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申白：农耕文明中国之省思:从人工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谈起

[摘要]农耕文明中国在给人类带来历史性的文明进步的同时，也造成独特的文化观念的现 实。它的成就令华夏子孙自豪，但也有重要的值得省思的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待人工活动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聚居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内含对自然生态 环境的摧毁式的掠夺态度。获得铲除了自然植被的土地的欲望在聚居的人口对承载人口的耕作土地造成过大压力时会变得分外强烈。大规模改变自然生态环境以扩大 耕作土地，尤其是大规模水利工程，被看作是人征服自然的象征。自然是人的母亲、人的生命的来源的古朴观念隐退了，对人类的生命之母的敬畏消失了。聚居的农 耕文明生活方式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观念。我们习惯于用“荒”言说人力未及的环境，用“野”言说未经人力加工和培育的自然环境和动物 的状态，即是例证。在工业文明之先，农耕文明的文化观念已经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同自然界的关系的具有原始的真实性的理解。人类思想在今天已经认识到这种改 变是成问题的。但这种省思应当从对农耕文明的省思开始。

[关键词]农耕文明中国 聚居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 人工 自然

[作者简介]廖中白(1950-)，男，江西省高安县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价值与伦理研究。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农耕文明的社会，是“向土里讨生活的”。“向土里讨生活”，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说，生产活动的方面和交 往活动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或活动领域总起来可以叫做一个文明社会的活动或生活方式。在这两个方面或领域的活动的基础上也产生了思想或理论的活动。这种活动 及其结果反过来渗透到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同各种不断发生的新的生活内容融合起来，表现为制度的以及日常的生活意识、观念和意见。

一

与渔猎的和游牧的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比较，通过在土地上人工种植作物而获得生存资源是人类在自然界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繁衍的最为稳定的方式。首 先，农耕是更可靠、因而更可以依赖的获得食物等生存和种族繁衍的资源的生产活动。由于在同等自然和土地条件下以同等的作业就能获得基本相同的作物收获量， 农业生产在获得产出物方面具有极大的稳定性，是游牧与渔猎生产活动无法相比的。所以，人工种植的谷物最终成为人类获得维持机体的生存、生长的基本热量的主 要来源。尽管各个古代文明民族都对发展这种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的生活方式作出了贡献，中华民族由于将这种生活方式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不间断地保持下来并发 展着它，对它的贡献就格外地大。其次，农业耕作是循环的、年复一年反复地进行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农业生产表现为最有规律性的活动，同游牧与渔猎生产方式比 较，在自然环境还没有因为人为活动的破坏而变得恶化的漫长的人类早期社会，在不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种生产活动只有很小的变化。伴随着不断重复的农事 活动，使对天象和天文与季节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的观察，对耕作与对作物的培育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产生了需要。土地的开垦、耕作，作物的播种、培育、收 获，对节气和农时的掌握，以及伴随着在这些方面的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水利和灌溉设施的建设，这些在历史上不断重复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使得天文、气象等科学认 识的积累和水利、冶炼、铁器农业工具制作以及农艺学等等技术的改进得以实现，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最后，由于农耕的生产和生活活 动逐渐成为定居的、不迁徙或很少迁徙的活动，这是它显著地不同于早期的渔猎和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特点。耕作首先要处理土地，使之成为可灌溉的、可以持久利 用来耕种的土地。这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工作业，而且需要人力资源的高度组织。灌溉水源的控制和管理、耕作作业的实施、收获物的流通，都需要在具有一定规模 的、稳定的社会中完成。同时，谷物的稳定的收获量提供了支持人口聚居与繁衍的食物资源。“从栽培谷类作物所获得的收获，使人类共同体的规模有可能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大，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叫做村落的定居地。”

正是农耕所具有的不同于渔猎和游牧的三个特点，因此，在早期农耕文明中也最早发育出比较发达的社会组织。农耕社会的聚居地种植谷物的生活不仅使 中华民族很早就创造出稳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形成了发育的社会生产生活组织形式，也使中国人很早创造出基于血缘、地缘纽带的交往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获得丰 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经验。中国社会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在部落血缘社会基础上形成了发达的国家组织。血缘社会在先秦时期逐步分化成为家族聚居的村社社 会。聚居的社会生活使村社社会和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政治国家具有稳定的结构和成熟的组织性。这使文化的传承不仅有了需要，而且有可能。中华民族因此成 为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为完好的民族。

文化的传承使文字的历史记述成为重要的传统。自夏朝开始，中国就有了文字的历史。历朝历代，纪事述史都是重要的文化传统，不仅历代史官，而且民 间文人，都将这项活动当作重要文化使命。这种传统使先人们创造的文化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得以保持并传承不衰。保存下来的和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献与文物，使 先人的生产、交往、饮食、起居、消遣、喜庆等等方式，通过阅读与联想而在每一代人的记忆中复活，成为他们理解自己的传统和自身的重要文化资源。

农耕文明也使中华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习俗都是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从纪年的方法、节气的命名、节庆的安排，到服饰 和艺术、乡音和方言，土地和农耕的气息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乡土性使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点。南方和北方，东部、中原与西部，自然风光各不 相同，风土人情也各有特色。这些历史的形成的地域性文化给悠久的中国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乡土也是中国人的乡情和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聚居的农耕文明的地域上的稳定性使得中国人产生出期求同持有异质文化的人群和睦共处的倾向。在村 落之上，乡似乎是一个人们还保持着基本的文化认同感的地域范围。由于农业区域的人口密度不断增大，每个农业区域都不断会有新迁入的居民定居下来，每一族、 每一乡的人们其实都是在与异族或异乡的人们比邻而居的。“十里不同音”，相邻的两个乡甚至两个村，人们的方音都可能彼此相异。不止是方音，异乡人甚至文化 上也有许多不同起源，在偏远的山区尤其是如此。通常，异乡人只要不危及乡间人们的生活资源、宗庙、集市，他们的别种方言、服饰和传统通常不会招致敌意。尽 管村与村、乡与乡之间也时常会发生争执与纠纷，但倘若基本的生存资料方面不发生致命的纷争，人们更多的还是期求彼此相安无事、和睦的共同生活。

