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成：“鲁迅”：作为一种文化

作为一个文人，鲁迅在中国当代人文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极为显赫的位置。这其中自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有复杂的文化因素纠缠于其中。本文仅就鲁迅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特殊关系，来考察一个也许被学界忽略了问题，即“鲁迅”作为一种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毛泽东时代鲁迅的尊崇地位意味着什么？

据说，毛泽东在1971年说了这样一段让人颇费猜想的话：“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1]圣人者，思想导师、精神偶像之谓也。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对当代中国――特别是50、60、70年代的中国，确实有着巨大的影响，乃至在相当的意义上已经被“偶像化”了。毛泽东和鲁迅到底谁在这方面的影响更大――谁是“第一等圣人”，或许并不重要，但说他们二人在相当程度上共同打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化，大抵不会太过。[2]如果回到“17年”和“文革”，看看那时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这点就一目了然了。

那段历史可以大体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在这段时间里，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课本选择了不少鲁迅的作品，如小说《故乡》、《孔乙己》、《药》、《祝福》，杂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这些都是那一代中学生耳熟能详的篇章。当然，那时的中学生未必都能读懂鲁迅的作品，但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说法，他对“不觉醒”的人民大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阶级观”，以及他不妥协的“韧”的战斗精神和“痛打落水狗”、对“敌人”决不宽容的主张，却一直哺育着那一代青年人，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过程。而毛泽东关于鲁迅那段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更是为一代学子所熟知：“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伟大领袖”的高度称赞，无疑有助于那一代青少年把鲁迅偶像化。而经过官方特别选择的鲁迅作品和鲁迅思想，对他们更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经典性和神圣性，鲁迅的思想和好恶也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似乎在社会上还没有普及，但各种政治运动却层出不穷，如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肃清胡适反动思想”运动、“肃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到“百花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这一系列政治运动都以意识形态专政为目标，通过批判和斗争普及着“毛泽东思想”：政治是统帅，一切都要服务于政治，对形形色色“不拿枪的敌人”要斗争并无情打击，禁绝一切思想和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进行长期改造，不间断地进行意识形态整肃，等等。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那些被官方选择出来的“思想”，与上述意识形态基本一致，只有个别之处有所差异。例如，鲁迅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想法，被官方的意识形态视为鲁迅思想的“局限性”，或是他尚未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之前的思想。但总的来说，鲁迅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是居于“领袖”地位的。其作品和文章虽经意识形态选择和诠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色彩，没有被完全整合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时期。之所以从“反右”运动划开，是因为自“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开始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上逐渐突出出来。其间（1961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曲折，到1962年以后，则变本加厉，直到整个“文革”时期进入了毛泽东的“神权”时代。这期间，先是“战天斗地的大跃进”和“反右倾”，1962年下半年起在全社会开展“阶级教育”、“向雷锋同志学习”、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大学毛主席著作”和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再接下来就进入了“文革”。此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但被完全神化，而且形成了具体、固定的表述：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到了“文革”初期，全国惟一的书店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和各种选编本、《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之外，只有少量马、恩、列、斯的书，连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作品的选编本都不见了。

此时，“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鲁迅思想则从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相对独立意义被纳入毛泽东思想范畴，成了“毛泽东的鲁迅”。有意思的是，这时的鲁迅仍被高高地举着，他几乎成了惟一一个未被打倒和取缔的现代作家。在《毛主席语录》之外，未正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大抵由一些“造反派”自己编选印制）合法地在社会上流行。在“牛鬼蛇神”的批斗会上、大批判文章里、打“派仗”的辩论场面上，除了“最高指示”，人们也广泛引用鲁迅的一些话。有此殊荣的，除了马、恩、列、斯之外，也就是他了。1972年后，经过官方严格编选的鲁迅的各种文集，配合“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斗争，开始陆续出版。这时的毛泽东是地道的“圣人”，而鲁迅则是“亚圣”，以“辅佐”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与毛共同统治着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例如，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批孔反儒文辑》的“出版说明”写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他的许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露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等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给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击。学习鲁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前深入批林批孔，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都有重大意义。”显然，鲁迅的精神和思想是被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识形态笼罩着的，他对传统文化专制性的批判，被解释成了“批孔反儒”。

不管鲁迅的思想是处于“相对的独立意义”状态，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笼罩”之下，它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严密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要说有什么人敢公开挑战他的思想，就是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与他们思想的不同，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惩罚有时甚至要以生命为代价。毛泽东的名字高高耸立于上，鲁迅的名字列于其侧的第二阶，共同构成了一种思想和话语的绝对霸权。当然，其时鲁迅早已去世多年，毛泽东拉出鲁迅来作为意识形态专政的工具，与鲁迅本人并无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应当思考这样几个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鲁迅被毛泽东特别选中，是否源于鲁迅的精神和思想中某些方面与毛泽东特别契合？这种从精神到思想的绝对霸权和长时间的严密统治，对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心理和治学方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不管一个人是肯定鲁迅还是否定鲁迅，鲁迅都与毛泽东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这一无法回避的存在之文化意义究竟为何，难道不是一个重要而长期被回避的课题吗？

