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

争论的缘起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制度转型之中，因原有利益格局的剧变，而导致知识精英的严重分化，本人去年发表的《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有所分析，并提到即使被标识为“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会因为对权力资本化、社会公正的看法不同而分化，但当时并未涉及已露苗头的另一端，即高举左翼思潮旗帜、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垒的学人中，也发生严重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评价，与现代左翼思潮的主流，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他们正在从左翼思潮的阵地上游离出去。

此一端中的有些人，今年以来的言论，与××当局在思想界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相呼应，给人落井下石之感，显然有违知识分子的为人之本，多少引起我的一点兴趣，去观察和分析“新左派”中出现的这种杂音，以为不平则鸣，这当中，又有个别令人侧目者，如韩德强先生的一些说法，被我引用在以“言实”为笔名的《中国近期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一文（发表时标题被编辑改成《断炊的与分一杯羹的》）中，作为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极致标本，他的这段话，是我九月初才在《八面来风》杂志上题为《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中看到的，这是一篇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的文章，在结尾处韩德强先生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以“言实”为笔名的文章之所以特别拎出这段话来批评，是因为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迎合打压知识分子的做法，有违知识分子的基本道义，并可能在思想界成为不良范例的滥觞；但因主题的限制，对于他歪曲历史、尤其是歪曲×革史的研究方法，我还未曾涉及。在发表本文之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向韩德强先生表示，我很愿意与他讨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不过，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

什幺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学界通行的一个标准是：在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当中，只有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民众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特性，应当是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于直言的人。无论其思想观点接近左翼思潮还是自由主义，在这些基本点上应该不会有差异。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倾向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充当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他们的行为规范应该是相同的。显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赞同在思想界施行打压的做法的，然而，韩德强先生的那段话，将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关系视为“吃了人的就要忠于人”，首先颠倒了政府和老百姓到底谁养活谁这个基本是非问题，其次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说明韩先生似乎根本不明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为何物。

政府和老百姓：谁该感谢谁？

韩文中有句妙语：“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这里使用的排比句“人家的”，如果视为一种北京腔，那就是“我家的”的另一种说法，不信去问任何一个老北京，但我知道韩德强先生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所使用的这个“关键词”，毋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义，若将他的关键词“人家”换成“皇上”，可能更顺一点，不过也只有在晚清时期还能听到皇上王爷们如此训诫属下，也没见有人这样申斥农工商阶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儒家学说常讲的“取之于民”，其实就包含着连儒家也没否认民供养了官这一基本常识。在毛泽×时代，我们倒是听过太多诸如“政府给了人民什幺什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之类的习惯用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基本关系应该是早就“颠倒”过了的。在现代世界里，谁都知道，国家、公共资源及公民之间的关系为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思想家汤姆•潘恩在他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里早已谈得清清楚楚，韩先生这一充满了毛式精髓的表达，令人不禁有“今日为何朝”之困惑。

韩先生并不服气，在驳斥笔者的批评中大谈特谈谁应当纳税和如何用税。创造社会财富的不是政府（即韩先生文中的“人家”），而是民众，这是个本不必在此重复的社会常识，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得重申这些话，不免好笑。不过，因韩德强先生的观点之故，我不得不从这个基点出发，说明是不是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了，就得象韩德强先生说的那样对政府感恩不尽？

首先要说明的是，改革前中国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是建立在勒紧老百姓裤带、让大家过苦日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二十年前经济学界早就有定论的问题，这也不是什幺“中国特色”，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以后的必然策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城市职工得到的“工资”，只能算是低水平的生活费，其它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则以政府恩赐的“社会福利”形式给出；广大农民们得到的“工分”，也是满足了国家提留后剩下的极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工农大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部分都被国家集中起来运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又完全被“大跃进”、“山、散、洞”之类的投资决策浪费掉。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因“大跃进”而陷入严重困难、饿死数千万人的同时，花费巨额资金提炼重水、研究和试验原子弹和导弹的计划并未中止；在大饥馑的年份里，为了筹集外汇黄金进口必要的相关原材料和设备，中国还出口了数百万吨可以救活上千万条人命的宝贵粮食，难怪陈云当年曾经感叹过，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饿死人也不起来造反；１９７７年万里目睹了安徽农民穷得没裤子穿，也说了“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的话，未知韩德强先生，是真的稚嫩到了不熟悉这段历史呢，还是明知故犯，连陈云、万里尚有的那点恻隐都不想要？到此，我们倒很想问问韩先生的“良心”了！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用自己的钱买了股票来扶持国有企业、买了国债让政府有钱开支、或用个人储蓄支撑着国家银行系统免于破产的老百姓，就更没有什幺要“谢恩”的了。我１３年前发表于《经济研究》上的一篇关于改革中国民收入流程变化的论文早就说过，中国从那时起，政府就主要靠银行的资金，而不是税收，来维持全国经济的运转，而银行存款主要来自居民储蓄。后来，我也几次撰文提到，中国的金融，完全是靠政府信用支撑，民众也别无选择、只好把存款放在国家银行里，这种现状使政府得以用银行贷款养企业，维持经济繁荣。只要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有基本了解，就明白，这种“花钱买稳定”，其实是以民蓄买民心。可以说，随着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上市、国债发行逐年扩大，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政府主要是靠民众的财力在支撑和维持着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韩德强先生的话，如果要“讲良心”的话，应该不是老百姓感谢政府，而是政府要感谢全国老百姓，其中也包括要感谢知识分子。