所以，中国人实际上很早就适应了同持有异质的文化与方言的人共存和交往。这使得中国人发展了哲学家所说的“和合”的文化传统。家庭和家族成员间 相互维护，邻里乡人交谈之间互不揭短，同行之间不道说是非，知其然如此，不知也如此。这种超然性不是产生于所谓公共性，而是先产生于一般的减少纷争、避免 冲突以求相安无事的需要，进而也产生出彼此容纳与和睦相处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家族和同乡、同村的人们中间产生明智的“糊涂”，在同异乡人的共处中产生对在 存异基础上的“和合”状态的期求。这种“存异求和”的文化精神也是中华农耕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

二

以往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从渔猎文明到游牧文明再到农耕文明是一个相互递接的进化过程，所以，农耕文明必定优越于其他两类文明。这种说法今 天看来值得质疑。虽然在人类早期曾经发生过从渔猎文明到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转变，且农耕文明总体上比游牧文明晚出，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较古老的文明 并未因后起的文明而死亡，它们与后续发生的文明与其说是相互替接的，不如说是并存的。像其他食肉类和食草类动物那样，渔猎和采集曾经是人类始祖直接从自然 界获得食物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公元前8000-公元前6000年间的两千年中，在除河流湖泊、沿海地区和接近北极的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除少量人群外，人 类都逐步从渔猎生活方式过渡到游牧的或农耕的生活方式。但是，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通过渔猎活动直接从自然界获得食物或食物产品的生活方式在人类中彻 底消失了。当农耕文明在欧洲传播时，最北部的民族仍然保持着过渔猎的生活。爱斯基摩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甚至今天仍然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在现代捕鱼业 中，始终可以追溯到古代人类的渔猎生活方式的传统。例如，对海洋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对海洋是生命的本原的理解，对人与海洋生命世界的联系观念，等等。这种 商业化了的渔猎生产活动在今天也仍然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部分。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情况更为复杂些。虽然在许多地区农耕文明晚出于游牧文明，但它们其实一直是并存的，并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相互竞争并相互补 充，尽管在相互的抗衡中农耕文明占据了更大优势。在最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形成了内陆高原和高地草原的游牧文明区域和沿河谷、海岸 低地的农耕文明区域，以及两者间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交错地带。单位土地上的人口承载量是关键性的因素。内陆地区的较少人口使得产出量较低的游牧经济足以维 持社会的基本繁荣。在沿河谷和海岸的低地，由于人口集中，土地便被开垦出来，人们通过种植谷物和畜草、扩大土地上的食物产出量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的生存和发展。

华夏农耕文明最早是发源于游牧文明的。据《史记・三皇本纪》言，炎帝和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范文澜认为，炎黄二族都是原先 居住在西北部的部落，原属游牧民族，先后进入中原――炎帝族先进入农耕生活，炎帝故被称为神农氏;黄帝族曾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 游牧生活，后打败九黎族和炎帝族，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成为农耕部落。经过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华夏农耕文明并没有最终排除北方民族的游牧文明，而是把它接 纳下来，使之融入中华文明。

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似乎是各自在不同的自然气候和资源环境下变得流行的。渔猎(或狩猎)与采集是早期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在北部寒 带森林和沿海地区，人类适应了寒冷的气候条件，由于人口少而可直接获得的食物充分，渔猎就成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今天仅仅在不需要为获取 食物资源进行斗争的少数社会中还作为基本生存方式沿袭着。它的另一种形式是河流湖泊地区和沿海地区的逐步商业化了的渔业经济。在气候温暖、适于早期人类居 住的地区，由于人口集中，渔猎与采集变得不足以保证维持生存的食物来源，人们逐步学会以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的生活，农耕与畜牧成为普遍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在处于寒带和热带、亚热带之间的大陆腹地的广大草原地区，由于自然界提供着充足的饲草，通过流动地更换牧场饲养驯化的动物而获得动物肉食和 其他产品的游牧方式成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作为文明的进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实际上一直并存，在不同的地理地带存在和繁荣，从未完全相互替代。甚至，一个民族也常常在其内部 通过地域的和分工而同时具有这三种文明，尽管可能以某一种为主。这三种文明都有接驳工商业文明和近代法律文明的轨道。从渔猎文明产生了海产品加工业，并且 由于航海技术发达，在工业化时代产生了海上贸易;从游牧文明产生了商旅文化;从农耕文明产生了集市与商埠。中世纪，阿拉伯商人游历世界;近代以来，则是西 方人借坚船利炮拓开了世界贸易市场。那种单以农耕文明晚出而认为它必优越于其他两种文明的意见，是片面的、经不住推敲的。

三

农耕文明中一个最值得省思之处，是农耕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那种聚居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内含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摧毁式的掠夺态度。因为，聚 居的农耕生产活动常常导致人口的较大规模的增长，导致获得耕作土地的欲望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人与它生存的自然生存环境之间的正常的关系的失衡。

在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农耕文明具有两种不很相同的品质。一方面，农耕生产与生活方式要顺应自然，收获的丰歉依赖于自然，“靠天吃饭”; 另一方面，它又立基于改变自然的人工活动。比较地看，在人类三种最初的文明中，农耕文明最具抗拒自然的性质。它起端于这样一项人类工程：将自然植被完全铲 除，代之以人工种植的作物。在散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