二、“文革”一代对鲁迅的热爱和崇拜：变态的文化现象

人的诸多需求当中，对知识、文化、思想的追求，维系着他的精神生命，否则他可能会感到生命的茫然，精神的虚空。若这种寻求答案的精神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成为“精神饥渴”。人的“求知”的欲望还与另一种欲望，即实现自己本真生命的欲望，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人不会心甘情愿地总在欺骗和谎言中生活，否则他一定会有一种心灵、思想与生命脱节的茫然和恐惧感。祥林嫂到生命要终结时还在追问灵魂的有无，阿Q临枪毙时还在想“过20年又是一个”，这些文学表达都说明，再愚昧的人在潜意识里也会通过他特有的方式，追求灵魂在生命中的统一，试图努力把握自己的生命形态。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早就说过，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不得不选择做一个并非自己本身的人”，“与绝望相反的则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真实地面对生命活动着的整个外部世界，在自己所实际经历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精神的落脚点，对人是极为重要的事。

然而，这一切对于60、70年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来说，都成了“奢侈”。当他们落入巨大的恐惧或政治热狂中时，可能暂时意识不到这些；可是一旦稍微平静下来，作为人的这些基本欲望就要复苏。于是这些复苏的欲望就碰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专政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思想是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它的概念和说教无比权威、无比神圣。但是，它们高高在上，并不能与人们的个体生命发生多少联系。即便人们“斗争”了，“造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了，“斗私批修”了，可是，这些政治行动最终并不能帮助个体的生命解决精神需求，更无法通过这些行动使他们“成为自己”。相反，越是深入这些闪着耀眼光圈、摸不着、碰不得的“意识形态”，他们仿佛离自己的生命越来越远，更无法看到生命的实在意义了，更感到人生旅途的困惑和茫然了。另一方面，这一切无比权威、无比神圣的意识形态统治又如铁桶般禁锢着他们，使他们接触不到一点外部世界，马、恩、列、斯的书不但相隔，又似乎太过“深奥”。正是在这种隔绝了一切知识信息和精神源泉的恐慌和饥渴中，人们与鲁迅相遇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下面引几位作家、学者的回忆。

“1968年冬天，一场政治灾难突然袭击我时，我几乎不知所措。……我独自在一间简陋的农舍里，忍受着愤激、无望和孤寂的折磨。我需要精神支柱。……当时我的手头上还有一本群众组织编辑出版的《鲁迅语录》，很厚，达500多页。我是那样珍爱这本小书，竟然剪下了一个笔记本的硬纸封面，把它改装成‘精装本’，使它免受损害。每天，当‘革命群众’到农田干活去的时候，我便从褥子底下拿出它来，通过它，去拜谒那个伟大的、睿智的、雄强的灵魂。……当我读到先生一些精辟透彻、酣畅淋漓的论述时，多想用笔把这些段落画下来，可是在当时我的家信也已受检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我担心他们会从中知道我‘顽固不化’的‘活思想’。不能标记下来，又惦念着，寻味着，这种隐蔽的欣喜，在我悒郁的感情中，算是难得的一点亮色。”[4]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农场。在我能带走的不多书籍中，鲁迅先生的作品几乎占了一半。在那周围没有更多书籍，也不允许读其他书籍的荒芜的原野上，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的火炉边，鲁迅先生是一个幸存者，在身边陪伴我们渡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我有一本红皮的《鲁迅语录》，是‘文革’中不知哪一派摘录下来作为战斗武器的，这时也成了我的宝贝，其中那些警句我至今都能背诵下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流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在铲地休息的时候，在麦田管小麦，在颠簸的爬犁上，在水利工地……我心中默念着这些警句，翻来覆去，滚瓜烂熟，却从来不觉得乏味，好像其中有无数道看不见的放射线，透视到我的灵魂里去了。有的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宗旨和信条。”[5]

“有些篇章无法连续读下去，因为读一句就有各种思想涌来。有些话一经接触便像砸进大脑的钉子，再也无法忘记。……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设想，当一种建立在自己人生体验基础上的思想因为意识到它的‘危险’而自我压抑的时候，当某种想法得不到阳光下的语言表达而又迫切地想要表达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现成语句，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这一切，我从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是他促使我进一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思考历史、思考人、思考自我和思想本身。……我喜欢思想，同时也害怕思想。而鲁迅把我从恐惧中部分地解救了出来。……因为作为抽象存在的鲁迅是被权威认可的，而他的思想竟然与我的想法如此贴近！在鲁迅那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面对鲁迅，我不再彻底地处于孤独当中，是他使我在暗地里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理直气壮。”“读鲁迅著作的感觉之所以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