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文明的规模

一 何为“文明的规模”？

要对各别文明的生命历程作一种宏观的考察，要对其历史表现和现时状态作一种恰当的评价，尤其是要对文明之间力量对比的消涨起落作一种深入的探究，就必须有一些基本尺度。对文明现象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文明都具有诸多形态要素---例如包含在宗教/哲学中的价值体系或信仰，再如社会制度、法律、习俗、语言、文字、艺术、建筑样式。甚至服饰、饮食、举止、身势语也是将一个文明和另一个文明区别开来的形态要素---虽然它们看上去似乎只有表层意义，却无不反映一个文明的深层心理结构。尽管以上形态要素赋予一个文明以“身份”或同一性，却很难充当对其进行评估的标准。基督教西方的价值体系一定比伊斯兰教东方的价值体系优越？闪米特语系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姆语---一定比印欧语系的语言更具表现力？儒家文明的礼法制度一定比印度文明的习惯法高明？显然，这些问题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如果能够引入另一个标准，一个也许同样难以量化、却比上述各形态要素更实在的标准，对各别文明的考察、评估和探究便可能更具操作性。为什么不使用诸如文明的规模---包括人口规模、疆域规模、经济规模、社会政治整合力、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等元素在内---这个尺度？不妨假定，一个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因其人口、疆域和经济的规模而拥有一种狭义的规模；在此基础上，该文明的文化科技创造力、社会政治整合力和军事能力等元素又赋予它一种狭义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狭义的规模和狭义的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统合起来会体现为一种内涵更丰富的“规模”，权称之为“文明规模”。

近代以前，各别文明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之间的联系比近代以降更紧密，此三者与社会政治整合力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的联系也更紧密，但近代以降，前三者与后二者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密切了。例如近代以前中国和印度文明都拥有巨大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但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这两个文明的经济规模与它们的人口和疆域便很不相称，它们的社会政治整合力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相对于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来说也很不相称。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两个文明迅速展开工业化，这种不相称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再如希腊文明虽有过很强的文化科技创造力，也有过强大的军力，但在历史文化共同体或文明本身（而非各自为政的城邦）的层面上，却因各别政治实体在地理上四分五裂而缺乏社会政治整合力。这使希腊世界一盘散沙，从未形成真正的人口-经济规模，从未形成真正的疆域规模。因而亚历山大入侵东方后，希腊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东方人，长期占据东方交通干道上的城市，在政治上也能使东方人暂时臣服，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希腊和东方的人口比例。长此以往，叙利亚形态的东方文化最终将由农村包围城市，淹没乃至彻底改变龟缩在城市里的希腊文化（继希腊人占领东方的罗马人的文化也属于希腊形态），使其完全丧失先前的同一性，尽管在此过程中叙利亚宗教/文明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型。希腊人在历史舞台上之所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与希腊文明缺乏人口和疆域规模大有干系。可以说，历史上乃至现时的中国和印度因有巨大的人口和疆域而享有文明规模，而希腊虽表现出较强的文化科技创造力，却因缺乏这两种元素而没有文明规模。

人类历史上还能看到这么一种情形，即，诸多民族处于同一个地缘范围，拥有相同的宗教和相似的文化，却未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政治整合，却仍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伊朗社会便是这样一个文明。从形态上看，阿拉伯-伊朗社会虽属于同一个伊斯兰文明，但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却并非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体，而是分裂为阿拉伯和伊朗两大世界。阿拉伯世界内部又因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及部族、地域和经济差异的缘故而进一步分裂。因此，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如果能在一个广大区域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文明有效整合起来---如从古到今的中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印度；再如近代以来的美国，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欧盟---，这本身也应看作一种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有利于文明规模形成的。反之，一个文明若缺乏整合能力，进而缺乏总体规模，不仅不能将具有相同宗教和文化的民族融合起来，遑论将具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整合起来了。除了在历史上的短暂时期，拥有相同宗教和文化的中东各国和民族因未能实现社会政治统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文明规模因之大打折扣。这是不幸的。

一个文明的社会政治整合能力无论是强是弱，都会影响其规模，而规模的缺失又意味着总体能力的有限。一个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的规模蕴涵着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国家之“综合国力”的能力，权称之为“文明能力”。也可以这样表述，文明的规模及其所蕴涵的能力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基于其基本价值理念，在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以及社会政治整合力、文化科技创造力和军事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总的效应或总的力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总的质量（这里的“质量”一词是在物理学的意义上使用的），是一种作用于其他人类共同体的现实力量和潜在势能，是诸种文明元素的结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一个历史共同体调动利用一切能为其所调动利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总合。在其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生命历程中，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总体表现是被它的现实力量和潜在能力两者所决定的。职是故，只是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才可以讲一个共同体的文明规模和能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考察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所拥有的规模和能力，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依据某一方面---比方说军事、科技或经济---能力，而应使用一种具有更强涵括力的宏观尺度。亚述人、匈奴人和蒙古人的军力一度曾非常强大，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拥有过真正的文明规模和能力。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西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固然拥有很大的规模和很强的能力，其军力在16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这几百年中曾大大超过了其他文明，西方也藉此建立了诸多殖民地或殖民帝国，攫取了整个美洲、澳洲，也攫取了非洲很大一部土地，西方基于更先进科技的军事能力甚至在今天也仍十分强大，然而这一切并非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整体力量相对于非西方文明不处在衰落之中，[1] 也并非意味着相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这些东方文明的规模和能力不处在迅速上升的过程中。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文明的规模不是单纯的疆域规模，尽管后者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文明资源；文明的规模也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尽管近代以前人口-经济规模是衡量一个文明的总体表现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共同体资源。同样的，文明规模中所蕴涵的能力，并非单单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整合能力，以及相应的总体动员能力，尽管这些能力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是关键性的。这种意义上的能力也不单单是军事能力或经济规模，虽然军事能力和经济规模往往是一个文明总体规模和能力的外在表现，虽然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来说，它们往往是一些极重要的能力，甚至是一种关系到荣辱兴衰乃至生死存亡的重要能力。

