和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

滋生西方科学理性和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主要有两大语境：一是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为主的社会基础，二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结合方式。市场经济是物质基础，市民社会是民众基础，而自由和个人主义则是精神实质，这几方面相得益彰，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