第三，韩先生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评价。众所周知，毛时代政府养活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养士观念的余绪。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早已认识到，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改革以来好不容易才谈清楚的这个问题，到了韩先生这里又变得糊涂起来，仿佛知识分子们的劳动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知识分子完全靠政府养活似的。韩德强先生文中教训的，似乎是敢于批评改革前旧体制的学者，就算某学者是直接从国家财政部直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领的工资，是否就不应表达自己的独立看法了呢？要知道，这个在政府“养”的部门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拿了政府的工资，所交换的也只是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劳动，而不是社会批评的权利。

有了上述三个常识，我们就很清楚韩先生跳出来是要维护谁，对中国所谓“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失误、荒谬乃至血腥不能质疑，那又是一种什幺样的“良心”？假如按照韩先生提供的这种“逻辑”和“良心”，近一点说，大概毛泽东、林彪、四人帮都是冤枉的，而远一点说，今天的德国人就不可以质疑纳粹德国的罪恶，而应当怀念希特勒曾经给他们创造的“第三帝国”；今日的日本人也无须承认“南京大屠杀”，而应当高呼“大东亚共荣圈万岁”……韩先生是想逼迫人们承担这样一种他界定的“民族历史观”吗？

“中国特色”还是极权体制的共性？

现在我才毫不怀疑，由于中国拒绝象德国人检讨、反省纳粹那样，面对自己的大跃进、×革灾难，其结果就会出现类似韩先生者，中国人被剥夺了半个世纪还要被他骂作“没良心”。

凡是五、六十年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大跃进造成的惨状，朴实的农民们一“忆苦思甜”就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跃进彻底失败后毛泽东被迫沉潜了一段时间，国民经济休养了几年以后，毛为了转移目标，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文化大×命，以此证明自己的永远正确，将中华民族拖进了更大的灾难。

对这段历史缺少必要的清理，就使真相深深掩藏在欺骗、谬误的一团迷雾后面，充斥着用谎言写就的文本资料，中国人民的巨大生命代价却藏而不露。例如，对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官方言之凿凿的解释之一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且有一年的灾害是百年不遇的”，可是已公布的同期气象水文灾害资料却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灾害”。后来的“跛足改革”，单纯强调经济改革、禁止清理历史，事实上使得中国至今连象赫鲁晓夫做过的那种并不彻底的清理也从未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轻易地将这段历史是非搁置下来，其结果是，许多深知五、六十年代史实底蕴的老一代人，跳不出旧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不能还历史真面目；而一些年轻学人不了解当代史，却又不愿从事艰苦的史料挖掘工作，而是忙于搬用时髦概念“建树学术成就”，贸然曲解历史，为己所用，将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历史描画得更是一片混乱，这中间有一个时髦，就是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诠释极权体制的“合理性”，所谓“制度创新说”，韩德强先生的“良心观”，就来自这种“合理性”。

我的专业是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因此注意到他们总是强调中国改革前旧体制的本国特色，淡化那个体制与苏联模式的整体近似性，从而回避毛泽×中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联。事实上，中苏两国改革前的体制不仅总体上出自同一模式，而且两国改革前一系列的历史演变也惊人的相似，在苏联先后出现的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几十年后以相似的时间顺序又重复在中国出现。比如，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悲惨结局，中苏两国都是在政权基本立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工业化，发动完全违背农民意愿的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这一过程最终都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高压强制，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缺粮，数百万（苏联）、数千万（中国）农民饿死，连两国饿死的农民数量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十分接近。随后两国都不得不松动农业集体化政策，让农村休养生息，一旦农村情况好转，则又都再次巩固集体经济，从此农业就徘徊不前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苏两国都在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发动过“文化革命”。不少中国学者都知道第一个例子所涉实情，而对第二个例子就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毛并不是“文化革命”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属于斯大林。所以，指责“×革”的人不必把帐完全算在毛泽东的头上，赞赏“×革”的人也不能让毛泽×专享此美。从历史事实出发，追溯“×革”渊源，斯大林才是真正的老师，毛只不过是学生而已。早在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斯大林就发动过性质与中国六十年代“×革”差不多的“文化革命”，中国的这个运动的名称，与当年苏联这个运动的俄文名称只差一个字，中国的叫“文化大×命”，而苏联当年叫“文化革命”。中国的“×革”在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其实是苏式“×革”的再版，并无创新，许多口号和发动群众的做法也与当年苏式“×革”差不多。毛泽东的真正“贡献”只在于，他在模仿苏式“×革”时，又加进了满足他个人需要的权力斗争，即打击“走资派”，也许这就是为什幺苏联的“文化革命”的规模远远不及中国“文化大×命”声势浩大的原因之一。

后来邓小平的非毛化，虽然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打击“走资派”的政治策略，却未在同样程度上否定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恰恰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未肃清。如果有谁想从中国的“×革”中寻找“积极”因素，