在13-14世纪，蒙古人的军力不可谓不强，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横跨亚欧大陆的帝国的疆域不可谓不广，但蒙古帝国以及诸蒙古汗国须臾之间便土崩瓦解了。这些帝国、汗国虽然起到了勾通欧亚大陆两端原本不大往来的文明的作用，却像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夜空，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蒙古人之所以在文明史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本原因在于其只有军事能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在亚历山大时代，希腊人的军事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他们打败波斯人以后，除了将希腊文化播布到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以外，便没有更好的表现。亚历山大死后希腊人中旋即爆发的内讧持续了近两百年，直至罗马人兴起才停止，此时历史前台的主角已不是希腊人。希腊文明未能以社会政治体而只能以文化要素的形式传衍下去，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共同体规模的缺失。

另一方面，一个文明虽然拥有巨大的规模，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将它转换成军事能力，甚至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将它转换成经济、文化、制度和科技方面的创造力。在19世纪初期，中国文明不仅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居世界之最，而且在疆域规模上也名列前茅。尽管如此，中华帝国在科技、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和军事能力已明显地落后于西方各国。结果众所周知：及至1840至1880年代，西欧一些蕞尔小国就能派出一些小规模的远洋舰队，用量少而有效的军队发动一场又一场入室打劫式的野蛮战争，一次又一次将庞大而腐朽的满清王朝打败，并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清政府头上。

从长程历史的角度评估各文明的表现，价值理念要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具备了价值理念层面的合理要素，一个文明方能大有作为。然而在各大文明都开出了形态不同但大体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更具有根本性。反过来讲，一个文明的人口、经济和疆域规模是开出一种合理价值体系，并长时间地维系这一体系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印度、中国、欧洲和伊斯兰文明的情形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政治整合能力和相应的动员能力同样是重要的。尤其是在萌生期，这些要素对于一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只有具备了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一个共同体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渐形成真正的文明规模。只有形成了真正的规模，一个共同体方可能实现其精神和物质方方面面的深刻化和精致化，才能更合理、更有效地使用其人力物力资源，才能把数量巨大的个人的能动性和聪明才智整合到一个大型的社会政治体中。只有形成了真正的规模，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方可能实现一种广泛而有深度的精神和物质积累，一种从信仰形态、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到文字、文学、艺术、习俗等方方面面的规模性积累。有了这种规模性的积累，一个文明即便暂时衰落了，最后也能从衰败走向中兴，从低迷走向繁荣，将其影响力延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

有了深厚的精神和物质积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便能在这一基础上开出并支配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即便暂时遭受异族的征服和统治，也能在低迷中坚持下去，待时机成熟更能重新崛起。有了深厚的精神和物质积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便能在此基础上从容地吸收、利用异族---或是作为征服者的异族---的物质和文化成果，使之融合到自己的机体中，使之参与到丰富自己的内涵、扩大自己的规模的过程中来。有了深厚的精神和物质积累，一个文明甚至在遭遇异质文明从价值观到制度、器物全面挑战的情况下，也能吐故纳新，吸纳利用一切于有价值的东西，在批判改造原有制度、观念和文化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同样的，有了深厚的精神积累，一个文明便能享有一种深遂的集体记忆，即便面对异质文明精神上的严重挑战，也能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有选择地吸纳利用于我有用的要素，同时又不危及自己的同一性。在长程历史的意义上，文明规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和标示，便是这种规模性的、具有累积效应的精神和物质性的积累。

反过来讲，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如果已经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和能力，那么它在上述各方面都应该有种种具体表现。如果分析性地从具体的文明要素看问题，则不仅应当看到一个文明的历史表现和现时状态，也应当看到它所蕴含的有待展开的可能性，或者说有待实现的潜力。如果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仍处在生长过程中，它的潜在规模和能力也应处在生长的过程中。如果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某种初步的规模，这时它的总体性创造能力或其所蕴涵的潜在可能性已部分地成为现实，或正在部分地成为现实，或需要在未来某一时刻的特定条件下才能在充分的意义上成为现实。换句话说，现时格局中一个文明所蕴涵的可能性或潜在能力，往往尚未充分展现出来，或者说尚未充分表现为该文明正藉以影响其他文明的现实状态和现实能力。

也不难看到，一个文明虽然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往往需在异质的环境和条件下，甚至在一些与之并无亲缘关系的共同体中，方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方能在全新因素的参与下，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得创造性的扩张，开出全新的局面。中国文明几近整体性地移植到日本后，在那里生长、发育、转型成为富于生气的日本文明；源于印度的佛教及相关文化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后，在那里得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源于“叙利亚社会”[①] 的基督教和相应文化最终成为整个欧洲、俄罗斯和美洲的主体性宗教和文化；源于叙利亚文明的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沙漠地区（现沙特阿拉伯）生长、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